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竹安弟,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
1949年8月,重庆渣滓洞那间弥漫着霉味和血腥气的牢房里,一个女人正艰难地用一根磨尖的竹筷子,蘸着棉花灰调成的“黑水”,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写字。
她叫江竹筠,也就是后来那个让无数人落泪的“江姐”。
这封信,是她留给人间最后的话,也是给儿子彭云唯一的遗物。
哪怕到了今天,再去读那每一个字,都能感觉到一个母亲心头在滴血。
1973年,北京城里办了一场婚礼。
这婚礼办得那是相当低调,既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搞什么大排场,就在家里摆了几桌酒菜,请了些至亲好友。
可这来喝喜酒的人,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这场婚礼的分量,那是重得吓人。
新郎官叫彭云,戴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看着就是个读书人的模样。他在沈阳工作,平时话不多,但这人的身世要是亮出来,能把在座的每一位都震住——他是江姐唯一的儿子。
再看看那个笑得一脸灿烂的新娘子,叫易小冶。这姑娘长得大方,眉眼间透着股英气。你要是去翻翻她的家谱,那更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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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冶的外公叫向明卿。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提到向明卿的外甥女,那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杨开慧。
没错,就是毛主席的那位夫人,杨开慧烈士。
算起来,易小冶得管杨开慧叫表姨,这层关系,那是实打实的血亲。
这事儿吧,越琢磨越觉得那是天意。
你想想看,江姐牺牲的时候是29岁,杨开慧牺牲的时候也是29岁。这两个在不同时空里,为了同一个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伟大母亲,谁能想得到,在几十年后的太平岁月里,她们的血脉竟然就这样神奇地连在了一起。
这不光是缘分,这简直就是历史给这两个破碎家庭的一点补偿。
但在那天的喜宴上,在一片欢声笑语背后,其实还藏着一个让人不敢深想的痛点。
那就是那个把彭云一手拉扯大的女人——谭正伦。
那个被彭云喊了二十多年“妈妈”,却不是亲妈的女人。
那个在彭咏梧和江姐为了革命牺牲后,默默扛起这个家,像老母鸡护崽一样护着“情敌”儿子的女人。
那天,她没在现场。
02
把时间往回拨,拨到1941年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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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重庆,雾气大,特务也多,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火药味。
川东特委来了个新领导,叫彭咏梧。这人是个硬骨头,工作能力强,但当时形势太紧了,单身一人在那边活动太扎眼,容易被特务盯上。
组织上琢磨来琢磨去,决定给他派个助手,假扮夫妻掩护身份。
这个被选中的助手,就是江竹筠。
那一年的江竹筠才21岁,刚从中华职校毕业不久,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四五左右,但那双眼睛特别有神,透着股倔劲儿。
两个人就在重庆的机关里“安了家”。
这种“假夫妻”的戏码,在当年的地下工作里其实不少见。白天,彭咏梧西装革履地去中央信托局上班,江竹筠就在家整理文件、联络同志;晚上,两个人还得在一个屋檐下保持着那份革命同志的纯洁性。
这日子过得那是步步惊心。
有一次,特务突然来查户口,非要看结婚证。那时候哪有真的结婚证啊?江竹筠反应那是真快,立马装出一副刚吵完架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样,哭哭啼啼地把特务给糊弄过去了。
就在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里,两个人那是真处出了感情。
1945年,经过组织批准,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假戏真做,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他们的儿子彭云出生了。
这本来是件大喜事。但在那个年代,喜事背后往往藏着巨大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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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咏梧在老家云阳,其实早就结过婚了。
原配妻子叫谭正伦,乡里人都喊她“谭妈妈”。
这谭正伦啊,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没读过多少书,但那心眼儿那是真好。她和彭咏梧那是家里包办的婚姻,两人还生了个儿子叫彭炳忠。
彭咏梧当年出来干革命,为了不连累家里,那是忍痛切断了跟家里的一切联系。这一走就是好几年,音信全无。
谭正伦在老家,那是既当爹又当妈,守着几亩薄田,拉扯着大儿子,还要伺候公婆。
她每天最常做的事,就是站在村口的那个老槐树下往外看,盼着那个男人能回来,哪怕带个信儿也行啊。
可她万万没想到,最后等来的不是丈夫的归期,而是一道晴天霹雳。
1948年1月,彭咏梧在带队搞武装暴动的时候,不幸牺牲了。
那场仗打得太惨了。敌人为了杀鸡儆猴,竟然残忍地把彭咏梧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示众。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革命者,就这样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大巴山的土地上。
丈夫没了,紧接着,那个“情敌”的消息也传来了。
彭咏梧牺牲后,江姐那是强忍着丧夫之痛,硬是顶了上去,接替了丈夫的工作。
她说:“老彭倒下了,我就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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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让人心疼,更让人敬佩。
可那时候的重庆,那就是个魔窟。
1948年6月,因为甫志高那个软骨头的出卖,江姐被捕了。
她被关进了那个后来让人闻风丧胆的渣滓洞监狱。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老虎凳、辣椒水、带刺的钢鞭、烧红的烙铁……敌人把那些只有在十八层地狱里才有的刑罚,全都在这个瘦弱的女人身上试了一遍。
甚至,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还把竹签子一根一根地钉进她的手指头里。
十指连心啊,那是怎样的疼?
