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六年不回家过年,我们卖房搬走,他追到机场跪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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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廿九的傍晚,我将最后一条腊肉挂上阳台。

窗外的爆竹声零零星星,炸开一片孤寂的红。

老伴唐秀华在厨房里,将一盘盘根本不会有人动筷的菜,热了又凉。

我们知道,今年和过去六年一样,大儿子张天翊不会回来。

他和他的妻儿,此刻正围在岳父丁宝山家的圆桌旁,笑语喧天。

但今年,我们连催问的电话都懒得打了。

当一种失望被岁月熬成了习惯,剩下的,只有冰冷的、带着一丝报复意味的决绝。

我们决定离开。卖掉这间装满三十年记忆、也盛满六年失落的老屋。

带着卖房得来的三百二十万,像两片悄然脱离枝头的枯叶,飘向温暖的南方。

我们没告诉任何人,包括儿子。

我们想看看,当初五那天,他如往年一般,例行公事般“拖家带口回来看”时,面对一扇陌生的门,会是怎样的表情。

我们更想知道,当那根名为“家”的线被我们亲手掐断,远在厦门的海风,能否吹散心头积压的、黏稠的酸楚。



01

天色暗得很快,铅灰色的云低低地压着老旧小区的楼顶。

我提着鼓囊囊的超市塑料袋,一步一步爬上五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依旧时灵时不灵,在脚下投下忽长忽短的影子。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熟悉的、略显滞涩的“咔哒”声。

屋里暖气很足,却透着一股驱不散的清冷。

唐秀华系着那条褪了色的碎花围裙,从厨房探出头。

“回来啦?买了这么多。”她的声音平平的,没什么起伏。

“嗯,看到蹄髈新鲜,还有你爱吃的春笋。”我把袋子放在玄关柜上。

袋子沉甸甸的,里面是远超两个人食量的年货。

我们心照不宣,谁也没提这过剩的置办是为了什么。

仿佛多买一些,这屋子就能多几分虚假的热闹。

她走过来,蹲下整理,拿出那颗硕大的柚子时,手顿了顿。

“天翊小时候,最爱吃这个,嫌我剥得慢,总急吼吼地自己上手。”

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

我没接话,脱了外套挂好,走到客厅窗边。

楼下有几个小孩在放小烟花,细碎的“噼啪”声和短暂的亮光,转瞬即逝。

对面楼家家户户的窗户都亮着,有些贴着崭新的窗花。

人影在暖黄的灯光里晃动,隔着玻璃,听不见声音,却能想象那喧嚷。

我们这个家,太静了。

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鸣,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过的汩汩声。

厨房传来有节奏的切菜声,唐秀华又开始准备晚饭了。

依旧是两个人的分量,却摆出了四菜一汤的阵势。

酸菜鱼、糖醋排骨、蒜蓉菜心、凉拌黄瓜,再加一个紫菜蛋花汤。

都是儿子以前爱吃的。

饭菜上桌,我们相对而坐。她给我盛了碗汤,热气模糊了她的眼镜片。

“喝点汤,暖暖。”她说。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滋味很鲜,却有些尝不出咸淡。

我们沉默地吃着,咀嚼声在空旷的餐厅里被放大。

电视机开着,播放着喜庆的节目,主持人声音高亢。

那热闹是他们的,与我们无关。

它更像一种背景噪音,填补着令人心慌的寂静。

我瞥见她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眼神却有些放空。

我知道,她又走神了,不知思绪飘到了哪一年的团圆饭桌上。

那时这张桌子挤得满满当当,儿子咋咋呼呼,抱怨学校作业太多。

我们笑着骂他没规矩,心里却像被蜜糖浸透了。

现在,桌子空了大半,我们的笑和骂,都失了对象,只能沉沉地坠回心底。

碗筷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扒完最后一口饭,起身收拾。

“我来吧,你看电视去。”她对我说。

我没坚持,走到沙发坐下,点燃一支烟。

烟雾袅袅升起,在电视屏幕变幻的光影里扭曲、消散。

窗外的烟花声似乎密集了一些,新的一年,正无可阻挡地逼近。

而我们的旧年,在儿子连续第六次缺席的除夕夜前,显得格外漫长而寒冷。

02

腊月三十上午,阳光难得地露了脸,将阳台晾晒的衣物打出斜斜的光影。

唐秀华在擦拭本就一尘不染的茶几,动作有些重复和机械。

敲门声就在这时响起了,不轻不重,带着熟悉的节奏。

是隔壁的老陈,陈德旺。

我起身开门,他一身簇新的深蓝色棉袄,手里拿着一副红艳艳的春联。

“老林,还没贴吧?我家小子单位发的,金粉大字,看着喜庆,多了一副,给你。”

