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主席看完只问了一句：阿丕去哪了？

1975年，邓小平给病重的主席递了个条子，只写了三行字，毛主席看完突然问了一句让在场人都愣住的话：阿丕去哪了？

“主席，丕显同志这个病，上海那边怕是治不好了，我想让他来北京。”

1975年的那个夏天，北京的热浪里夹杂着让人喘不过气的压抑，邓小平坐在桌前，手里的笔悬了半天没落下去。

这封信要是递上去，弄好了是救人一命，弄不好，自己这刚稳当没几天的位置，怕是又要悬。

但这事儿不能拖了，再拖下去，那个当年的“红小鬼”真就得把命丢在上海了。

可谁也没想到，当这封信读给病榻上的毛主席听完后，老人家沉默了很久，突然问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01

这事儿吧，得从1975年的那个特殊的大环境说起。

那时候，邓小平刚复出主持工作没多久，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到处都需要整顿，到处都是“雷”。他就像个排雷专家，每天都在钢丝上跳舞。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那边传来个让邓小平坐立不安的消息：陈丕显快不行了。

要知道，那时候的上海，那是“四人帮”的老巢，王洪文那帮人把上海看得死死的，那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陈丕显作为前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已经被关押了整整八九年。

更要命的是，他得的是鼻咽癌。

你想想，一个正常人被关八九年都得脱层皮，何况是一个癌症病人？在那种缺医少药、还得天天挨批斗的环境下，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邓小平心里那个急啊。他和陈丕显，那不光是战友，那是过命的交情。

但是，怎么救？这是个技术活。

那时候你要是敢直接发文件说“放人”，那帮人肯定给你扣个“翻案”的帽子，说你邓小平又要搞复辟。这帽子一扣，别说救陈丕显，连邓小平自己都得搭进去。

这事儿，硬来肯定不行，得智取。

邓小平在屋里转了好几圈，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最后，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不谈政治，只谈病情；不谈平反，只谈工作能力。

于是，就有了那封著名的“求医信”。

这信写得那是相当有水平，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在信里主要说了三层意思：

第一，陈丕显同志病得很重，上海那边的医疗条件虽然好，但在那个环境下，他没法安心治病，希望能让他来北京治疗。
第二，这人还不到六十岁，按岁数说还是个“壮劳力”，治好了病还能为党和国家工作很长时间。
第三，先把病治好，以后随便给安排个地方，哪怕是个小省份也行。

你看这招，叫“避实就虚”。

我不跟你争论当年抓他抓得对不对，我也不说他是冤枉的，我就说他是个病人，还是个能干活的病人。

这理由，哪怕是那帮想整死他的人，也挑不出太大的毛病来。毕竟，救死扶伤是人道主义，谁敢说不让治病？

但是，信写好了，最关键的一步是——得让毛主席点头。

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别说王洪文，就是天王老子也得乖乖放人。

可那时候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非常差，眼睛患了白内障，几乎看不清东西，所有的文件和信件，都得靠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

邓小平心里其实也没底。主席离开工作一线这么久了，身体又这样，他还能记得当年那个“红小鬼”吗？他对陈丕显的印象，会不会已经被那几年的污蔑给搞坏了？

这是一场博弈，赌注是一条人命，甚至可能是中国的政治走向。

02

要说这毛主席会不会救陈丕显，那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个四十多年。

这陈丕显和毛主席的缘分，那是真的深。

1929年，那是个什么概念？那是红军最艰难的时候。朱毛红军转战到了福建长汀。

当时的陈丕显才多大？13岁。

你没听错，就跟你现在家里上初一的孩子差不多大。但这孩子已经是当地儿童团的负责人了。

有一天，毛主席在村里散步，看见一个半大孩子正踩在凳子上，往墙上刷标语。那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是那个认真劲儿，特别招人喜欢。

毛主席就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陈丕显一回头，看见是毛委员，立马从凳子上跳下来，在那儿挺着小胸脯敬礼。

毛主席笑眯眯地问他叫什么名字。

陈丕显大声回答说自己叫陈家煜。

毛主席听了，摇摇头笑着说，这名字文绉绉的，既然大家都叫你阿丕，那以后我也叫你阿丕吧。

从那以后，“阿丕”这个名字就在中央苏区叫开了。毛主席是真的喜欢这个机灵、勇敢的小鬼头。

你想想，13岁参加革命，15岁就入党，这在咱们党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后来，红军主力长征走了，陈丕显被留在了南方打游击。那是真苦啊，三年游击战争，那是人类生存极限的挑战。

吃的是草根树皮，住的是山洞草窝，还得天天躲避国民党的搜山。

有多少人都没坚持下来，要么牺牲了，要么叛变了。但是这个“阿丕”，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这事儿毛主席心里是有数的。在主席眼里，陈丕显那就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是经受住了最残酷考验的革命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主政上海，那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毛主席最关注的地方。

