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中院创新运用“碳普惠”减排量产品，探索生态修复新路径——滩涂何以“疗伤”

原标题：上海三中院创新运用“碳普惠”减排量产品，探索生态修复新路径——滩涂何以“疗伤”

本报记者 王英鸽 本报通讯员 奚晓诗 陈逸韵 张寒

2025年12月下旬，冷空气悄然降临，而上海崇明东滩却热闹非凡。

潮水退去，裸露的滩涂上泛起湿润的光泽。小天鹅、黑脸琵鹭、白琵鹭、豆雁、鸳鸯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相继抵达，一场候鸟迁徙越冬的大幕缓缓拉开。

“滩涂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地带之一。”时任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现任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洪波介绍。这片被誉为鸟类迁徙“国际加油站”的湿地，上世纪90年代曾因非法捕猎、产业污染陷入生态危机。

近年来，上海大力修复东滩生态，关停污染企业，厚植绿色发展底色。然而，已经造成的滩涂环境损失谁来“买单”？又该如何“买单”？

“上海首例‘碳普惠’替代性修复案就发生在这里。”洪波指向远处飞起的鸟群说道。

一块遗留在“东海瀛洲”上的“伤疤”

案件的源头，要追溯至崇明撤县建区之前。

2005年，某测量公司获准使用长兴镇3万平方米滩涂，并与崇明县长兴海塘管理所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但此后多年，该公司违规硬化地表，用作物料堆场、搭建机械设备和建设办公楼，还将部分滩涂转租用于生产，对滩涂生态造成持续性破坏。

崇明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其生态安全牵动长三角乃至全国。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后，上海全面开展滩涂历史遗留问题整治。上海市河长制办公室还曾向崇明区发出了《致河长的一封信》，明确整治思路和方向。

2022年，长兴海塘管理所与该公司签订终止协议，要求其拆除设施、恢复生态。

然而，纸面上的承诺，却迟迟未能落地。

公益诉讼“出鞘”，剑指“环保顽疾”

由于某测量公司没有按约拆除其搭建的设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2024年1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此案。

主审法官洪波了解到，据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出具的遥感监测报告显示，直到2023年4月，案涉地仍有约1.69万平方米的滩涂处于被占用状态。

“案涉滩涂位于长江口关键生态区域，其生态价值不言而喻。”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勇作为环境资源专家参与案件调查。在专家意见中，他指出：“长期违规占用导致滩涂的固碳功能、生物多样性支持功能持续受损，严重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共利益。”

最终，经评估，某测量公司的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总价值为73158元。

面对法律责任“利剑”，某测量公司终于有所行动，在公益诉讼当月，自行拆除了硬质围堤并恢复原状。

后经专家两次现场勘验确认，案涉地恢复滩涂植被及生态服务功能的条件已满足。

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洪波面前：案涉地的固碳等功能损失已经无法逆转，该如何让责任方为受损的生态“买单”？

固碳功能受损，“碳普惠”来破局

洪波和检察机关一同将目光投向了“碳普惠”替代性修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生态环境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上海“碳普惠”减排量产品，是将个人、企业的绿色低碳行为转化为可交易碳汇的创新机制。而以此作为替代修复方式，在上海司法实践中尚无先例。

2023年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上海三中院联合7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建立生态环境行民刑案件衔接机制的工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司法行政协同共治。依托这一机制，洪波找到了实践路径。

2024年7月至9月，上海三中院与相关单位先后两次召开专题推进会，围绕认购“碳普惠”减排量的适用情形、“碳普惠”如何运用于审判实践等问题开展研讨，最终确认可以在该案执行中首次尝试购买上海“碳普惠”。

2024年10月29日，上海三中院判决某测量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73158元，以购买上海“碳普惠”减排量产品的方式履行。次月，该公司完成1024吨“碳普惠”减排量购买与注销，其中1吨来源于轨道交通、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项目。

2025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通报近三年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工作成效，并发布8起优秀案例。上海首例“碳普惠”替代性修复案赫然在列。

“上海司法机关正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为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生态之城提供坚实司法保障。”发布会也为未来生态司法保护发出了有力动员。

在生态司法与自然的共同作用下，东滩这片土地正渐渐恢复往日生机。而当数以百万计的候鸟每年在此栖息停留，便是对司法守护生态文明最好的见证。（王英鸽,奚晓诗,陈逸韵,张寒）

（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