可江姐硬是一声没吭,没吐露半个字的秘密。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夜里,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除了那份钢铁般的信仰,就是那个才两岁大的儿子彭云。
她知道自己大概是出不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孩子。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她躲过看守的眼睛,把棉被里的棉花扯出来烧成灰,调点清水当墨汁,用竹筷子当笔,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托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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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信是写给谭竹安的。谭竹安是谁?他是谭正伦的亲弟弟。
江姐在信里说得很明白:老彭牺牲了,我也要走了,孩子孤苦无伶,只能拜托给你们了。
这封信辗转到了谭正伦的手里。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谭正伦,你会怎么想?
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丈夫死了,那个女人也要死了,留下个“私生子”让你养。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那都得是五雷轰顶。
换个心胸狭窄点的,不骂那个女人是狐狸精就算好的了,谁还愿意去养那个“野种”?
可谭正伦不是一般人。
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在看到信的那一刻,做出的决定让所有人都傻了眼。
03
谭正伦接到信的时候,手都在抖。
她看着信上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仿佛能看到那个素未谋面的“妹妹”在狱中绝望的眼神。
她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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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把眼泪一擦,对着弟弟谭竹安说了一句话:“这孩子是老彭的骨肉,也是烈士的根,我得管。”
就这么一句话,决定了她后半辈子的命运。
那时候的形势有多危险?国民党到处在抓共产党和他们的家属,尤其是江姐的孩子,那更是特务们眼里的“斩草除根”的对象。
谭正伦那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只身一人冲到了重庆。
在一处秘密的联络点里,她第一次见到了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彭云。
孩子才两岁多,瘦得皮包骨头,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
谭正伦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她一把抱住孩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云儿啊,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啊……”
从那一刻起,彭云就成了她的命。
为了躲避特务的搜捕,谭正伦带着彭云,还有自己的亲儿子彭炳忠,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
一个裹着小脚的乡下女人,带着两个半大孩子,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那日子过得简直不是人过的。
她们不敢住旅店,就睡在破庙里、桥洞下;不敢用真名,就东躲西藏,隐姓埋名。
有一次,彭云突然发起了高烧,烧得小脸通红,嘴里说着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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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半夜,外面还下着大雨。
谭正伦急疯了。她背起彭云就往镇上的诊所跑。山路滑,她摔了好几跤,膝盖都磕破了,血混着泥水往下流,可她连哼都没哼一声,爬起来接着跑。
等到了一看医生,医生都吓了一跳,看着这个浑身是泥、狼狈不堪的女人,问:“这是你亲儿子吧?这要是晚来一步,孩子就烧坏了。”
谭正伦只是紧紧抱着孩子,不停地点头。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谭正伦对彭云的照顾,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彭炳忠。
那时候吃饭都成问题,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米汤或者鸡蛋,她总是先紧着彭云吃。彭炳忠那时候也小,不懂事,看着眼馋,有时候会问:“妈,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啊?”
谭正伦就会板起脸来训他:“弟弟小,身子弱,又是烈士的后代,咱们得护着他。”
彭炳忠虽然委屈,但也慢慢懂了,这个弟弟在这个家里,那就是个宝贝疙瘩。
1949年,重庆解放了。
当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谭正伦抱着彭云站在街头,看着那一面面红旗,哭得像个泪人。
她对着怀里的孩子说:“云儿,你看,天亮了,你爸爸妈妈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
解放后,政府找到了她们,确认了彭云的身份。组织上要给烈士遗孤发补贴,还要给谭正伦安排工作。
谭正伦却摆摆手,说:“我只要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成人,对得起老彭,对得起江妹子,我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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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拒绝了很多特殊的照顾,依旧过着朴素的日子。
在她的教育下,彭云这孩子那是真争气。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有三个父母——一个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父亲,一个是牺牲在刑场上的母亲,还有一个,就是眼前这个为了他操劳半生的谭妈妈。
他读书特别刻苦,从来不让谭正伦操心。
1965年,高考那年,彭云一鸣惊人。
他考出了一个让人咋舌的高分,直接被当时全中国最顶尖的军事院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录取了。
那可是哈军工啊!当年那是多少年轻人做梦都想去的地方,那是国防科技的摇篮。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谭正伦高兴得把家里的那只老母鸡都杀了,给彭云做了一顿像样的送行饭。
看着眼前这个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儿子,谭正伦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
她拉着彭云的手,反反复复叮嘱:“到了部队学校,要听党的话,要好好学习,别给你爸妈丢脸。”
彭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谭正伦磕了三个响头:“妈,您放心,我一定给您争气!”