每次毛主席去上海视察，只要有机会，都会把“阿丕”叫来聊聊天，问问工作，问问生活。那种亲切感，绝对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能比的。

所以说，邓小平这封信，打的不仅是“人才牌”，更是一张沉甸甸的“感情牌”。

他赌的就是毛主席念旧，赌的就是在毛主席心里，那个13岁的“红小鬼”依然有一席之地。

但是，这中间隔了十年啊。

这十年里，江青那帮人可没少在毛主席耳边吹风，说陈丕显是“走资派”，是“黑干将”。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毛主席对陈丕显的看法，到底有没有变？这谁都说不准。

03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陈丕显到底是怎么得罪那帮人的。

其实，这祸根早在1965年就埋下了。

那一年，江青跑到上海去搞所谓的“文艺革命”。那时候她虽然还没后来那么大权在握，但那个嚣张跋扈的劲儿已经出来了。

有一天，江青在上海西郊宾馆请客，陈丕显作为地主作陪。

本来这饭吃得好好的，江青突然端着酒杯，斜着眼睛看陈丕显，冷不丁地问了一句：陈丕显，你是什么学历啊？

这问题问得就挺阴损。

大家都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很多都是穷苦出身，哪有钱上学？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陈丕显愣了一下，但他这人实诚，也没多想，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自己是小学学历。

这本来是个很正常的回答。

可江青一听，那表情立马就变了。她嘴角往下一撇，用那种特有的、带着戏腔的尖细嗓音说，哦，原来咱们都是小学程度啊。

紧接着，她又补了一句特别刺耳的话，大意是说，有时候这书读多了，也不见得就有用。

这话听着像是自嘲，其实那是赤裸裸的羞辱。

她的潜台词很明显：你个小学毕业的，凭什么管上海这么大的摊子？凭什么跟我们这些“文化旗手”平起平坐？

陈丕显当时脸就沉下来了。他是那种硬骨头，虽然没当场发作，但心里的火肯定不小。

这事儿要是换个圆滑点的人，可能就打个哈哈过去了，或者捧江青两句。但陈丕显不是那种人，他没接这个茬，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这下算是把江青给得罪死了。

江青这人，心眼比针鼻儿还小。她记住了这个“小学学历”的陈丕显，记住了他对自己的不恭敬。

等到1966年那场风暴一来，江青那是新账旧账一起算。

她在大会上直接点名，喊出了那句有名的话：陈丕显这个红小鬼，现在变成黑小鬼了！

这一嗓子，就像是发出了冲锋号。上海的造反派们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把矛头对准了陈丕显。

那时候的上海，乱成了一锅粥。陈丕显家门口天天贴满了大字报，高音喇叭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他家轰炸。

更惨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丕显的身体垮了。

04

1966年春天，陈丕显觉得鼻子总是堵得慌，脖子上还长了个包。去医院一查，大夫看着片子直摇头——鼻咽癌。

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本来周总理已经安排好了，让他赶紧住院治疗。那时候总理还特意嘱咐，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

可是，病情不等人，造反派更不等人。

就在陈丕显刚住进医院没多久，造反派就冲进来了。

那场面，真的是让人没法看。

一帮人冲进病房，把还在打吊瓶的陈丕显硬生生从床上拖下来。拔了针头，推推搡搡地就往外拉。

医生护士想拦，被骂成是“保皇派”，连医生都被打了。

你想想，一个癌症病人，身体本来就虚弱到了极点，还得被拉去开批斗会。

给他戴高帽子，挂着几十斤重的铁牌子，让他坐“喷气式”。一斗就是好几个小时，连口水都不让喝。

这就是在要他的命啊。

有一段时间，陈丕显被关在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小黑屋里。那地方阴暗潮湿，连个窗户都没有。

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

没有床，就睡在水泥地上；没有桌子，吃饭就在地上吃。

关键是，还没人给他治病。癌症这东西，拖一天就是一天的危险。那几年，陈丕显完全是靠着惊人的意志力在硬扛。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死，我死了正如了他们的意，我要活着，我要看着他们倒台！

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唯一能给陈丕显一点温暖的，就是周总理。

1967年元旦的凌晨3点。看守所的电话突然响了。

看守吓了一跳，这深更半夜的，谁打电话？

接起来一听，看守的脸都白了，赶紧把陈丕显叫来接电话。

陈丕显拿起听筒，那边传来了周总理熟悉而疲惫的声音。总理问了一句：阿丕，你身体好吗？

就这一句“阿丕”，让这个受尽折磨的硬汉瞬间破防。

陈丕显握着听筒的手都在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强忍着哽咽说，总理，我还好，能坚持。

总理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些鼓励他的话，告诉他中央没有忘记他，让他一定要保重身体。

