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诗史交融 号角长鸣 —— 何南的长篇叙事诗《号角》

高洪波：诗史交融 号角长鸣 —— 何南的长篇叙事诗《号角》

诗史交融 号角长鸣

高洪波《人民周刊》（2025年11月11日 第 10版）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云南晨光出版社近日联合主办“号角嘹亮 为国而歌”——长篇叙事诗《号角》作品研讨会。本期“好书荐读”选登部分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从专业视角阐释《号角》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在云南生活过10多年的诗人，我深感与在座各位云南同行的缘分与共鸣。我们共同关注的抗战题材，恰如《号角》这部长篇叙事诗所折射的深刻内涵。这部长篇叙事诗于今年6月在北京国际书展上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我作为嘉宾亦有出席。在简短的发言中，我不吝对这本书的赞美之词，提出了这是一本很好地结合了“诗”与“史”的优秀作品。

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就诗歌与宣传的关系提出观点，我亦摘录于此：“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好诗既使用和不用都无关结合用。”我虽未亲践其道，却始终对此言印象深刻。在当前诗歌屡遭质疑的语境下，这首如号角般的诗作仍彰显出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历经数十年笔耕，深知诗歌创作本身即是一种坚持和信念。

作家、诗人何南近年来推出多部面向青少年、关怀成长挫折、回顾国歌历史的文艺作品——不尚虚饰、立足本土，我认为其意义深远。

就本次推出的诗作，我想阐述三点体会：

第一，该作品实现了叙事与抒情的有机融合。

聂耳的故事，不同于早年电影《聂耳》（赵丹主演）中所呈现的单一形象。我在优质放映环境中观看过这部黑白影片，夏衍等艺术家的表演精湛，至今记忆犹新。

随着时代发展，聂耳的事迹不断被重新解读与传承。他年仅23岁便离世，生命如流星般短暂而璀璨，为中国文艺天空留下不朽的光辉。

聂耳令我想起故乡的烈士麦新——《大刀进行曲》的作者，他在科尔沁草原遭遇匪患英勇就义。据载，牺牲时他仍紧握枪械，手指难以分开。我故乡的通辽市开鲁县亦建有相关纪念馆，近日我重访故地，感触良多。《大刀进行曲》这首作品于我而言，几近“准国歌”的崇高地位。我们自小聆听这些作品，政府亦倡导我们铭记：那个年代每个人以不同方式奉献生命，共同铸就了历史的见证。

第二，聂耳与麦新以不同方式谱写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诗人以20余章的精炼诗句，勾勒出聂耳辉煌的一生。作品以传记为叙事框架，融抒情于凝练语言之中，避冗长而扬诗韵，充分展现出诗歌的形式与声律之美。

此前我并不熟悉何南，但通过其作品，可见其诗艺娴熟、功底深厚，尤其在用韵与现代诗体把握上表现突出。

本书既为传记之诗，亦属诗之传记。叙事诗易陷冗赘，然如早年所读闻捷所作《复仇的火焰》——以王震部队平定新疆乌斯曼叛乱为背景的三卷叙事长诗——却结构严谨、韵脚缜密，当时在部队中我视之如小说阅读。另如郭小川的《雪与山谷》，后被改编为电影《一个和八个》，皆属叙事长诗佳作，惜乎近年式微。

而何南的《号角》成功规避了叙事拖沓之弊，拓展了抒情维度，读来余韵悠长，具“口角生津”之美感。20世纪60年代叙事长诗的创作高峰渐远之后，我们已许久未遇如此气韵生动、叙事与抒情相得益彰的佳作，它的出现，堪称这一传统体裁在当代的可贵回响。

第三，诗作在叙事与抒情间取得平衡，完整呈现了聂耳的生命世界。

通过文本，我进一步了解到诗人的背景与用心。诗中涉及的故事与历史细节，如田汉、夏衍等左联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同样在诗行间得到呼应——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段与人物形象，不仅反映出作者对史料的精心遴选与组织，更可见其以诗续史、以情铸魂的创作追求，进一步体现出这一代诗人共有的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

可以说，何南做到了“实笔”与“诗笔”两相宜，是一种从容的融汇叠加，而非简单的生硬套用。题材虽老，读来却新，在宏大叙事中透出诗意，也体现出作者的担当意识。

（作者为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

何南《号角》：叙事诗里的事与情

《号角》：叙事诗里的事与情

陈香《人民周刊》（2025年11月11日 第 10版）

在自身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叙事诗形成了独特的诗体特征和审美特质。它既不同于往往作为中国诗歌代表的抒情诗，也不同于完全追求客观化叙事的西方叙事诗，或客观化的小说和戏剧，而是在吸收抒情诗和小说、戏剧等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形态：以诗独有的抒情之美来驾驭叙事。

