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随笔：藏在时光里的儿时记忆

年终随笔：藏在时光里的儿时记忆

2 026年的钟声已然敲响，我却仍蜗居在新民的家中，毫无睡意。原本的计划，是2025年12月31日下班后驱车返乡的。可转念一想，若要寻一方清静，好好盘点我的2025，倒不如就留在这无人叨扰的小天地里，奋笔疾书，将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付诸笔端。待文章梳理完毕，夜色已深，时钟悄然滑过晚上九点。此时再匆匆赶回老家，终究少了几分郑重的意味，倒不如安守在新民，将那些写了一半、有头无尾的文稿，一一拾掇完善 。

前几日，我还将2007年以来写下的部分游记文章，逐一修改润色，辑录成了一本文集。接下来的打算，是为这些文字配上相应的照片，再打印装订成册。只是，每一次外出闲游时拍下的相片，有的因时隔久远，早已不知 所踪；有的则被深埋在某个文件夹里，遍寻不见。要从数万张旧照中，打捞起与文字相映的彼时风景，谈何容易？一番翻检折腾下来，又是几个小时悄然流逝，不留痕迹 。

时光的洪流总是裹挟着许多人事向前奔涌，有些片段会被岁月的风沙慢慢磨平棱角，渐渐隐没在记忆的褶皱里，再提起时只剩模糊的轮廓，仿佛从未在生命里刻下过痕迹。

可那些被淡忘的，未必是毫无意义的。就像落在泥土里的种子，或许没能长成参天大树，却悄悄滋养了一方土地；就像掠过耳畔的风，没留下具象的形状，却曾拂过发梢的温柔。那些消失的瞬间，其实早已化作生命里的底色，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我们后来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心境。

而我们能做的，便是把那些值得珍藏的，妥帖安放—— 或是写进纸笺，或是融进歌谣，或是讲给后来人听，让那些闪光的、温暖的、难忘的，在时光里留一盏不灭的灯。

我的故乡在五龙。出生时， 五龙还是一个大队，囊括如今的上下五龙、茶腰、大毛坡、山脚渡，共九个生产队。1984年，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五龙大队正式更名为五龙村，各个生产队也随之调整为对应的村民小组。只是年少的我们，对 “大队” 与 “村”、“生产队” 与 “村民小组” 的区别，并无太多清晰的认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恍然知晓，原来村就是从前的大队，村民小组便是昔日的生产队。

常听父母与家中长辈说起，幼时的我体弱多病。那时父亲在上五龙的大队加工房务工，几乎每日都是早出晚归，日日背着我忙活生计。那座加工房坐落在上五龙的中段偏下位置，是一栋四列三间的木质老屋，左右两侧还各带两间厢房。屋子中间的两间并未砌墙隔开，只留着通透的空间，方便安置各类加工机器。直至今日，我仍清晰记得安放面条机的位置。那时候，加工房用的是石笋沟电站的电，电力供应极不稳定，遇上停电的日子，便只能靠人工搬动机器，才能将面条制作出来。

加工房里，声响最大的当属磨面机，在我们当地，人们都唤它“钢磨”。钢磨上装着一个可调节的转盘，用来研磨的小麦，皆是村民们自家栽种的。若要将小麦制成面条，得先把麦粒磨成面粉，通常要反复研磨三四遍才行。随着研磨次数的增加，那转盘也需越调越紧，直磨到面粉泛出淡淡的麦麸色泽，方才停手。

与父亲一同在加工房共事的，除了我自小便熟知的段廷富伯伯，还有一位，便是后来转行从教的陈进贵老师。

相较于同龄人，我算得上是启蒙较晚的孩子。父亲本是读书人，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可在那个为生计奔波的年代，终究是没能硬逼我，多半是顺着我的性子来。记得七岁那年，早就到了该入学的年纪，可任凭父母怎么劝说催促，我都执拗地不肯进校园。直到八岁时，眼看身边的小伙伴们大多都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才主动动了读书的心思。

那时候的乡村，没有幼儿园，更没有学前班，孩子们一踏入校园，直接就上一年级。我的启蒙老师，是上五龙的周正乾老师。彼时的周老师已年过五十，性子和蔼可亲，待人温厚。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记起他上课的模样—— 讲起课来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即便高年级的同学偶尔拿他打趣，他也从不生气，总是笑着摆摆手就过去了。

