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婚后定居美国拉黑全家，12年不来往，我故意在朋友圈晒拆迁款

我叫老张，张国福，今年六十有七。

退休前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光荣的八级钳工，光荣这词儿，现在年轻人听着想笑，我们那时候可是实打实的。

一把锉刀，能把一块铁搓出花儿来。

现在，我唯一的身份，是我老婆梅兰的丈夫，以及一个叫张伟的男人的爹。

哦，对，张伟就是我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我坐在崭新的拆迁房里，一百四十平，三室两厅，亮堂得晃眼。

梅兰正在厨房里捣鼓她的新烤箱，一股子甜腻的焦香味飘过来，那是她第三次尝试烤戚风蛋糕，前两次的成果，黑得像两块中药渣。

我没管她，划开手机，点开朋友圈。

编辑，上传，一气呵成。

图片是九张，九宫格，码得整整齐齐。

有新房的房产证，红本本，烫金大字；有银行发来的到账短信截图，一长串的零，我特意用红圈笔给圈了出来，七百三十二万；有我和梅兰在新房客厅的合影，背后是巨大的落地窗，我俩笑得像两尊刚出土的文物，僵硬又珍贵。

配文我琢磨了半天，最后只写了几个字。

“老窝换新窝，后半辈子，就指着这些废纸过活了。”

点击发送。

做完这一切，我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扔，心里头，一半是痛快，一半是空落。

像往滚油里泼了一瓢凉水，炸得噼里啪啦响，响完了，剩下满锅的狼藉。

梅兰端着一盘黑乎乎的东西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

“老张，你尝尝，这次好像火候好点了。”

我捏起一块，硬邦邦的，咬一口，满嘴苦味。

“挺好，”我说，“有进步，起码没冒烟。”

梅兰白了我一眼，自己也拿起一块，嚼了半天，眉头拧成了个疙瘩，最后还是咽下去了。

“你刚才发朋友圈了？”她问。

“嗯。”

“发什么了？”

“发钱了。”

梅兰的动作停住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点慌。

“你……你故意的？”

我没说话，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里面正放着抗日神剧，一个八路军战士，一枪干掉八百里外的一个鬼子。

真好，都不用瞄准。

我和我儿子张伟，已经十二年没联系了。

十二年，一个生肖都轮了一圈。

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一个除夕夜。

我们这边，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电视里赵本山还在卖拐。

他那边，应该是美国的上午，阳光灿烂。

电话里，他用一种我陌生的、公事公办的语气说：“爸，Linda怀孕了，我们准备在加州买个房子，首付还差一点，你们能不能……”

我还没说话，梅兰就抢过电话，声音都在抖：“小伟啊，要多少？家里还有点积蓄，你等着，妈给你凑凑。”

那时候，我们俩的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不到六千块。

我拿过电话，对着听筒说：“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能想象到他皱眉的样子，从小到大，只要我们说个“不”字，他就那个表情。

“爸，我不是借，算是投资，以后这房子……”

“我说没有，”我打断他，“你和你那个琳达，结婚我们一个子儿没见着，现在买房子倒想起我们了？我们在你眼里，是父母，还是提款机？”

话说的很重，我知道。

可那火气，是攒了好多年的。

从他决定留在美国，从他娶那个连中文都不会说的洋媳妇，从他一年只打两个电话回家开始，一点点攒起来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叽里咕噜的英语，我听不懂，但语气里的不耐烦，是世界通用的。

然后，张伟用一种冰冷的、几乎是厌恶的语气说：“不可理喻。”

电话就挂了。

再后来，梅兰给他打电话，系统提示音变成了英文。

她不懂，让我听。

我听懂了，那个词叫“blacklist”。

黑名单。

我们被儿子拉黑了。

从那天起，十二年。

朋友圈发出去的第三天，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

归属地，美国。

我正在阳台给我那几盆宝贝君子兰浇水，手机在客厅响，梅兰接的。

她“喂”了一声，然后就没声了。

我走过去，看见她举着电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她把手机递给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接过来，放在耳边。

“喂。”

“……爸。”

那个声音，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调子，陌生的是里头的疲惫和疏远。

我心里那口早就凉透的油锅，好像又被人点着了火，小火苗，慢慢舔着锅底。

“有事？”我问，声音平得像一张砂纸。

“我……我看到你朋友圈了。”他说，“听刘阿姨说的，老房子那边拆迁了？”

刘阿姨，我们家以前的邻居，是个大嘴巴。

“嗯。”

“那……那挺好的。”他干巴巴地说，然后是一阵沉默，电话里只能听到电流的滋滋声。

他好像在组织语言，像一个蹩脚的推销员，在想怎么开口才能卖出他的产品。

“爸，”他终于开口了，“我下个月，想带……带孩子回来看看你跟妈。”

我差点笑出声。

十二年，杳无音信。

七百万，把他从太平洋那头给钓回来了。

这鱼饵，下得值。

“你妈想孙子了，”我说，“你们看着办吧。”

