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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存性劳动”到“发展性劳动”：论数字时代下“伪勤奋”的形成机制与个体突围策略

摘要：在数字经济与平台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当下，一种以极高时间投入和低技能发展、高身体消耗和低资本积累为特征的劳动形态——“伪勤奋”或曰“生存性劳动”，日益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本文旨在从社会学与劳动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视角，剖析“伪勤奋”的系统性生成机制，并通过典型个案分析，探究劳动者个体如何在这一结构性困局中寻求认知转变与实践突破，最终实现从“被系统规训的劳动力”向“具有策略意识的行动者”的转化，完成从“生存性劳动”向“发展性劳动”的跃迁。

关键词：伪勤奋；平台劳动；算法管理；劳动过程；主体性；数字鸿沟

一、 问题的提出：被遮蔽的“勤奋”陷阱

“勤奋”作为一项被中华传统文化乃至全球现代性话语所推崇的核心美德，常被视为社会阶层流动与个体成功的基石。然而，在当代高度数字化、平台化的经济结构中，一种特殊的劳动形态正在解构“勤奋”与“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以本文引入的典型案例为例：外卖骑手王明（日工作16小时，行为高度受算法派单系统规制）与电子厂女工李姐（年复一年执行单一拧螺丝动作，计件付费），他们的劳动呈现出高强度、长时间、高重复性的特征，但其劳动成果几乎完全转化为即时性的货币收入，难以形成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社会网络的实质性拓展或个人发展路径的持续拓宽。这种看似极致的“勤奋”，非但未能引领他们走向财富自由或阶层跃升，反而可能因其对认知带宽的挤占、对身体的损耗及对未来的锁定效应，使其陷入“贫穷忙碌”的陷阱。本文将这种劳动界定为“生存性劳动”或“伪勤奋”，并试图回答：其一，这种劳动形态是如何被现有的社会经济与技术系统所生产与维系的？其二，陷于其中的劳动者，其主体性能否及如何被激发，从而寻找到超越结构性约束的实践策略？

二、 系统性生成：“伪勤奋”的多维结构锁死机制

“伪勤奋”并非个体惰于思考或缺乏远见的自然结果，而是一套精密的社会技术系统协同运作的产物。其锁死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1. 算法管理、即时反馈与“游戏化”控制：在平台经济中（如外卖案例），算法通过智能派单、路径规划、准时率与评分系统，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深度管理。劳动者（如王明）在追求更高接单量、更优排名和奖励的驱动下，不断进行自我剥削。这种“游戏化”的设计，将系统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巧妙地内化为劳动者的个人竞赛目标，使其在即时、细微的反馈（如接单声、到账提示、排名上升）中持续投入，却无暇审视劳动整体的价值与自身的长期处境。

2. 泰勒制深化、技能稀释与人的“零部件”化：在传统制造业（如电子厂案例），科学管理原则与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结合，将复杂劳动分解为极度简单的工序（如李姐的拧螺丝动作）。劳动者被“去技能化”，成为生产线上一个可随时替换的“智能零部件”。其劳动价值被简化为单位时间内的动作重复次数（计件工资），其作为人的创造性、判断力与整体性被系统性排除。这种设计在提高短期效率的同时，也彻底扼杀了劳动者通过劳动过程实现自身技能升级与价值增值的可能性。

3. 时间殖民、认知窄化与“稀缺心态”的固化：“伪勤奋”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劳动时间对生活时间的全面侵占。当王明每日奔波16小时，李姐在轰鸣车间中机械重复时，他们用于学习、社交、规划未来乃至充分休息的“发展性时间”被极度压缩。社会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指出，长期的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状态会导*致“稀缺心态”，即个体的认知带宽被眼前紧急事务完全占据，判断力趋向短视，从而更难做出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决策，形成“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的恶性循环。

4. 意识形态的合谋与“责任个人化”：主流成功学话语与企业管理文化不断强化“多劳多得”“奋斗改变命运”的叙事。这种意识形态将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产业升级的阵痛、社会保障的不足）转化为个人责任与道德问题。当劳动者陷入困境时，首先进行的是自我谴责（“我还不够努力”），而非对系统规则的质疑。这无形中消解了集体反思与行动的可能，使个体更深地投入“伪勤奋”的循环，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与“正确”。