老陈笑呵呵的,脸上皱纹都舒展开。

他是老邻居了,看着我儿子天翊长大的。

“哟,老陈,多谢多谢,快进来坐。”我侧身让他进来。

唐秀华也停了手里的活,笑着迎过来:“陈大哥,总惦记着我们。”

“街坊邻居住着,客气啥。”老陈换了拖鞋,目光在客厅里扫了一圈。

家里窗明几净,年货堆在墙角,透着冷清的丰盛。

他走到沙发边坐下,唐秀华赶紧倒了杯热茶过来。

“年货办得挺齐全啊。”老陈捧着茶杯,吹了吹气,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

然后,他顿了顿,那双看惯世情的眼睛抬起,望向我,又转向唐秀华。

声音放低了些,带着点不易察觉的试探:“那个……天翊今年,又不回来啦?”

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

电视机里欢快的拜年歌还在唱着,此刻却显得有些刺耳。

我看见唐秀华脸上的笑容僵了僵,像一张精心维持却突然破裂的面具。

她迅速垂下眼,伸手去整理茶几上本就整齐的果盘。

手指微微有些抖。

“啊……是,是啊。”她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点,试图显得轻松自然。

“孩子工作忙,亲家那边……也一直叫他们过去。那边老人年纪大了,图个热闹。”

她语速有点快,像在背诵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我们俩没事,清净,清净点也好。”

说完,她抬起头,努力对老陈扯出一个更大的笑容。

但那笑容里没有光,只有勉强和一丝来不及掩饰的难堪。

老陈是什么人,活了大七十岁,人情世故早看透了。

他眼里掠过一丝了然,随即化为淡淡的同情和叹息。

他没再追问,只是点了点头,喝了一口茶。

“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难处。你们……想开点,身体最重要。”

他又坐了一会儿,聊了聊天气,说了几句小区里的闲话,便起身告辞。

我送他到门口,他拍拍我的肩膀,力道很沉。

门关上了。

我转过身,看见唐秀华背对着我,站在阳台上,望着楼下。

肩膀微微耸动着。

我走过去,她没有回头。

我伸手,想搭上她的肩,却在半空停住了。

我看见她抬起手,用手背飞快地、用力地抹过眼角。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眼睛有些红,但脸上已经没什么表情了。

“春联……现在贴吗?”她问,声音有些沙哑。

“贴吧。”我说。

我们找出胶带,搬了凳子。

我踩着凳子,她在下面扶着,指挥着高低。

金粉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吉祥如意”“福满门庭”。

我们把旧年的期盼和失望覆盖,贴上崭新的、空洞的祝福。

贴完后,我们退后几步看着。

红纸映着斑驳的铁门,有些突兀,也有些凄凉。

“挺好的。”唐秀华说,转身进了屋。

我跟进去,听见厨房传来哗哗的水声,她在洗那副老陈用过的茶杯。

洗了很久,水流声持续不断。

我坐在沙发上,摸出烟,却没点。

老陈那句话,和她转身抹泪的背影,像两根细针,扎在心里不深不浅的位置。

不致命,但那绵密的、带着锈蚀感的疼,却丝丝缕缕地弥漫开来。

不是滋味。

这四年,每次别人问起,我们都要这样解释一遍,表演一遍“通情达理”。

演到最后,我们自己都快信了。

只是那强颜欢笑的后面,是越来越深的裂缝,和越来越冷的期待。

今年的裂缝,似乎格外深,深得望不见底,冷得让人打颤。



03

午饭是简单的面条,昨天剩的排骨汤做浇头。

我们吃得沉默。下午,唐秀华开始准备年夜饭的饺子馅。

韭菜鸡蛋虾仁馅,天翊最喜欢的口味。

她剁馅的声音很均匀,在安静的午后显得格外清晰。

我坐在一旁剥虾仁,滑腻的触感让人有些心烦意乱。

思绪不受控制地飘回到六年前,那个同样寒冷的冬天。

天翊和静萱刚结婚半年,新婚的喜气还没完全从我们眉梢散去。

那年腊月廿六,家里的电话响了,是亲家丁宝山打来的。

他声音洪亮,透着北方人特有的热情,隔着听筒都能感到那股热乎劲。

“亲家啊,忙着呢?快过年了,提前给你们拜个早年!”