上一年级那年，班里来了个邓姓转学生。巧的是，他的哥哥正好在我们学校任教，具体教哪一科，我如今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有一回，这个邓姓同学竟在教室里当众拉了屎，结果被他哥哥严厉地揍了一顿。这件事后来成了全校的笑谈，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成了同学们课间打趣嘲笑的对象。

上二年级时，教室挪到了一年级的楼上，楼梯是从教室后方绕上去的。那段时光的记忆大多已经模糊，唯独记得有一回和上五龙一位姓X的女生闹了矛盾，两人扭打起来，还是三弟闻讯，噔噔噔跑上楼来帮我解围，其余的细枝末节，竟都想不起来了。

到了三年级，我们的教室搬到了校门口最靠前的那间干打垒屋里。班主任是来自大池麻窝的向庆友老师，这一年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班上那场闹剧——下五龙的陈姓男同学，竟和茶腰的一位田姓女老师起了争执，闹得不可开交，这事在当时的校园里，可是传遍了的。

四年级这一年，记忆像是断了线的风筝。秋季学期我转去了银江上学，年后才转回五龙小学。至于回来后坐的是哪间教室，班主任又是哪位老师，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那一年班里发生过什么事，更是半点都记不起来了。

五年级时，教室换到了干打垒屋子的中间那间。班主任是向应彬老师，数学则由向应光老师教。也是在这一年，陈进贵老师来到了我们班，教的好像是历史课，反正不是主科的语文和数学。而这一年的种种，却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极深的印记，至今想来，依旧清晰。

班主任向应兵老师，身体不是太好，常是一副病殃殃的，对学生要求却是十分的严格。那个年代，清洁卫生工具都是学生自带，一般都是用竹枝扎成叉头扫把带到学校，班上有两个山脚渡的学生，年龄比我们大，上五年级时，差不多是十五六岁了，学校辖区范围内，就数山脚渡的竹子最多，可他们两个却偏偏不带，班主任问起，他们反问国家哪条法律规定学生读书要带叉头扫把，班主任拿他两个没法，最后不了了之。

数学老师何文忠老师，声音洪亮，人也特别凶，特别是他的科兜，很多学生都怕，不过记忆中，我好像没有被他打过科兜。

历史是陈进贵老师，与我同辈，觉得那个时候并不怕他，记得有一次，课间时分，我在黑板上写他的名字，下一节课刚好是他的课，上课时我急擦掉了部分，只剩一个贵字，这一举好像被他发现了，他叫我起来，问我是不是在黑板上写了他的名字，我哪敢承认啊，只好说没有，他又说，我看到你擦的，非要我承认在黑板上写了他的名字，可我拒不承认，并且说我写的是贵州省，把后面的字擦了。见我拒不承认，他也拿我没办法，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自然是一个叫付天辉的年轻女老师上的，人长得漂亮，声音也特别温柔，很多学生都不怕她。

从1983年开始，尚嵇区所属的七乡一镇所有小学的分批实行小学六年制学习，新民乡是从1983年开始的，而马坪乡是从1984年开始，我是属于马坪乡的第一批六年制学生。那时的尚嵇中学区属重点中学，是面前全区招生的，只有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进入，为了招收到优秀的学生，每年小升初的考场都是设在尚嵇小学。

1989年的小升初，算是一段特别的经历。那年马坪乡没有应届小学毕业生，乡里便从各校抽选了一批学生，让我们去尚嵇参加升学考试。不过这场考试的目的并非升学，只是一次区域性的学业摸底测试。

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常代表学校或乡里去参加各类竞赛活动，这一次，自然也被列入了抽选名单。彼时的尚嵇小学，就坐落在如今尚嵇陈公祠的右侧，尚嵇区教办的办公地点，也与学校紧紧挨着。

因为心里没有半分升学的压力，我提笔作答，没一会儿就把试卷写得满满当当。放下笔后，倦意阵阵袭来，索性便趴在桌上睡了过去。监考的是一位女老师，她瞧见我伏在桌上，便轻轻走过来询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摇摇头，说自己没生病。女老师看了看我早已答完的试卷，便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放轻脚步，转身走开了。

小学六年级那年，我们的教室设在刚完工没多久的小青瓦房里，就在校园左侧靠近主教学楼的那一间。时任班主任的，是刚调来学校不久的周国智老师——他年轻有为，满肚子学识，一手字也写得俊秀有力，是个极有才华的人。