三、 主体性的微光：个体突围的实践策略分析

尽管结构性的约束强大，但本文的案例表明，劳动者并未完全成为被动的“提线木偶”。在特定的情境触发下（如王明遭遇事故后的价值虚无感，李姐面临机器换人威胁时的生存危机），其主体性得以萌发，并尝试探索超越“伪勤奋”的实践策略。这些策略可归纳为：

1. 认知跃迁：从“操作者”到“观察者/分析者”：这是突破的第一步。王明不再仅仅满足于“更快地送餐”，他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分析订单分布的规律、商家的特性、交通的潮汐，试图理解驱动自己奔跑的“算法逻辑”本身。李姐则从麻木的重复中抽离，以其对流水线无与伦比的熟悉度，观察生产流程中的冗余与可改进之处。这种视角的转变，意味着他们开始尝试“理解系统”，而不仅仅是“被系统使用”。

2. 策略性劳动：从“消耗时间”到“投资时间”：在认知转变的基础上，劳动者的实践开始具有策略性。王明利用对系统的理解，优化接单策略，在减少无谓奔波的同时，尝试将经验转化为可共享的“知识产品”（如建立骑手信息群，甚至构思运营服务）。这标志着其劳动从纯粹消耗体力和时间换取即时收入的模式，开始向能够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和潜在杠杆效应的模式转变。李姐则将她的观察系统化，形成流程优化建议，使她的“经验”得以被看见、被承认，从而改变了她在生产组织中的位置和价值认定。

3. 社会资本的识别与构建：从“原子化个体”到“弱连接节点”：王明受到同行张海（已转型为数据分析者）的启发，李姐注意到工友小赵（通过主动学习技术获得新岗位）的路径，这表明同辈群体中的“成功范本”具有关键的示范与牵引作用。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识别并试图建立超越日常劳作圈子的“弱连接”，获取异质性的信息与资源，这是打破信息茧房、发现新机会的重要途径。

4. 对“可迁移能力”的隐性投资：无论是王明尝试学习运营知识，还是李姐主动报名电脑班，都表明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有限的剩余精力，投入到那些并非直接服务于当前岗位，但可能在未来其他场景中通用的“可迁移技能”上。这是对人力资本的真正投资，旨在降低对单一岗位、单一技能的依赖，增强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韧性与适应性。

四、 结论与讨论：走向一种“发展性劳动”的可能

“伪勤奋”或“生存性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与经典管理术结合下的一种劳动异化形态，它高效地榨取了劳动者的即时生产力，却系统地抑制了其长期发展的潜能。本文通过王明与李姐的案例表明，尽管结构约束强大，但劳动者的主体性、反思性与策略性行动仍然存在萌发与生长的空间。他们的突围实践揭示了一条潜在的路径：从被动接受规则到主动理解并利用规则，从出售标准化劳动时间到积累并运用特异性知识与技能，从孤立的生产单元到嵌入有价值的信息网络。

这种转向，可被视为从“生存性劳动”向“发展性劳动”的艰难演进。“发展性劳动”并不意味着劳动强度或时间的必然减少，而是强调劳动过程应内在地包含学习性、积累性与赋能性——即劳动者能在劳动中获得可迁移的技能、可积累的资本（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以及对自己职业生涯更大的掌控力。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个体的零星突围无法替代集体性的制度保障与结构改革。要让“发展性劳动”成为更普遍的现实，需要：政策层面完善社会保障网，降低劳动者的生存焦虑与试错成本；企业层面反思管理模式，在效率与员工发展间寻求平衡，设计内部技能升级通道；技术伦理层面对算法进行监督与优化，避免其沦为纯粹的劳动控制与压榨工具；教育层面则需加强面向成人的终身教育与数字素养培训，赋能劳动者应对快速变化的劳动世界。

最终，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赞美那些将人异化为“燃料”的“伪勤奋”，而应致力于创造一种环境，让每一位劳动者的勤奋，都能真正浇灌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花朵。这既是对个体尊严的捍卫，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改写说明：

- 整体转为规范学术论文框架和表达：全文严格采用论文常见的结构、语体和论述方式，强化逻辑性和理论术语。

- 突出系统分析和理论升华：着重对现象做机制性、结构性成因归纳，并做理论概括与提升。

- 增强表述的客观性与严谨性：基本采用第三人称和客观视角，减少文学化与主观色彩，突出研究性和论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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