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公公帮我调动工作，离婚后，再见面我只能喊他叔

第一章 红皮本子

一九八六年，夏天来得特别早。

车间里的热气，像一堵一堵看不见的墙，把人闷在里面。

纺纱机的轰鸣声，灌满了耳朵，一天下来，脑子里嗡嗡的，像养了一窝蜜蜂。

我叫孙海燕，二十二岁，是国棉二厂纺纱车间的一名挡车工。

每天，我推着纱车在几十台纺纱机之间来回穿梭，接线头，换纱锭，白色的棉絮像永远不会停的雪，粘在头发上，眉毛上，还有我蓝色的工装上。

下了班，洗完澡，总能从鼻孔里抠出黑灰色的棉尘。

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四年。

我不怕累，就是觉得憋闷。

隔着车间蒙着厚厚灰尘的玻璃窗，我能看见远处厂部那栋三层小楼。

楼是红砖的，很气派。

听说，在里面上班的人，穿的都是干净的“良民布”衬衫，夏天有电风扇，冬天有暖气，喝的茶水里，总飘着几根茶叶。

那是我遥不可及的梦。

我的梦，近一点的，叫张建军。

建军是机修车间的，长得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像电影里的男主角。

他是厂里很多女工的梦，但他偏偏看上了我。

他说，海燕，你眼睛亮，像咱们厂门口水池里的星星。

我们处对象快一年了，双方父母都见了面，定了今年国庆就结婚。

建军的父亲，是我未来的公公，张卫国。

张卫国是个人物。

他是我们国棉二厂的副厂长，管生产的。

厂里几千号人，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张厂长”。

他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看人的眼神，很有力道。

我第一次去建军家，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建军他妈，我未来的婆婆，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一脸和气。

张卫国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打量我，不怎么说话。

我低着头，只敢看自己的脚尖。

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小孙，在车间习惯吗？”

我赶紧放下筷子，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习……习惯的，张厂长。”

他摆了摆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坐下说。”

“一家人了，别叫厂长，叫叔。”

建军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红着脸，小声喊了句：“叔。”

那顿饭，我吃得心惊胆战。

后来，建"我们结婚后，总不能让海燕一直在车间里吸棉絮吧？"

我听见建军在跟他爸妈的房间里这样说。

"三班倒，对身体不好，以后还要生孩子呢。"

婆婆也附和着。

我心里一暖，又一阵酸涩。

我知道，调动工作这种事，比登天还难。

除非有大本事，有硬关系。

张卫国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从那以后，这件事就再也没人提过。

我也没放在心上，能嫁给建军，我已经觉得是天大的福分了。

八月底的一天，下了中班，已经快半夜了。

我骑着自行车，刚到家属院门口，就看见建军在路灯下等我。

他冲我招招手，一脸神秘的笑。

“海燕，快，爸让你去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么晚了，叫我过去干嘛？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

我怀着忐忑，跟着建军进了他家的门。

客厅里灯火通明。

张卫国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红色的硬皮本子。

他看见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海燕，坐。”

我拘谨地坐下，大气都不敢出。

他把那个红皮本子推到我面前。

“看看。”

我拿起本子，封皮上印着金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手册”。

翻开第一页，我的名字，孙海燕，用钢笔写得清清楚楚。

再往下看，“工作单位”一栏，原来的“国棉二厂纺纱车间”，被一道横线划掉，旁边盖着红色的印章。

在印章下面，是几个崭新的、苍劲有力的字：厂部，档案科。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什么东西炸开了。

我抬起头，不敢相信地看着张卫国。

他的表情还是那么严肃，但眼神里，有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温和。

“下个礼拜一，直接去厂部三楼报道。”

他说。

“档案科的刘科长，我都打好招呼了。”

“以后，不用再三班倒了，周末也能休息。”

“工作不重，就是整理整理档案，抄抄写写，丫头家，干这个安稳。”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不是委屈，是激动，是感激，是一种被巨大的、无法言说的恩情砸中的眩晕感。

我站起来，对着张卫国，深深地鞠了一躬。

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爸……”

这一声“爸”，喊得那么自然，那么心甘情愿。

我的眼泪掉在红皮本子上，洇开了一小片。

张卫国看着我，点了点头。

“都是一家人，不用说谢。”

“以后跟建军，好好过日子。”