寒暄过后,话锋一转。

“是这样,静萱她妈,今年身体一直不大爽利,老念叨女儿。”

“家里就我们两个老的,过年冷清得不行。静萱这孩子又孝顺,心里挂着。”

“我和她妈商量,今年就让小两口来我们这边过年,热闹热闹。”

“也正好认认门,走走这边的亲戚。你们看……方便不?”

话说得滴水不漏,理由冠冕堂皇。

体恤亲家母身体,成全儿媳孝心,认门走亲戚,哪一条都让人难以拒绝。

我当时握着话筒,看了一眼旁边满脸期待的秀华。

她正竖着耳朵听,手里还攥着抹布。

我心里也有些不是味儿,这是儿子新婚第一年啊。

按照老理儿,怎么也该在男方家里过。

可对方话说到这份上,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显得我们多不通情理似的。

电话开了免提,秀华也听到了。

她脸上的期待慢慢黯淡下去,嘴唇动了动,最终没出声。

我听见自己对着话筒说:“亲家太客气了,应该的,应该的。”

“静萱妈妈身体要紧,让孩子们过去热闹热闹也好。”

“我们这边没事,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丁宝山那边立刻传来爽朗的笑声和一连串的道谢。

挂了电话,屋里好一阵没人说话。

秀华默默地继续擦桌子,擦得格外用力。

晚上天翊下班回来,我们跟他说了。

他脸上掠过一丝犹豫,看了看我们,说:“爸,妈,要不……今年我就……”

“去吧。”我打断他,“你岳父电话都打来了,一片心意。别让人家觉得咱不懂事。”

“就是,”秀华也接口,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快,“第一年,去认认门也好。我跟你爸没事。”

天翊如释重负,又带着点歉意:“那……明年,明年一定回来陪你们过年。”

我们笑着点头,说好。

那时我们真的相信,这只是特殊情况,只是“第一年”。

我们还特意多准备了一份年礼,让天翊带给亲家。

送他们出门那天,小两口穿着新衣,喜气洋洋。

静萱挽着天翊的胳膊,笑着对我们说:“爸,妈,我们过完年就早点回来!”

车子开远了,尾灯消失在街角。

我和秀华站在寒风中,互相看了看,转身回家。

那年的除夕夜,我们两个人,对着满桌子菜和空着的两个座位。

第一次觉得,这房子真大,真安静。

我们以为的“特例”,却成了往后所有春节的定例。

那通电话,像一把钥匙,不经意间打开了一道门。

门里是亲家热闹的团圆,门外,是我们逐年冷却的等待。

而“明年一定回来”这句话,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变成了一个苍白的、不断重复的承诺。

每次提起,分量都比上一次更轻,直到轻如鸿毛,再也吹不起心底半点涟漪。

“虾仁剥好了。”我把小碗递过去,打断了回忆。

唐秀华接过,把虾仁倒进韭菜鸡蛋馅里,开始搅拌。

她搅得很用力,手臂的线条绷紧了。

“六年前,也是这个馅。”她忽然说,声音低低的。

我没应声,只是看着盆里渐渐混合均匀的馅料,绿、黄、粉白交织。

像我们这些年混杂不清的体谅、失望和说不出口的怨。

04

饺子包完,整整齐齐码在盖帘上,像一群等待检阅的白胖士兵。

唐秀华去厨房烧水,准备下饺子当作晚餐的一部分。

我打开电视,随便调到一个频道,里面正重播往年的春晚小品。

演员卖力地抖着包袱,观众笑声如潮。

但那些笑声是罐头装的,隔着屏幕和时光,传不到心里。

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响。

她下了一盘饺子,白色的水汽蒸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身影。

电话在这时突兀地响起。

不是手机,是那部用了十几年的暗红色座机。

铃声在空旷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尖锐刺耳。

我和秀华的动作都顿住了。

会是谁?这个时间,亲戚朋友的拜年电话通常要等到除夕夜。

她关了火,擦擦手,快步走到电话旁,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眼神复杂地看向我。

是儿子天翊的号码。

她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喂,天翊啊?”

