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保密局接管上海警局始末

一九四八年深秋，上海外滩码头，几艘货轮借着夜色吊运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的是国民政府要运走的国库黄金。此时，负责上海警备和警察事务的宣铁吾，在办公室里收到了南京发来的免职令。雨水敲打着玻璃窗，他望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光，心里明白，自己经营近三年的地盘，恐怕守不住了。

宣铁吾刚走，接替他的是俞叔平。俞叔平并不是情报系统出身。就在交接的时候，他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自称是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派来的，语气客气，却特意提到南京刚被撤职查办的警察厅长韩文焕。挂掉电话，俞叔平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湿漉漉的街道，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从四周笼罩过来。

这次人事变动的背景，还得从宣铁吾如何在上海站稳脚跟说起。宣铁吾五十一岁，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毕业，早年还曾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凭借这层紧密的关系，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到上海接收，同时掌握了上海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两大要职。

他一上任就采取了强硬做法。先是整顿上海青帮势力，又把各路杂牌武装的枪支都缴收了。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一一把剑，是蒋介石亲赠的“中正剑”。他常对下属说，上海的警察要像这把剑一样，既要锋利，也不能偏斜。经过几年经营，警察局重要岗位大多换成了他的人，外界私下称这里为“宣家王国”。宣铁吾自认是在为蒋家守卫一块至关重要的地盘。

然而，一直有人觊觎他手中的权力。其中最有实力的对手，是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双方的矛盾早在重庆时期就已结下。当时宣铁吾主管财政部缉私署，扣下一架军统的运输机。机上箱子外标着“医用纱布”，打开却发现满是烟土。这事传到戴笠耳中，让他大为光火。

一九四五年两人都来到上海后，矛盾公开化。戴笠竭力想安排自己人担任警察局长，但报告呈给蒋介石后没有获得批准，最终坐上这个位置的仍是宣铁吾。蒋介石既要利用情报系统，也防范情报势力过大。宣铁吾就是他放在上海、用以制衡军统的一枚棋子。此后，军统任何安插人手的名单递上来，总被宣铁吾用红笔一笔划掉。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飞机从北平返回南京，途中在岱山坠机身亡。军统这个庞大的组织顿时失去重心，内部陷入混乱，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争权。

一向低调的毛人凤这次行动迅速。他很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整垮了比他资历更深的郑介民，随后又主动协助在警察系统有根基的唐纵，推动其出任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之后两人私下达成协议，唐纵必须帮助保密局（此时军统已改组为保密局）人员渗透进各地警察队伍。戴笠之死，反而让特务系统找到了一条更稳妥、也更公开的扩张之路。

唐纵站稳脚跟后，马上按约定把手伸向宣铁吾牢牢控制的上海。一份列有保密局骨干的推荐名单，很快送到了宣铁吾桌上。

宣铁吾态度依旧。他提起红笔，把名单上的名字逐一划去，并批注：“不宜警职”。他不仅拒绝保密局的人进入，还特意提拔中央警校毕业的“正规学生”。

保密局派出有名气的特务毛森，结果被宣铁吾调去负责外滩一带的交通岗。保密局试图在警察局设立“政治处”，宣铁吾的批复只有两个字：“不准”。唐纵多次尝试，始终没有能打入上海警察局。

宣铁吾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有蒋经国支持。一九四八年夏，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计划稳定濒临崩溃的经济，宣铁吾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查封仓库、抓捕投机商人，行动果断。然而，“打老虎”触及孔家子弟时，便再也进行不下去。看着蒋经国最终黯然离开上海，宣铁吾明白，自己最大的靠山此时已经没有力量相助。

不久上海的经济彻底失控，抢米、罢工事件日益增多。宣铁吾感到力不从心。他拉开办公桌抽屉，里面放着一一枚崭新的“淞沪警备司令”铜印。由于形势变化太快，这枚大印从来没有使用，印面干净，没有沾丝毫印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接到正式免职令后，他没有争辩，平静提交了辞呈。那方从来没有沾过印泥的铜印，成为他心中一桩冰凉的遗憾。

宣铁吾的离去，把博士出身的俞叔平推到了风口浪尖。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俞叔平本想凭借专业知识稳定局面，但保密局的压力如影随形。先是办公室出现一封匿名信，只有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后来在外遇到熟人，对方常拍他肩膀，低声提醒他别忘了南京韩厅长的下场。

俞叔平试图寻找出路。他深夜求见手握兵权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连门都没有能进入，副官客气地告知总司令已经睡了。到这里，俞叔平彻底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保密局运用各种不见血的手段，逐步收紧套在他颈上的绳索。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无力支撑的俞叔平在《申报》刊登个人辞职声明。上海警察局长的位置，从这以后空了出来。

等待数月后，保密局认为时机成熟。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毛森乘坐装甲车，在护卫下开进福州路上的上海警察局大楼，正式就任局长。

上任当天，毛森签发“警字第001号令”，开始大规模清洗。局内人事档案被翻乱，数百张新面孔涌入。这些人不是来自保密局，就是毛森浙江江山的同乡。办公楼走廊里整天回响着外地口音。宋公园墙后的枪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集。毛森以恐怖手段维持上海最后的“秩序”。

但大势已去，一切没有办法挽回。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当天下午，毛森下令处决最后一批在押人员，随即跳上一一辆吉普车，仓皇驶向码头。他临走指定的代理副局长，只维持了几个小时。苏州河以南各警察分局相继挂出白旗。一些没有能开走的警用装甲车，被留下的警察在炮塔上绑了红布条，调转了枪口。

从宣铁吾的牢牢控制，到俞叔平的短暂过渡，再到毛森最后的疯狂，上海警察系统这段充满争斗的混乱岁月，随着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面解放，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