“你是个好孩子，我们都看得出来。”

那天晚上，我把那个红皮本子抱在怀里，一夜没睡。

我觉得，我这辈子的命运，从拿到这个本子的这一刻起，就彻底改变了。

这份恩情，太重了。

重得让我觉得，我必须用我的一辈子，去当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儿媳，才能报答万分之一。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孝顺公婆，一定要把这个家照顾得妥妥帖帖，一定不能让张厂长……不，不能让我爸，对我有一点点不满意。

这个红皮本子，就是我的卖身契。

我心甘情愿，卖给了这个家。

第二章 瓷上的裂纹

调到档案科的日子，像做梦一样。

我告别了震耳欲聋的机器，告别了漫天飞舞的棉絮，告别了油腻的工作餐和冰冷的集体澡堂。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桌上有一盏绿色的台灯，一个笔筒，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同事们都叫我“小孙”，刘科长对我格外客气。

我知道，这一切都因为我是张厂长的儿媳妇。

国庆节，我和建军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热闹，厂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

张卫国那天特别高兴，喝了不少酒，拍着建军的肩膀说：“小子，我任务完成了，以后看你的了。”

我穿着红色的嫁衣，给公婆敬茶。

我跪在他们面前，真心实意地磕了一个头。

喊“爸”、“妈”的时候，声音响亮，没有半点犹豫。

婚后的日子，甜得像蜜。

建军对我很好，婆婆也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疼。

我每天下班，就抢着做饭，洗衣，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周末，我就变着花样给公婆做好吃的。

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张卫国依旧话不多，但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柔和。

有时候我做好一桌子菜，他会夹一筷子，点点头，说一句：“嗯，海燕这个菜炒得有水平。”

就这么一句话，我能高兴好几天。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嫁给了爱情，也融入了一个温暖、有地位的家庭。

我时常会想起在纺纱车间的日子，那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

我对张家的感激，特别是对公公的感激，已经刻进了骨子里。

这份感激，让我对他有一种近乎敬畏的顺从。

他说的话，我从来不反驳。

他做的决定，我从来都觉得是对的。

第二年，我生下了儿子，小名叫念念。

张卫国高兴坏了，第一次抱孙子的时候，那双总是很有力道的手，竟然有些发抖。

他给孙子取了个大名，叫张念。

他说，希望孩子以后，能念着家，念着父母的好。

随着念念的出生，家里更热闹了。

婆婆帮我带孩子，我每天下了班，就围着孩子和厨房转。

日子像一条平缓的河流，安安静得向前流淌。

九十年代初，风向好像一夜之间就变了。

厂里开始提“改革”、“承包”、“效益挂钩”。

一些效益不好的车间，开始裁人，叫“下岗待业”。

人心惶惶的。

建军也变了。

他当上了销售科的副科长，每天忙得不着家。

开始是出差，后来是不出差也回来得很晚。

他开始穿夹克衫，牛仔裤，头发抹得油亮。

嘴里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新词，“市场”、“客户”、“回扣”。

他不再喜欢吃我做的家常菜，而是带回来一些包装精美的点心，说是“客户送的”。

他身上的味道也变了。

不再是机油和肥皂的混合味，而是一种陌生的、香喷喷的味道。

我问他，他就不耐烦地说：“应酬，应酬，你不懂。”

我们说话越来越少。

他回到家，常常是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我给他盖上被子，能闻到他衣服上的酒气和那种陌生的香味。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悄悄地扎了一下，不疼，但是很不舒服。

裂纹，是从一件毛衣开始的。

那年冬天，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建军织了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

他生日那天，我拿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就随手放在了沙发上。

“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穿手织的毛衣？”

他嘟囔了一句。

“现在流行‘的确良’，‘太空棉’，你懂不懂？”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那件毛衣，我在沙发上放了好几天，他再也没碰过。

后来，是我默默地收进了箱底。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给他织过毛衣。

我第一次见到林莉，是在厂里的元旦晚会上。

她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在销售科，是建军的兵。

年轻，漂亮，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像一团火。

她上台唱了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歌，声音甜得发腻。

台下的年轻小伙子们，嗷嗷地叫。

建军坐在我旁边，眼睛一直盯着台上，看得特别专注。

他甚至跟着节奏，在腿上轻轻地打着拍子。

晚会结束，厂领导和演员合影。

我看见林莉，很自然地就站到了建军身边，笑得花枝招展。

那晚回家，建军特别兴奋。

“看见没？那小林，我们科的，人才！”