挂了电话，梅兰一把抱住我，哭得喘不上气。

“老张，他要回来了，小伟要回来了！他还带着孙子！你听见没？”

我拍着她的背，像哄一个孩子。

“听见了，听见了，你赶紧去研究你的烤箱吧，别到时候孙子回来了，你连块蛋糕都拿不出手。”

梅兰又哭又笑，擦着眼泪就往厨房跑。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她什么都明白，但她宁愿自欺欺人。

而我，不行。

我得睁着眼，清醒地看着，这场迟到了十二年的戏，到底要怎么演。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家跟提前过年似的。

梅兰彻底跟烤箱杠上了，从网上买了各种模具，面粉、黄油堆了半个厨房。

成果嘛，从黑炭进化到了黄炭，总算有点蛋糕的样子了。

她还把张伟小时候的房间重新收拾出来，被子拿出去晒了三遍，阳光的味道浓得呛人。

她一边收拾一边念叨：“也不知道我大孙子喜欢什么玩具，是喜欢小汽车还是奥特曼？哎，现在美国小孩都玩什么？”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忙碌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心里清楚，那个素未谋面的孙子，恐怕连奥特曼是谁都不知道。

他会说中文吗？他会管我叫爷爷吗？

还是会像他妈一样，用一口流利的英语，礼貌又疏远地喊我“Mr. Zhang”？

张伟回来的那天，我和梅兰去机场接他。

十二年没见，我几乎有点认不出他了。

记忆里那个穿着白衬衫，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眼角有了细纹，头发有些稀疏的中年男人。

他穿得倒是很“精英”，一身剪裁得体的休闲西装，戴着金边眼镜，但眉宇间那股藏不住的疲惫，像没熨平的褶子。

他身边跟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应该就是琳达。

很高，很瘦，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看到我们，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他们中间，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头漂亮的小卷毛，皮肤白得像牛奶。

那就是我孙子，杰克。

梅兰一看到孩子，眼泪就下来了，冲上去就想抱。

那孩子吓得往后一缩，躲到了琳דה身后，像只受惊的小鹿，用一双蓝色的眼睛警惕地看着我们。

琳达把他揽在怀里，用英语安抚了几句，然后对我们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歉意和更多的防备。

气氛，从一开始就尴尬得能结出冰来。

回家的路上，张伟开车，琳达坐副驾，我和梅兰带着孙子坐在后排。

梅兰几次想跟杰克说话，掏出准备好的糖果和玩具，那孩子都只是摇头，紧紧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景象。

我拍了拍梅兰的手，示意她算了。

语言不通，血缘再亲，也隔着一堵墙。

张伟偶尔从后视镜里看我们一眼，开口说几句。

“爸，妈，家里变化真大。”

“这几年发展快。”我应付道。

“回来感觉都不认识路了。”

“多回来几次就认识了。”

他没接我的话茬，车里又陷入了沉默。

这哪里是父子，分明是两个开顺风车的陌生人。

到了家，琳达和杰克对这个“新家”表现出了礼貌的好奇。

琳达夸赞房子“spacious and bright”（宽敞明亮），杰克则对那个智能马桶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遍遍地按着冲水和烘干的按钮，乐此不疲。

梅兰献宝似的端出她烤了半个月才成功的蛋糕，金灿灿的，卖相确实不错。

“杰克，来，尝尝奶奶做的蛋糕。”

杰克看着那块蛋糕，又看了看他妈妈。

琳达走过来，拿起叉子，很小地切了一块，自己先尝了尝，然后才点点头，用英语对杰克说了句什么。

杰克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着。

我看着琳达那个试毒一样的动作，心沉了下去。

梅兰的笑，僵在了脸上。

晚饭是梅兰准备的，满满一桌子中国菜，红烧肉，糖醋鱼，油焖大虾，都是张伟以前最爱吃的。

结果，张伟只是象征性地夹了几筷子。

琳达和杰克更是对着那盘红烧肉皱眉头，最后只吃了一点米饭和青菜。

琳达说：“我们现在更习惯吃沙拉和烤鸡胸肉，比较健康。”

张伟跟着附和：“对，美国那边饮食很注意这个，高油高盐的，我们很少吃。”

梅兰一晚上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一盘盘菜往他们面前推，又被他们默默地忽略。

吃完饭，琳达带着杰克去洗澡倒时差了。

客厅里，就剩下我和张伟。

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显得屋里更安静。

“爸，”他终于开口了，还是那套推销员的开场白，“这次回来……”

“为了钱？”我替他说了。

他愣了一下，眼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不快，但很快就掩饰过去了。

“不全是，”他说，“也确实是想带孩子回来看看你们。毕竟，你们是他的爷爷奶奶。”

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好像中间那十二年的空白，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午睡。

“你还记得你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吗？”我问。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你还记得我心脏搭桥是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吗？”

