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到瑞金，伟大领袖创建中央苏区过程是怎样的？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艰难突围。毛泽东率领工农武装，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出发，历经转战、割据、整合，最终在赣南闽西建立起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抵达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揭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此时的部队经过长途转战，已不足千人，士气低落、组织松散。9月29日，永新三湾村的改编成为关键转折：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建立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奠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改编并非刻意设计，而是针对“士兵逃亡、指挥失灵”的现实困境做出的务实调整 。

井冈山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为割据提供了天然条件。这里地处湘赣边界，远离中心城市，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且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当地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农运基础，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成为革命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占遂川县城，随即成立工农兵政府，颁布包含30条内容的施政大纲，涵盖政治、土地、生产等多个领域，这是红色政权建设的首次系统尝试 。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的相继建立，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成形。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抵达井冈山，与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4日，两军在宁冈砻市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兵力扩充至万余人。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发展期：5月20日，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特委；

5月底，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统一领导各县政权；10月，《井冈山土地法》颁布，以法律形式确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彻底动摇了封建土地制度。在军事上，红军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四次“进剿”，龙源口大捷后，根据地扩展至宁冈、永新、莲花三县 全境及周边部分地区，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进入“边界全盛时期” 。

然而，井冈山根据地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地处山区，物产匮乏，食盐、药品等物资极度短缺，且地域狭小，难以应对大规模“会剿”。1928年7月，湘赣敌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二十九团因乡土观念严重冒进湘南，导致“八月失败”，部队损失过半，边界各县相继失陷 。

尽管随后红军收复失地，但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迫使领导层开始思考更广阔的割据空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抵达井冈山会师，虽增强了兵力，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物资供给的负担，向外线发展成为必然选择。

1929年1月初，为打破湘赣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解决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拟以“围魏救赵”战术牵制敌人，配合留守的红五军保卫根据地。但局势的发展超出预期：红四军下山后遭敌军持续追击，在江西大余、广东南雄等地接连受挫，兵力从3600余人减至3000人；留守的红五军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井冈山根据地失守 。原定的“重返井冈山”计划已无实现可能，红四军不得不转向赣南山区，在流动中寻找新的立足点。

2月17日，红四军抵达吉安县东固根据地，与江西独立第二、四团会师。在这里，毛泽东发现了一种与井冈山公开割据截然不同的斗争模式：东固根据地采取“公开割据与秘密割据相结合”的策略，不设立固定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平时散居务农，战时集中作战，以“打圈子”的游击战术应对敌人“进剿” 。

这种模式有效规避了敌强我弱的劣势，让毛泽东深受启发，随即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东固会师后的战略调整，成为红军从“固守根据地”向“创建大范围割据”转变的关键节点。

1929年3月，红四军根据福建省委“闽西反动统治薄弱”的判断，掉头向东进入闽西。3月11日，部队进入长汀县境，在四都击溃敌军一个团，随后在长岭寨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击毙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

长汀是闽赣边界的繁华县城，红四军在此获得了难得的补给，更重要的是，中央送来的文件让毛泽东掌握了蒋桂战争爆发的时局变化。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 墅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重大决策：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通过游击战术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割据，并与湘赣边界根据地相连 。这一决策勾画出中央苏区的雏形，标志着革命重心正式转向赣南闽西。

此后，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1929年夏，红军先后攻占龙岩、上杭等县城，建立起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方面，总结井冈山时期的经验，修订土地分配政策，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更贴合农村实际；在政权建设上，推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纳基层群众参与治理；在军事上，不断粉碎地方军阀的“进剿”，扩大割据范围。至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已涵盖兴国、于都、瑞金等县，闽西根据地则包括龙岩、上杭、永定等区域，两块根据地遥相呼应，为日后连成一片奠定了基础。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与赣西南的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闽西的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兵力达三万余人 。红军的集中整编，增强了作战能力，为打破大规模“围剿”、整合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此时，赣南闽西的根据地建设进入系统化阶段。在土地革命方面，1930年2月，赣西南特委颁布《土地法》，明确“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积极参与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仅闽西上杭县才溪乡就有3700多人参加红军，占青壮年总数的80%以上。

在经济建设上，各地建立合作社、公卖处，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缓解了物资短缺的压力；在政权建设上，1930年8月，中央决定在湘鄂赣及赣西南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统一领导各苏区工作，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名称开始出现于正式文件中 。

1930年11月，国民党当局调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强敌，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军主力诱至龙岗、源头地区。12月30日，红军在龙岗伏击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随后乘胜追击，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军又先后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红军均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胜利，共歼敌七万余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根据地， 更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彻底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21个县、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的广大区域 。

这一时期，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全面推进。在政治上，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健全，从乡级苏维埃到省级苏维埃形成完整体系，1931年9月，闽粤赣苏区正式划入中央苏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统治基础。在文化教育上，创办列宁小学、识字班，开展扫盲运动，仅中央苏区就建立列宁小学3052所，入学儿童达12万余人；

在干部培养上，设立红军学校、苏维埃大学，为根 据地建设输送人才；在廉政建设上，成立工农检察部、检举委员会，严厉打击贪污浪费，保持政权的纯洁性 。这些实践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稳定，更为全国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范本。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及国民党统治区的610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等重要文件，明确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改称“瑞京”） 。

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正式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中央苏区的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江西瑞金、会昌、兴国等11县和福建长汀、龙岩、永定等10县，总人口约300万，基本区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红军发展到8万余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扩充至约10万人，另有赤卫队、赤少队等群众武装约20万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相结合的军事体系 。

在治理实践中，中央苏区探索出一套适应战争环境的制度体系。经济上，确立“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者并存的格局，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对外贸易局，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长汀因成为贸易枢纽和工业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土地革命持续深化，通过查田运动进一步解决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司法上，建立各级裁判部、劳动法庭，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保障工农群众 的合法权益。社会建设方面，推广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医院、诊疗所，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仅兴国县就建立了120多个乡级诊疗所 。

然而，中央苏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33年秋，国民党当局调集100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指中央苏区。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军事指挥权被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掌控，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方针，红军陷入被动挨打局面 。

1934年4月，广昌失陷，中央苏区逐渐缩小。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中央苏区的创建阶段随之结束，但它所积累的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群众工作经验，成为中国革命后续发展的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