“脑子活，嘴巴也甜，来了一个月，就给我签回来两个大单。”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林莉的“光辉事迹”，眼睛里放着光。

那是我很久没在他脸上看到过的光芒。

我沉默地听着，心里那根针，又扎了一下。

这次，有点疼了。

第三章 落下的筷子

日子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别扭里，又过了一年。

建军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大。

我们开始吵架。

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说我土，说我跟不上形势，说我除了做饭带孩子什么都不懂。

他说，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了。

每一次吵完，都是冷战。

这个曾经让我觉得无比温暖的家，开始变得冰冷。

我不敢跟公婆说。

我怕他们担心，更怕我爸……怕张厂长，对我失望。

他给了我这么好的生活，我却连自己的丈夫都留不住。

我觉得羞愧，觉得无能。

我只能加倍地对公-婆好，更卖力地操持家务，好像这样，就能掩盖我婚姻的不幸，就能留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婆婆看出了不对劲，拉着我的手问：“海燕，你跟建军，是不是吵架了？”

我笑着摇头，说：“没有啊妈，他就是工作太忙，压力大。”

婆婆叹了口气，没再追问。

我能感觉到，这个家里，除了建军，所有人都还在努力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那层薄薄的窗户纸，终于还是被捅破了。

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带着念念在院子里玩。

邻居王婶，拉着我到一边，神神秘秘地说：“海燕，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生气。”

“我昨天去市里百货大楼，看见建军了。”

“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手拉着手，可亲热了。”

“那女的，我好像见过，就是厂里那个……唱歌挺好听的那个……”

王婶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见了。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天旋地转。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是林莉。

那天晚上，建军没有回来。

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我给他可能会去的几个朋友家打电话，都说没看见他。

我抱着念念，坐在冰冷的客厅里，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回来了。

带着一身的疲惫和酒气，还有一丝不耐烦。

我看着他，声音发抖。

“你昨天，去哪了？”

他愣了一下，眼神有些躲闪。

“加班，陪客户。”

“陪客户？”我冷笑了一声，“陪到百货大楼去了？还手拉着手？”

他的脸，瞬间就白了。

“你……你跟踪我？”

“我用得着跟踪你吗？张建军，你还要不要脸！”

我再也控制不住，积压了太久的委屈、愤怒、失望，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我们吵得天翻地覆。

他一开始还抵赖，后来，干脆承认了。

“对！我就是跟林莉在一起了！怎么样！”

“我跟她在一起，才觉得我活着！”

“跟你在一起呢？除了柴米油盐，你还会说什么？我跟你早就过不下去了！”

“孙海燕，我们离婚吧。”

“离婚”两个字，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看着这个我爱了这么多年，以为可以相守一辈子的男人，觉得那么陌生。

公婆闻声赶了过来。

张卫国看着我们，脸色铁青。

“建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建军梗着脖子，大声喊道：“我说，我要跟孙海燕离婚！”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

张卫国的手，重重地扇在了建军的脸上。

建军被打懵了，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你……你打我？”

“我打死你这个畜生！”张卫国气得浑身发抖，“海燕哪里对不起你？我们张家哪里对不起你？你要干这种没良心的事！”

“为了外面那个狐狸精，你连家都不要了？”

婆婆在一旁，哭得喘不上气。

建军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这是我的事！跟你们没关系！”

“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

“我就是要离婚！”

张卫国指着他，手指都在哆嗦。

“好……好……你翅膀硬了是吧？”

“你要是敢跟海燕离婚，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

建军真的就摔门走了。

那个晚上，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婆婆拉着我，哭着说：“海燕，你别怕，妈给你做主，我们不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张卫国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整个客厅都弥漫着呛人的烟味。

他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试图去找建军，去找建军的领导，想用他的权威，把儿子“掰”回来。