周老师总爱给我们讲《水浒传》里的人物，那会儿我们乡下孩子极少有机会接触小说，每次讲到宋江，他都会义正词严地批判：“宋江就不该投降，他就是个投降主义者！”可这位有才的老师，性子也带着几分凌厉，除了几个年纪稍大、胆子又肥的同学，其余人都怕他，我也不例外。

我至今记得被他打过一次，那是我整个小学阶段仅有的两次被老师批评体罚之一，不过这事确实事出有因。小时候我个头矮小，和上五龙的陈同均差不多高，是班里最矮的两个，每次集合站队，排头不是他就是我。那会儿我的成绩虽算不上顶尖优秀，但在整个马坪乡同级学生里，总能名列前茅，几乎每次考试或是竞赛，都能拿下第一。也正因如此，我自然而然成了老师的小帮手，抄题、批改作业是常有的事，几乎每天都要把题目抄在黑板上，往往一抄就是满满一整块黑板。

有件事我至今没忘。一次放学集合，是大茅坡一位姓蔡的老师组织的。陈同均和另一个同学站在第一、第二的位置，我站在第三。蔡老师在讲台上吹了好几声集合哨，那两人却还在互相打闹嬉戏，完全没把集合当回事。这一下彻底惹恼了蔡老师，他大步跨下旗台，二话不说就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明明犯错的不是我，可他偏偏揪了我——像提鸡毛毽子似的把我拎到旗台上，狠狠往地上一摔。我当时就懵了，站在原地没动，只觉得满心委屈。那会儿年纪小，不懂什么后果，爬起来就抱起旗台上的一块石头，径直朝蔡老师砸了过去。

这一举动彻底点燃了蔡老师的怒火，他当即就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动手惩罚我。就在这节骨眼上，班主任周老师恰好撞见，连忙冲过来把我拉进了办公室，才算暂时帮我解了围。只是班主任并不知道实情，见我竟敢用石头砸老师，便认定是我的不对，在办公室里狠狠打了我一板，还让我请家长来学校。我心里满是委屈，可哪敢把这事告诉父母呢？到最后，我终究没去请家长，而周老师之后也没再追究这件事。

也是在那一年，周老师把自己的弟弟带到我们学校就读。为了帮我们提高成绩，他常常在周末义务给我们补课，有时候还会要求我们上晚自习。只是那时候的晚自习，多半时间都被我们用来贪玩了。

记得有一次，山脚渡的刘培友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支火药枪，晚上就带着我们一群人去野外打野兔。现在想来，那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凭着我们那点本事，哪里能打得着野兔？还有一回是星期天补课，还是刘培友牵头，竟然带着我们跑去钻山洞探险，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的胆子是真不小。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向应光老师，他平日里言语不多，性格温和。因为我成绩突出，也常帮他抄题。向老师家住在下五龙，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小学教师，或许是彼此太过熟悉的缘故，我并不怎么怕他。

教我们自然课的，则是刚到学校任教的周朝烈老师。时至今日，想起周老师，我心里仍不免有些惭愧。那会儿，他总爱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教具带到课堂上，想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知识，可年少的我们不懂他的用心，反倒觉得这是“不务正业”。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晚会，轮到我发言时，我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了些对他不满的话，当场就让场面变得十分尴尬。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都满心懊悔。

如今，小学毕业已过去三十五年。回望往昔，我的小学老师们境遇各异，想来不免心生感慨。其中不少老师已经离世，有的走了很多年，比如我的启蒙老师周正乾老师；有的则刚刚离去，就像此前在大队加工房与父亲共事、后来转行从教的陈进贵老师。还有些老师，因计划生育政策早已离开了心爱的讲台，比如班主任周国智老师；有的早已光荣退休，如何文忠老师；也有几位仍坚守在教育一线，继续向学生传授知识，比如当年教我们自然课的周朝烈老师，如今还在私立学校任教；另有一些老师改了行，像是曾经教过我们体育课的雷华杰老师，早成了一名专职医生。

三十五年光阴匆匆，那些校园里的喧嚣与青涩、老师的教诲与包容，都已沉淀成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曾经懵懂的孩童已然长大，而老师们的身影，或清晰或模糊，都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这份师生情谊，跨越时光，温暖依旧。值此年末岁尾，回望来路，感恩遇见的每一位恩师，也愿那些逝去的师长安息，健在的恩师平安顺遂。旧时光虽已远去，但这份怀念与感恩，将永远伴随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