04
彭云到了哈尔滨,那是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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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学校里不仅成绩好,人缘也好。也就是在那冰天雪地的北国校园里,他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姑娘——易小冶。
易小冶是北京人,性格开朗,笑起来特别好看。
两人是同学,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问题。一来二去,这年轻的心就靠在了一起。
等两人确立了关系,互相一交底,这才发现这缘分简直深得有点吓人。
易小冶家里,那可是正儿八经的革命世家。
她的外婆叫向明卿,是杨开慧烈士的亲六舅。易小冶的母亲向自冶,那就是杨开慧的表妹。
当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捕的时候,向家那是冒着被满门抄斩的风险,想方设法去营救,去探监送饭。杨开慧牺牲后,向家也是一直照顾着毛家那几个孩子。
这层关系一摆出来,彭云都愣住了。
江姐的儿子,遇上了杨开慧的亲戚。
这两个家庭,都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的长辈,都是在最美好的年华里,为了信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吗?
1973年,两人决定结婚。
这时候彭云已经分配到了沈阳工作,易小冶也在那边。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回北京办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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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正伦在成都收到了儿子的来信,信里说了结婚的事,还说了儿媳妇的身世。
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往下流。
她高兴啊!她这辈子最大的任务,不就是看着云儿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吗?
现在云儿不仅出息了,还娶了这么好一个媳妇,这下子,她觉得自己的腰杆子彻底挺直了。
她逢人就说:“我那云儿结婚了,媳妇家也是老革命,这下我对得起老彭,也对得起江妹子了!”
那段时间,谭正伦的精神头特别好,走路都带风。
她开始给未来的孙子做衣服,做鞋子。她那双粗糙的大手,捏着细细的针线,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针都藏着她对这个家最深的爱。
1974年,好消息再次传来。
彭云和易小冶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叫彭壮壮。
这名字起得好,壮壮实实的,健康平安。
谭正伦看着电报上的“母子平安”四个字,激动得一宿没睡着觉。
她太想看看那个大孙子了。她想摸摸孩子的小手,想听听孩子叫一声奶奶。
1976年,彭云来信了,说要把谭妈妈接到北京去享享福,顺便帮着带带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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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谭正伦高兴坏了。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给孙子做的那些衣服鞋子全都打包好,甚至还带上了几罐自家腌的咸菜,说是怕云儿吃不惯外面的东西。
亲戚朋友们都来送行,在成都给她办了个热热闹闹的饯行酒。
席间,谭正伦红光满面,端着酒杯,笑得合不拢嘴。
“我这辈子,苦是苦了点,但看着孩子们都好了,我这就值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大家都说:“谭大姐,您这是苦尽甘来啊,去了北京,那就是享清福咯!”
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诀别。
05
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几十年的操劳早就把她的身体掏空了。
谭正伦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突然觉得头晕目眩,身子晃了两下,一头栽倒在地上。
突发高血压。
那一倒,就再也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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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她去北京见那个日思夜想的孙子,就差那么一步。
仅仅是一步之遥啊。
当彭云在北京接到那封加急电报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
那个把他从死人堆里抱出来,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谭妈妈,还没来得及听孙子叫一声“奶奶”,就这样走了?
这简直就是老天爷开的一个最残忍的玩笑。
彭云发了疯一样往回赶,可等他赶到成都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张冰冷的照片,和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那个总是笑呵呵地叫他“云儿”的妈妈,那个为了他跑断腿、操碎心的妈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那一刻,彭云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
他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早点把妈妈接走,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多陪陪她。
谭正伦这一辈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用她那并不宽阔的肩膀,扛起了两个烈士家庭的重担。
她用一生的隐忍和付出,给这两个支离破碎的家,缝补出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后来,彭云一家去了美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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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彭云成了马里兰大学的终身教授,易小冶也拿到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
那个叫彭壮壮的孩子,也在美国长大,后来回到了中国工作,成了商界的精英。
每次有人提起他的奶奶江姐,彭壮壮都会挺起胸膛,那是家族的荣耀。
但在这个家族那光辉的历史背后,永远站着一位沉默的守护者。
如果没有谭正伦,就没有后来的这一切。
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人性吧。
那些所谓的英雄,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固然伟大;但像谭正伦这样,在平凡的日子里,用一饭一蔬、一针一线去守护英雄血脉的人,同样值得我们把膝盖献给她。
彭云后来在美国当了教授,日子过得挺安稳。
有人问他,作为江姐的儿子,为什么不回国发展,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他沉默了很久,推了推眼镜,说自己老了,只想做个普通人,不像母亲那么伟大。
其实,这何尝不是江姐当年在那封绝笔信里最大的愿望呢?
她在信里说盼着孩子建设新中国,但作为一个母亲,当她在渣滓洞的黑暗中写下那些字的时候,内心深处最想给孩子的,不就是一份不用提心吊胆、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普通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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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盛世,如她们所愿,也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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