但是，没用。

时代变了。

建军不再是那个听话的孩子，张卫国的权威，也第一次，在他儿子身上失效了。

一个星期后，建军托人给我带话。

要么协议离婚，儿子归我，他每个月给抚养费。

要么，他就去法院起诉离婚。

我彻底心死了。

我不想再拖着，不想再让这个家因为我，不得安宁。

更不想让公婆，为了我的事，到处求人，丢了他们一辈子的脸面。

我答应了。

签字那天，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

还是在公婆家的客厅里。

建军拿来了离婚协议书。

我没有看，直接拿起笔，在末尾签下了“孙海燕”三个字。

写完，我站起来，对着沙发上的公婆，跪了下去。

我给他们，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爸，妈，对不起。”

“是我没福气，不能再孝顺你们了。”

“建军……他是个好人，是我不好。”

“这些年，谢谢你们的照顾。”

“特别是爸……”我抬起头，看着张卫国，眼泪模糊了视线，“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报答不了。”

“下辈子，我再给您当牛做马。”

婆婆已经哭成了泪人。

张卫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那么苍老，那么疲惫。

我磕完头，站起身，准备离开。

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我听到了身后传来一声闷响。

我回头。

看到张卫国的筷子，从他颤抖的手中，掉在了地上。

那双红木的筷子，是他用了十几年的。

一根，断成了两截。

就像我们这个家。

第四章 那个叫‘念’的孩子

离婚后，我带着念念，搬回了我的娘家。

那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我和弟弟妹妹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父母心疼我，把最大的房间腾给了我和念念。

厂里很快就传开了。

各种版本的流言都有。

说我生不出儿子，说我不会伺候人，被张家赶了出来。

也有知道内情的，同情我，但也只是背后叹口气。

走在厂区里，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挺直了腰板，假装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最难的，是在单位。

档案科，还是那个档案科。

刘科长还是那么客气，但那客气里，多了一丝尴尬和疏远。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同情和好奇。

我成了这个办公室里，一个最特殊的存在。

我是前副厂长的儿媳妇。

这个身份，曾经是我的光环，现在，成了我身上一道尴尬的烙印。

我没有辞职。

我不能辞职。

我需要这份工作来养活我和念念。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孩子身上。

我每天第一个到单位，最后一个走。

把所有的档案，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把所有的资料，都抄写得工工整整。

我不想让人说，我是靠着张家的关系，才留在这里的。

虽然，这本身就是事实。

这份工作，像一根刺，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欠着张家，欠着张卫国一份永远也还不清的人情债。

建军很快就和林莉结婚了。

听说，婚礼办得很简单，张卫国和婆婆都没有出席。

他们家，也搬出了厂里的家属院，在市里买了新的商品房。

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念念。

按照协议，建军每个月要支付五十块钱的抚养费。

第一个月，是婆婆偷偷送来的。

她抱着念念，哭了好久。

她说：“海燕，是我们张家对不起你。”

“这个钱，你一定要收下，是给念念的。”

我收下了。

我需要钱。

但我跟婆婆说：“妈，以后别您送了，让建军自己送来吧。”

“他是念念的爸爸，这是他的责任。”

从第二个月开始，变成了建军每个月来一次。

他总是挑我不在家的时候。

把钱塞给我妈，看一眼睡着的念念，匆匆就走。

我们两个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刻意地避开对方。

张卫国，我再也没见过。

听说，他因为建军的事，生了一场大气，身体大不如前。

第二年，他就提前办理了退休。

曾经在厂里说一不二的张厂长，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念念慢慢长大了。

他很懂事，很乖。

他会问我：“妈妈，爸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会摸着他的头，告诉他：“爸爸工作忙，他在很远的地方赚钱，给念念买好吃的。”

他也会问：“妈妈，爷爷奶奶呢？我想他们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心就针扎一样地疼。

我会找个周末，把念念送到婆婆家。

每次，我都只送到大院门口，看着婆婆把孩子接进去，然后我就离开。

我不想进去。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去面对那个曾经的家，面对那两位曾经的亲人。

有一次，下着大雨，我去接念念。

在楼下，碰到了张卫国。

他撑着一把黑色的旧雨伞，提着一袋子菜，背有些驼了。

两鬓的头发，全白了。

他看到我，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我们隔着雨幕，遥遥相望。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我低下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叔……叔叔，我来接念念。”