显然，作家何南的新作《号角》，正是一部对中国叙事诗传统进行继承发扬的长篇叙事诗作品。该作记叙的是音乐家聂耳短暂而又激情澎湃的一生，聂耳的成长经历又印证和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洪流，再现了青年知识分子以文艺为号角，唤醒民众、激励民族自救的历史画卷，体现了进步文艺家们在抗战期间的奉献、牺牲和历史作用。在众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学作品中，视角尤为新颖独特。

小说的形象思维以再现为主，力求吻合日常生活中的感知；诗的形象思维则以主观为主，力求以感知的变形而引发诗意。然而，在叙事诗中，如何实现抒情与叙事的水乳交融？抒情过多，则不宜于叙事的推进和铺陈；叙事过密，则变成了韵语的小说或散文，失去了叙事诗以“诗化意识”来反映时代和生活的本质特征。同时，与抒情诗相比，叙事诗还应具有更为宏大的体式结构——从而为反映时代与社会，包括为体现丰富多层次的诗人个体的体验与认知——提供空间。

从《号角》来看，作品以事为经、以情为维，既有饱含诗情的笔墨，又有得当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更有丰富的内心情感的奔流。仔细分析，该作以弹性处理故事情节，扩大时空涵盖，对形象主体情感和精神的寻求与塑造三点，达到了上述的艺术效果。

首先来看对故事情节的弹性处理。

叙写一个人物，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宽度。与之相适应，叙事作品或将采取时间序列、空间共时、或时空交错的叙事顺序。

《号角》一书并没有片面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汲取戏剧的表现手法，选取最具深层内涵的事件做流动呈现，从而连接时空顺序。由此，对作者所提出的考验是，需要凭借文学家的素质，对原始材料加以选择和提炼，将聂耳的人生极有层次且真实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作家还必须具备对复杂特定社会环境、时代风云的把握能力。可以说，《号角》突出刻画了聂耳人生中的重大事件，领略了人物的心理动机及人生命运的丰富百态，而非平面的、单线条行进的生平载述，展现了一位文学家的素养。

对故事情节的弹性处理，为诗意的流动提供了空间。作者移情于事、寓情于事，让作品的内情与实境共生。虽然叙事是诗人主体感受的附着体，但作者在人物身上始终倾注着对人生使命和人生价值的诗意阐释，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较为理想地实现了叙事性与抒情性的结合。

其次，这些最能代表人物形象本质的事件与行动，虽然是为形象的最终确立而服务的，但塑造传达时代信息的形象载体，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与传达，首先具有反映和重现某一时代现实的作用。

艾青认为，“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也必须揉和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号角》即是这一论点的注脚。

从昆明到广州，从广州到上海，聂耳的人生起伏，连接着《渔光曲》《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多部进步影片的上映经过，连接着《卖报歌》《毕业歌》《梅娘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传唱一时的“人民歌曲”的创作历程，更连接着艾思奇、蒋光慈、黎锦晖、王人美、金焰、田汉、吕骥、张曙等一众进步文艺家的抗战往事。由此，作品以个体的生活与命运包孕现实与时代，再现了一个救亡图存的年代，进步文艺家以文艺启蒙民众，为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为实现民族的自由、解放、独立而擂鼓呐喊的时代画卷。

形象的寻求与塑造，既是客观生活的提炼过程，也是主体情感客体化的转换与表现过程。主体情感渗透于形象之中，从而使客体形象具有丰富的意蕴。《号角》深谙这一点。作品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时，矛盾冲突不仅仅通过人物间的语言、行动外在表现出来，而是同时呈现出内心化特征——关注生命个体的所想所思，并为个体表达内心体验创造相应的环境氛围。由此，客体与主体的交融，内心体验和再现客观世界的双重性，使这部作品获得了浓郁的诗意。

诗人的天职，在于以生命感受悲欣，以赤诚的话语表达人生体验；内心体验和再现客观世界的双重性，使得对叙事诗的阅读获得了更为饱满的复调性特征。同时，《号角》一书的句式错落有致、流畅自如，看重诗的内在节奏与自然形态，使读者的阅读更为自由和愉悦；《号角》既是书名，更是贯穿全诗的核心意象，点染人物、贯通情节。以上种种，皆是该书作者的匠心所在。

一直以来，少儿主题出版在孜孜探索更具温度的文学性、人文性表达，更为可感可染的创作形式和出版方式，更加开放、多元的图书主题、题材和呈现方式。目前，少儿主题出版向文学领域拓展的呈现方式主要是以儿童小说为主，但其实儿童叙事诗既有纪实性叙事为基础前提，又有虚构的想象叙事补充细节，更有着属于诗歌自身的浓烈的抒情性和诗化风格，是一个具有多重美学风貌的纪实性叙事文学空间。

所以，对于少儿主题出版的文学性拓展而言，除了书写生活，即以儿童小说的形式来承载主题外，也可注重情感的力量，比如诗歌。因为文学作用于人的心灵，少年儿童可在审美的体验与感受中，在他人的经验中，认同、洞察、移情和感悟，这是叙事之外的情感的作用、抒情的力量。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