那几年，要不是周总理三天两头地打电话过问，要不是总理动用各种关系暗中保护，陈丕显能不能活到1975年，还真不好说。

但是到了1975年，周总理自己也病倒了，躺在305医院里，连床都下不来了。

这时候，能救陈丕显的，只有邓小平，和最后那个拍板的人——毛主席。

05

时间回到1975年的9月。

邓小平的信送出去了。

这封信几经周折，终于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那天，中南海的游泳池住处，气氛格外凝重。毛主席靠在宽大的沙发上，身上盖着毯子，显得有些瘦弱。

护士拿着邓小平的信，逐字逐句地读给主席听。

当读到“陈丕显同志身患重病，上海医疗条件虽好，但环境不利于治疗”这一句时，毛主席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当读到“他还年轻，才五十九岁”时，毛主席的手轻轻敲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

护士读完了信，屋子里陷入了一片死寂。

大家都在等，等主席的反应。

毛主席没有马上说话，他闭着眼睛，仿佛陷入了沉思。

也许在那一刻，老人家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那个在长汀街头刷标语的少年，是那个在中央苏区活蹦乱跳的“红小鬼”。

那是跟他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友啊。

那是他曾经寄予厚望的年轻一代。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突然，毛主席睁开了眼睛。虽然视力已经很差，但那一瞬间，他的眼神里似乎又有了当年的神采。

他缓缓地，但非常清晰地问了一句：陈丕显现在在哪儿？

这一问，字字千钧！

这说明什么？说明主席根本没忘了他！说明在主席心里，那个“红小鬼”依然有位置！

在场的工作人员赶紧回答：主席，他在上海，病得很重，被关着呢。

毛主席听完，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的神情。他当即做出了批示：同意。让他来北京，好好治病！

这几个字，那就是一道“免死金牌”啊！

这就是毛主席的威望。在那个年代，只要他老人家发了话，所有的阴谋诡计，所有的封锁打压，在这一瞬间全都土崩瓦解。

消息传到上海，那帮人彻底傻眼了。

王洪文他们虽然恨得牙痒痒，但借他们一万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违抗毛主席的命令。

1975年10月12日。

对于陈丕显来说，这是一个重生的日子。

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当飞机轰鸣着冲上云霄，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上海城，这位在这个城市奋斗了十几年的老人，早已是泪流满面。

九年了。

整整九年啊！

从1966年被关押，到1975年重获自由，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多少次在死亡线上挣扎，多少次在深夜里绝望。

但他终于挺过来了，活着离开了那个让他窒息的地方。

到了北京，邓小平第一时间安排他住进了最好的医院——日坛医院。那是当时中国治疗肿瘤最权威的地方。

邓小平还特意嘱咐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组，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把陈丕显的病治好。

陈丕显见到邓小平的时候，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紧紧握着老首长的手，不停地抖。

邓小平看着眼前这个瘦得脱了相的老战友，心里也不好受。但他还是用那种特有的、坚定的语气说：安心治病，以后还有大仗要打。

这事儿吧，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惊心动魄。

要是邓小平晚写那封信几个月？要是毛主席当时身体实在太差，没精力管这事儿？或者要是主席当时没想起来这个“阿丕”？

那历史可能就真的得改写了。陈丕显很可能就会像其他很多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一样，含冤离世，连个名字都留不下。

所以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必然的是，像陈丕显这样忠诚的革命者，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偶然的是，在那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有邓小平这样的智者，有毛主席这样的决策者，共同促成了这个奇迹。

陈丕显在北京治病期间，那也是相当配合。他知道，这条命是主席给的，是小平同志救的，更是党给的。他必须得活下去，还得健康地活下去。

经过精心的治疗，再加上他自己顽强的生命力，陈丕显的病情竟然奇迹般地控制住了。

等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天亮了。

陈丕显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

他先是去了云南，后来又去了湖北担任一把手。

在湖北，他那是真拼了命地工作。改革开放初期，湖北的很多大动作，比如搞活经济、改善民生，那都有陈丕显的功劳。

后来，他又调回中央，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你想想，一个曾经被冤假错案折磨了九年的人，后来去管政法，去平反冤假错案，那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他比谁都更懂得法治的重要性，比谁都更懂得冤案对一个人的摧残。

所以他在政法战线上，那也是做得雷厉风行，为中国的法治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看这结局，多解气。

那个当年嘲笑别人是“小学学历”、不可一世的江青，最后众叛亲离，在审判席上丑态百出，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这个被她踩在泥里、恨不得整死的“红小鬼”，不仅活了下来，还干到了副国级，为国家操劳到了最后。

这说明个啥道理？

这人啊，还得是走正道。

那些搞阴谋诡计的，别看有时候闹得欢，终究是长久不了的。而那些真正为老百姓干实事、心里装着国家的人，哪怕一时受了委屈，历史终究会还他一个公道。

1995年，陈丕显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他这一辈子，从红小鬼到封疆大吏，从阶下囚到副国级，那真的是波澜壮阔。

但他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的官做得多大，而是他在最黑暗的时候，依然保持着那份红小鬼的初心，依然相信党，相信光明。

这才是真正的硬骨头，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的脊梁！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