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

叫“爸”，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叫“张厂长”，又显得太生分。

一声“叔叔”，是我能想到的，最安全，也最疏远的称呼。

他浑身一震，眼神黯淡了下去。

他没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上了楼。

我站在雨里，很久都动不了。

我知道，我那一声“叔叔”，像一把刀子，插在了他心上。

也插在了我心上。

那以后，我去送念念，都刻意地避开他可能会出现的时间。

时光飞逝。

九十年代末，国棉二厂最终还是没撑住，破产了。

我和几万名职工一样，成了下岗工人。

拿着几千块钱的补偿金，我成了真正的无业游民。

我没有消沉。

为了念念，我得活下去。

我用补偿金，在学校门口盘下了一个小店面，开了一家文具店。

起早贪黑，一块钱一毛钱地赚。

日子很苦，但心里踏实。

我终于，不再是靠着谁的关系在生活。

我靠我自己的双手，养活我和我的儿子。

念念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他是我全部的希望和骄傲。

我给他取名张念，是想让他念着张家的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觉得，这个“念”，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份执念。

是对那段曾经美好的日子的怀念，是对那份沉重恩情的惦念。

这份“念”，像一个无形的枷锁，锁了我很多年。

第五章 人挤人的大厅

时间一晃，就到了两千零八年。

北京正在开奥运会，电视里天天都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我的世界，很小。

小得只有我的文具店，和已经上高中的儿子。

念念学习很好，是学校的尖子生，目标是考北京的大学。

这是我最高兴，也最发愁的事。

高兴他有出息，愁的是去北京上大学那高昂的学费。

我的文具店，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维持着我们母子俩的生活。

要想攒够一笔大学的费用，还差得远。

那几年，国家出台了新政策，像我们这种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每个月能领到一笔固定的养老金。

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身份证，户口本，下岗证，还有那个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的红皮本子。

去办手续那天，社保大厅里人山人海。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还有各种焦躁不安的气息。

取号机吐出来的号码条上，显示我前面还有一百多号人。

我找了个角落的空位坐下，耐心地等着。

大厅里的电子屏上，红色的数字缓慢地跳动着。

广播里，用没有感情的语调，一遍遍地喊着：“请XXX号到XX窗口办理业务。”

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

我看着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

大部分都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一脸风霜的中年人。

他们为了生计，为了那一点点退休金，在这里耗着一下午的时光。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容易”三个字。

突然，我的视线被一个背影吸引了。

那是一个老人，站在一个窗口前，背对着我。

他的背，佝偻得厉害，像一张拉满的弓。

花白的头发，稀稀疏-疏的，露出光秃秃的头皮。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衬衫，衬衫的领口和袖口，都磨破了边。

他好像在跟窗口里的工作人员争论着什么，声音不大，但很急切。

因为离得远，我听不清。

只看到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显得有些无助。

窗口里那个年轻的女孩，一脸不耐烦，时不时地挥挥手，像在驱赶一只苍蝇。

老人又说了几句，女孩干脆不再理他，低头玩起了手机。

老人就那么举着手里的几张纸，僵在了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猛地一揪。

这个背影，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他慢慢地转过身，一脸的失望和茫然。

当我看清他脸的那一刻，我的呼吸，停滞了。

张卫国。

竟然是他。

他比我上一次见到他，老了太多太多。

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又深又密。

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眼神浑浊，没有了半点当年的神采。

那个曾经说一不二，一个眼神就能让整个车间安静下来的张厂长，那个用一支笔就改变了我命运的男人，现在，就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在生活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的小老头。

他拿着那几张纸，茫然地四处张望，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他没有看到我。

我坐在角落里，像被施了定身法，一动不能动。

心里，五味杂陈。

是震惊，是心酸，是说不出的难过。

我看到他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吃力地坐下。

他从口袋里，颤颤巍巍地掏出一个老花镜，戴上，又低头去看手里的那几张纸。

我看到他手里的，是几张医疗费的单子。

单子很厚。

我的心，又是一紧。

是他病了？还是婆婆病了？

建军呢？林莉呢？他们不管吗？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翻滚。

这些年，我刻意地不去打听他们家的任何消息。

我以为，只要不听不看不想，就能把过去彻底尘封。

可是这一刻，在这个人挤人的大厅里，过去的一切，都排山倒海地涌了过来。

我看着他，那个曾经为我撑起一片天的男人，如今，却被几张薄薄的医疗费单子，压弯了腰。

那份压在我心头十几年的，沉甸甸的，还不清的“人情债”，在这一刻，好像突然变轻了。

我不再觉得他高高在上。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为生活所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