她的声音下意识地放柔了,带着期盼。

我听不见儿子那边说了什么,只看见她脸上的光,随着听筒里的声音,一点点黯淡下去。

“……哦,已经在路上了啊?挺远的,开车注意安全。”

“……嗯,没事,不用惦记。我和你爸挺好的。”

“……年货都办了,对对,放心吧。”

“……给孙子买的玩具?好,好,先放着,等你们回来……”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平,最后几乎只是在重复“好”、“嗯”、“知道了”。

厨房飘来淡淡的焦糊味,饺子煮过头了。

她对着话筒,努力想挤出点笑,但那笑容只停留在嘴角,到不了眼底。

“行,那你们好好玩,代我向亲家问好。”

“嗯,挂了。”

她慢慢放下听筒,手指在冰冷的塑料外壳上停留了几秒。

然后转过身,走向厨房,重新打开火。

背影有些僵硬。

“说什么了?”我问,尽管已经猜到了大半。

她没回头,用漏勺搅动着锅里有些破皮的饺子。

“说他们已经到静萱家了。路上堵车,比预想的晚。”

“说过两天……等那边亲戚走得差不多了,再找时间回来看看。”

“让我们别等他们吃年夜饭。”

她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是在转述天气预报。

“还是那些话。”我哼了一声,摸出烟点上。

烟雾缭绕中,过去几年的画面纷至沓来。

第二年的春节前夕,天翊在电话里支支吾吾。

“爸,静萱她爸说,去年我们回去了,今年她家那边的表亲都想见见……”

“而且小宝刚出生,路上折腾怕孩子生病……”

第三年,理由变成了“静萱妈妈身体又不大好,离不开人”。

第四年,是“我年底项目特别忙,好不容易放假,想带静萱和孩子去海南放松一下,直接从那边飞她家”。

第五年,甚至连像样的理由都少了,只剩一句“爸,妈,今年我们还是去那边”。

从最初的体谅,到后来每次节前忍不住的催促、小心翼翼的询问。

再到电话里渐渐激烈的争执,我问他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他烦不胜烦,说我们给他压力,不理解他的难处。

说岳父母就静萱一个女儿,年纪大了孤单。

说我们还有妹妹(虽然远嫁),而静萱家只有她。

说来说去,道理都在他那边,我们成了不通情理、步步紧逼的父母。

争吵之后,往往是更长久的冷战。

春节那几天,家里的气氛比冰窖还冷。

秀华总是偷偷哭,眼睛肿着,却还要在接到儿子拜年电话时装作无事。

而我,除了闷头抽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催促和争吵都改变不了什么,只会把彼此推得更远。

去年,我们没再主动打电话催。

他似乎也松了口气,只在除夕夜发来一条群发的拜年短信。

还有几张他们在岳父家吃团圆饭的照片。

照片上,一大家子人围坐,笑容满面。

丁宝山红光满面地举着杯,静萱抱着孩子靠在母亲怀里。

天翊坐在静萱旁边,笑得有些刻意。

那张圆桌很大,很满,没有我们俩的位置。

那顿饺子,我们吃得索然无味。

破皮的饺子裹着油腻的馅,味道有些发苦。

我们谁也没再提儿子一家,只是沉默地吃完,沉默地收拾。

窗外,夜色完全笼罩下来,远处的城市灯光连成一片璀璨的星河。

更远处的天空,偶尔炸开一朵绚烂的烟花,照亮一瞬间的夜空,旋即复归黑暗。

今年的沉默,与往年不同。

少了些焦灼的期待和失望后的怨气,多了些死水般的平静。

以及,在这平静底下,悄然涌动、冰冷刺骨的什么东西。



05

除夕夜终于在电视里震耳欲聋的倒数声中过去了。

“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

屏幕内外一片欢腾。我和秀华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瓜果零食。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低声说了句:“新年好。”

