1982年陈云的预言成真，上海市委派人奔赴长沙，取回两人骨灰赴京

消息最早出现在1982年春天。中共中央文件传至各大机关，字斟句酌地点明：潘汉年同志对党忠诚，其所谓“里通外国”完全失实，应予彻底平反。得知此讯后，上海市委随即与湖南方面联系，筹划接回潘汉年和董慧的骨灰。文件一式数份，盖着鲜红印章，送到长沙农场时，老工人们围在门口，嘴里反复念叨：“迟来的正义，还是来了。”

长沙偏城的那块小小陵地，是潘汉年夫妇最后的安身处。1977年7月，潘汉年在此弥留之际，握着妻子的手，轻声说过一句话：“总有一天，天会亮。”董慧点头，却没想到自己只比丈夫多活了一年多。1979年2月，她带着遗憾病逝，临终前对探望者低声嘱托：“替我等那封平反文件。”

把时间拨回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济议题之外，陈云忽然提到特殊历史案件，语速不快，却句句有力：“抗战时期在上海与各方人物打交道的不只潘汉年，我自己也做过。没有这些工作，敌后情报线撑不到胜利。”会场短暂沉默后，一位老同志直起腰板附和：“是得还他一个公道。”这番插曲，引得记录员放下钢笔多看了两眼，史料因此留下关键注脚。

为什么迟到二十多年？症结出在1943年那场被动会面。汪精卫身边头号干将李士群擅自安排，让潘汉年措手不及。事后国民党大肆宣传，蒋介石借题发挥，上海地下交通线险些全部暴露。延安方面随即派康生调查，潘汉年因保密惯性，没有第一时间汇报全部细节。错失坦白机会，疑云由此种下。

抗战结束，潘汉年负责接管上海情报网，解放战争期间屡次截获国统区电报密码，为三大战役提供路线图。1955年4月，他刚从天津执行任务归来，便在上海被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人当场扣押。有人在走廊里小声议论：“连汉年也出事，地下工作还能信谁？”拘押后不久，功德林监狱加了一间新的高墙房。

董慧的遭遇同样沉重。她出生香港富商之家，年轻时听过一次延安报告会，就背井离乡来到陕北。1939年被吸收进中央社会部，与潘汉年在上海并肩八年。1955年5月，她被作为“潘案关联人”羁押，直到1962年才获准出狱。她对看守说过一句带着倔强的话：“我只做过党的事，其余概无可说。”看守没搭腔，却把这句话完整写进笔录。

1966年风暴再起，潘汉年再度被打倒。董慧挺身而出，为丈夫辩护，结果被造反派推翻在地，肋骨折了两根。1975年夫妇被发配长沙茶山农场，身份卡片写着“普通劳动力”。当地老社员回忆，二人每晚仍在黑灯煤油灯下翻译日文报纸，只因“情报习惯改不过来”。

1977年夏日，农场闷热。潘汉年病危，董慧守着简陋病铺，两人交换了一场简短对话。潘汉年虚弱地问：“文件还没来？”董慧压低声音：“总会来。”这段对话被邻床工友偷偷记下，多年后成为平反报告中的旁证之一。

陈云的坚持推动了机关复查。档案袋被重新拆封，三十二卷材料逐份核对。上海、南京、香港三地多名老地下党员提供证言，最终确认：所谓“通敌”纯属误判。1982年初春，中央纪委、组织部、公安部联合签字，平反结论生效。

骨灰迁移过程颇费曲折。湖南、上海两地需协调火车运输时间，八宝山要核准入葬级别。4月13日夜，中转列车驶出长沙站，守护骨灰的干部一夜无眠。抵沪短暂停留后，次日转乘京沪线特快。列车长在车厢尽头立了块小木牌，上书“重要遗物—严禁震动”。

抵京当晚，中央礼宾人员亲赴车站。雨后的月台湿滑，有人轻声提醒：“小心，别晃。”骨灰盒覆以党旗，车灯映出鲜红与黑檀木的对比，场面肃穆而简短。次晨下葬时，无讷言致辞，无繁琐仪式，只有礼兵三响枪声。

潘、董二人传奇生涯至此画上句点。关于情报战的紧张岁月，年轻人也许难以体会，但在老地下工作者眼里，上海弄堂里递过的半张车票、租界咖啡馆里丢下的火柴盒，都曾决定阵地生死。这对夫妇以一腔孤勇撑起敌后谍网，他们的名字迟了二十二年才被扶正，却没有迟到更多。

档案馆里，平反文件最后一行写着：“特此通知，恢复名誉，予以从优抚恤。”语句冷静，却不难读出组织的歉意。那位曾在会场为陈云附和的老同志，听闻骨灰已安葬，轻轻叹了口气：“算是给老潘一个交代，也给那段历史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