他也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

他也会老，会病，会遇到难处，会像所有普通人一样，为了几张单子，在窗口前低声下气。

我心里的那份敬畏，那份因为“亏欠”而产生的卑微，慢慢地，被一种纯粹的、人对人的怜悯和酸楚所代替。

他还在那里，低着头，一遍一遍地看那几张单-子，眉头紧锁。

大厅里的广播，叫到了我的号码。

我站起身，却没有走向窗口。

我攥着手里的号码条，一步一步地，朝着他走了过去。

第六章 张叔

我的脚步很慢，很沉。

短短十几米的距离，我却像走过了十几年。

他依然低着头，没有发现我。

我走到他面前，站定。

光线被我挡住了，他感觉到了，缓缓地抬起头。

当他的目光，和我相遇的那一刻。

我们两个，都定住了。

他的眼神里，先是茫然，然后是震惊，接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混杂着尴尬、羞愧和一丝惊喜的情绪。

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想叫我的名字，却又发不出声音。

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嘈杂的大厅里，无声地对望着。

我看到他眼角的湿润。

也感觉到自己眼眶的热度。

十几年的时光，在我们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我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一家人。

我曾经满心欢喜地叫他“爸”。

他曾经像一座山一样，为我遮风挡雨。

可是现在，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见面，连一句合适的称呼，都找不到。

我知道，他想叫我“海燕”。

但是，他没有资格。

我知道，我心里，有一丝冲动，想叫他一声“爸”。

但是，我们没有立场。

那份恩情，还在。

那道裂痕，也在。

恩情，让我无法对他视而不见。

裂痕，让我们无法再回到从前。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脸，看着他那双浑浊却写满沧桑的眼睛。

我的心里，那份压了十几年的重量，那个叫做“亏欠”的枷锁，在这一刻，咔哒一声，彻底解开了。

我不需要再用“当牛做马”去报答了。

我也不需要再用“敬畏顺从”去偿还了。

我们都老了。

都被岁月磨平了棱角。

在生活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

在他叫出我的名字之前，在他陷入更深的尴尬之前。

我必须开口。

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

一种既能表达尊重，又能保持距离的方式。

一种能让我们两个，都能体面地站在这里的方式。

我对着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很淡，很轻，但很真诚。

那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对他笑。

然后，我开口了。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清晰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张叔，您也来办事啊？”

一声“张叔”，不远不近，不卑不亢。

没有了“爸”的亲密，也没有了“张厂长”的疏远。

它是一个晚辈，对一个值得尊敬的长辈，最普通，也最合适的称呼。

说出这两个字，我感觉浑身一轻。

像是卸下了一个背负了半辈子的包袱。

我看到，他的身体，猛地一颤。

眼神里的那一点点惊喜，瞬间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落寞和悲凉。

他明白了。

他什么都明白了。

这一声“张叔”，就是我的答案。

它告诉他，当年的恩情，我记着。

当年的伤害，我也没忘。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他缓缓地低下头，避开了我的目光。

“……嗯。”

他从喉咙里，挤出这么一个字。

声音沙哑，充满了疲惫。

“是……念念的奶奶，身体不好，住院了。”

“来报销一点医药费。”

“手续……太复杂，搞不懂。”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

我拿过他手里的单子，看了一眼。

“您这个，得先去社区盖个章，再到三号窗口复印。”

“我带您去吧。”

他没有拒绝，默默地站起身，跟在我身后。

我带着他，盖章，复印，重新排队。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但是，沉默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窒息。

反而有了一种奇怪的平静。

办完所有手续，我送他到社保大厅门口。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

他站在台阶上，对我说：“海燕……谢谢你。”

我摇摇头。

“您快回去照顾阿姨吧。”

“张叔，您多保重身体。”

他点了点头，转身，佝偻着背，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远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

心里，空落落的，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转过身，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我把那张已经过了号的号码条，扔进了垃圾桶。

抬起头，我看到天空那么蓝，那么高。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儿子，张念。

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最初是让他念着张家的根。

后来，是我自己一份沉重的惦念。

而现在，我明白了。

“念”，也可以是“念想”。

是对未来的一个念想。

是对新生活的一个念想。

我不用再背着过去的债，沉重地前行了。

从今天起，从这一声“张叔”起。

我，孙海燕，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