算是完成了仪式。

没有拥抱,没有更多的话语。

初一的早晨,在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中醒来。

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该去附近的庙会转转,或者在家等待可能来拜年的老同事。

但今年,我们都没动。

家里太安静了,静得让人心慌,也让人清醒。

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寒意,从骨头缝里渗出来。

不是对儿子的愤怒,那愤怒早已在一次次失望中燃尽了。

也不是深切的悲伤,眼泪也似乎流干了。

是一种钝重的、冰冷的绝望,像一层厚厚的冰,裹住了心脏。

它让你对“团圆”这个词彻底失去了想象和热望。

秀华在客厅里慢慢踱步,从阳台走到门口,再走回来。

手指无意识地拂过电视柜、沙发扶手、冰箱门……

仿佛在触摸这个家里最后一点温度,最后一点记忆。

她停在儿子的房间门口。

那房间一直保持着原样,即使他婚后很少回来住。

书架上还有他中学时的课本,墙上贴着泛黄的球星海报。

床单是她去年新换的,天蓝色格子,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

她推开门,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背影单薄而倔强。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

房间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混合着旧书、淡淡的樟脑丸和我们记忆的味道。

“这房子……”她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太大了。”

“打扫起来累,冬天暖气费也贵。”

“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声。”

她没回头,像是自言自语。

我明白她的意思。这房子承载了太多,也空旷了太久。

每一次儿子不回来的春节,这空旷就被放大一次,狠狠砸在我们心上。

“我昨天……看到老李头他们一家子了。”她继续说。

老李头是以前厂里的同事,住隔壁单元。

“儿子闺女,孙子外孙女,全回来了,挤了一屋子,吵得人头疼。”

“老李头嘴上抱怨,笑得却见牙不见眼。”

她停顿了很久,长长地、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有羡慕,有酸楚,更多的是认命般的疲惫。

“咱们……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活活了?”她终于转过身,眼睛红红地看着我。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那扇封闭已久、同样冰冷的门。

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信号,等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理由,来推动那个盘旋已久的念头。

“你想怎么做?”我问,声音异常平静。

她走到沙发边坐下,双手交握着,指节有些发白。

“以前总想着,这房子得给他留着,这是他根。”

“万一他在外面不顺心,还有个地方回。”

“现在看……是我想多了。他不需要了。”

她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向我,里面有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俊力,咱把房子卖了吧。”

“换个地方,小点的,暖和的。离这儿远远的。”

“钱攥在自己手里,想去哪儿去哪儿,想怎么过怎么过。”

“也省得……省得年年这时候,像个傻子一样,巴巴地等着,自己难受。”

话说到最后,带了哽咽,但她死死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沉默着。这个念头,我动过不止一次。

尤其是最近两年,看着房价节节攀升,这老房子地段不错,能卖个好价钱。

而我们,就像守着华丽坟墓的守墓人,守着一段早已褪色的、关于“家”的幻觉。

“卖了吧。”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坚定。

“我打听过,咱们这户型,楼层也好,卖个三百来万不成问题。”

“去南方,找个海边小城。你不是一直想看海吗?”

她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连后路都想好了。

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但这次,不是悲伤,更像一种积压太久的宣泄和解脱。

“真的?”她问。

“真的。”我点头,“今年,就今年。不等了,谁也不告诉了。”

“悄悄地办,办完了,咱们就走。”

她用力点头,用手背抹去眼泪,眼神渐渐亮起一种陌生的、带着伤痛的希望光芒。

那天下午,我们没再沉浸在自怜的情绪里。

我第一次,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开始盘算。

找出藏了好久的房产证,回忆购房时的细节。

在心里罗列需要联系的中介,估算价格,考虑交接时间。

秀华开始,以一种近乎狠绝的态度,整理家里的物品。

哪些要带走,哪些要处理,哪些干脆扔掉。

仿佛不是在整理一个住了三十年的家,而是在清理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决绝的背后,是更深重的伤痛。

但这一次,我们选择用行动来埋葬它,而不是年复一年地,在春节这个伤口上撒盐。

当我们终于做出这个决定时,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了我们。

那是一种断尾求生的痛楚,也是一种斩断所有纠结和期待的轻松。

未来突然变得模糊而空旷,但也因此,有了一丝属于我们自己的、微弱的可能。

电话静静地躺在茶几上,整个春节假期,它再也没有响过。

我们知道,儿子一家的“回来看”,大概又要拖到初五初六,像往年一样。

一份迟到的、带着敷衍的“探望”。

但今年,我们不想等了。

我们,要先走了。

06

决定一旦做出,行动便快得惊人,也沉默得惊人。

我避开所有可能遇到老邻居的时间,联系了几家中介。

看房的人一拨接一拨,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陌生而刺耳。

他们评头论足,挑剔着装修的老旧,也赞叹着户型方正和地段便利。

我和秀华退到小小的阳台上,看着那些陌生人在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空间里走动。

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大块。

但谁也没说反悔的话。

中介小周是个精干的小伙子,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林叔,您这房,抢手。”

“挂三百二十万,真心要,还能谈谈。但我估计,低不了太多。”

三百二十万。这个数字沉甸甸的。

是我们三十年的血汗,是儿子从小到大的记忆,也是我们未来生活的全部凭依。

买主是一对准备结婚的年轻情侣,看中了这里的学区。

他们眼神明亮,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就像三十年前的我们。

价格没怎么磨,三百二十万,一口价。

签合同那天,我的手有些抖。

秀华紧紧攥着衣角,指甲掐进了掌心。

但当笔尖落在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竟有一种虚脱般的平静。

仿佛签下的不是卖房合同,而是一纸断绝过去的声明。

接下来是疯狂的整理和丢弃。

儿子小时候的玩具、奖状、穿不下的衣服……

我们的旧家具、老照片、积攒了一辈子的零零碎碎。

大部分都送给了收废品的,或直接丢进了垃圾站。

秀华处理得异常果断,甚至有些狠心。

只有一个小铁盒,她偷偷留了下来,放在要带走的行李箱最底层。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儿子出生时的小脚丫印、第一颗乳牙、全家福……

那是她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掉的,最后的念想。

搬家的前几天,家里已经空了大半,显出原本破败的模样。

墙上还有挂画留下的浅印,地上有家具放置的痕迹。

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

除夕夜包的那些饺子,后来我们没怎么吃,剩下的也扔掉了。

没必要再留着,提醒自己那徒劳的等待。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房子彻底清空了。

我们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背后靠着冰冷的墙壁。

最后一晚,在这个即将不再属于我们的“家”里。

月光透过没拉窗帘的窗户照进来,一片清冷。

“都好了?”她问。

“都好了。”我答。

“明天几点的飞机?”

“下午两点。到厦门,天应该还没黑。”

我们没再说话,就这么坐着,听着这座老房子在夜色里发出的、最后的细微声响。

仿佛在聆听它缓慢的、走向终结的呼吸。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

两个不大的行李箱,一个随身背包,就是全部家当。

锁上门之前,秀华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晨曦透过窗户,照亮空荡房间里的浮尘,纷纷扬扬。

她的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有眷恋,有痛楚,有解脱,也有一丝迷茫。

然后,她轻轻带上了门。

“咔哒”一声轻响,三十年,关在了身后。

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亲戚朋友,像两个逃跑的士兵,悄然撤离了坚守多年却早已失守的阵地。

出租车驶向机场,窗外熟悉的街景飞速倒退。

城市还在新年的慵懒中未完全苏醒,偶尔有红色的爆竹碎屑粘在路边。

秀华一直看着窗外,直到那些熟悉的景物彻底消失。

在机场,我们换了登机牌,过了安检。

坐在候机大厅里,周围是南来北往、奔赴各自团圆或旅途的陌生人。

喧嚣与我们无关。

我握着她微微发凉的手。

她的手很瘦,皮肤有些松弛了,但握起来,还是能感到相依为命的力量。

“怕吗?”我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说:“就是心里……空得慌。”

飞机冲上云霄,穿过厚厚的云层。

下方是我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渐渐缩成一片模糊的、灰色的几何图形。

然后被无边无际的云海彻底覆盖。

我们离开了。以三百二十万的价格,卖掉了过去的全部牵绊。

也卖掉了儿子心中那个“永远会在原地等待”的家。

飞向一个只有海风、阳光和陌生人的南方。

而我们唯一的儿子,此刻或许正带着妻儿,在岳父家的餐桌上谈笑风生。

对这一切,毫无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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