他低下了头。

“张伟，”我看着他，“你不用跟我绕弯子，咱们父子俩，敞开天窗说亮话。你缺钱，缺多少？”

他像是被我直接的态度给卸下了防备，长长地叹了口气。

“爸，我不是缺钱，我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开始跟我讲他的“事业”。

什么人工智能，什么区块链，什么天使投资。

一堆我听不懂的名词，包装着一个我听得懂的核心：他跟朋友合伙开的公司，现在资金链断了，急需一笔钱来填窟窿。

“这个项目前景非常好，只要这笔钱到位，不出两年，回报率至少是百分之二百。”他越说越激动，好像已经看到了满天飞舞的美金。

“所以，你不是来要钱的，是来给我一个发财的机会的？”我笑了。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他有点急了，“我们是一家人，我的钱不就是你们的钱吗？我好了，你们不也跟着享福吗？”

“一家人？”我重复着这三个字，觉得无比讽刺。

“张伟，拉黑我们的时候，你怎么不提‘一家人’？”

“给你妈寄离婚协议书，让她假离婚帮你弄国内房产指标的时候，你怎么不提‘一家人’？”

“十二年，你妈每年过生日，都做一桌子菜，从中午等到半夜，等你一个电话，那时候，‘一家人’在哪儿？”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他那张体面的、精英的脸上。

他脸色变得很难看，从白到红，又从红到青。

“爸，过去的事就别提了，都是一些误会。”他摆摆手，想把那些沉重的往事像掸灰尘一样掸掉。

“我那时候也是年轻，不懂事。再说，美国的生存压力多大，你们在国内根本想象不到。”

“哦？”我说，“压力大到连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还是你们美国的话费，比黄金还贵？”

他彻底不说话了，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爸，我不想跟你吵。”他最后停下来，看着我，“你就说，这笔钱，你投不投？”

他把“借”或者“要”，换成了“投”。

投资。

一个多么公平、理智，又冷冰冰的词。

“我考虑考虑。”我说。

我需要时间，不光是考虑钱，也是考虑我和梅兰的后半生，考虑这段几乎已经死去的父子关系，还有没有抢救的必要。

接下来的几天，张伟开始了他的“亲情攻势”。

他会主动陪梅兰去逛超市，虽然全程都在打电话处理他的“业务”。

他会买一些昂贵的保健品回来，虽然连说明书都是英文的，我跟梅兰也看不懂。

他还试图教杰克说中文。

“杰克，叫爷爷。”他指着我。

杰克看着我，蓝眼睛里满是困惑，憋了半天，冒出一句：“Grandpa.”

张伟无奈地笑笑：“这孩子，从小在英语环境里长大，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

我没说什么。

我知道，不是改不过来，是从来就没想过要改。

琳达也表现得比刚来时热情了一些。

她会用翻译软件，跟梅兰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

“Auntie, your cooking is delicious.”（阿姨，你做的菜很好吃。）

然后把翻译软件上的中文展示给梅兰看。

梅兰就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给她夹菜，也不管她吃不吃。

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

琳达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坐到我身边。

她打开一个相册，一张张地划给我看。

是杰克的成长照片。

从一个襁褓里的小婴儿，到蹒跚学步，到骑着小自行车，再到背着书包上学。

每一张照片里，他都笑得像个小太阳。

照片里有张伟，有琳达，有琳达的父母，他们一起在海边度假，在草坪上烧烤，在圣诞树下拆礼物。

那是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

一个，没有我们的位置的家庭。

“Look,” 琳达指着一张照片，照片里张伟正把杰克高高地举过头顶，“Wei is a good father.”（伟是个好父亲。）

我点点头。

“His company… is his dream.”（他的公司……是他的梦想。）她看着我，眼神很诚恳，“He needs help.”（他需要帮助。）

我终于明白了。

这是他们夫妻俩商量好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儿子负责画大饼，谈未来，谈回报。

儿媳妇负责打感情牌，谈家庭，谈梦想。

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看着琳达那张保养得宜的脸，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我问她：“Linda, do you know what ‘xiao shun’ means?”

她愣住了，摇摇头。

我拿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输入了“孝顺”两个字。

软件给出的翻译是“filial piety”。

一个很生硬的，宗教色彩的词。

我把手机递给她看。

她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神里还是不解。

“In China,” 我一字一句，用我蹩脚的英语说，“son, daughter… take care of parents. It’s… duty.”（在中国，儿子女儿照顾父母，是责任。）

“I know,” 她说，“We love Wei’s parents. We can… send money. Every year.”（我知道，我们爱伟的父母。我们可以每年寄钱。）

我笑了。

在她眼里，亲情、责任、孝顺，最后都可以被简化成一张支票。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或许，这不是她的错。

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像东经和西经，永远无法真正重合。

也或许，这就是张伟想要的。

一个不需要他承担任何情感责任的，简单、高效的家庭关系。

那天晚上，我跟梅兰摊牌了。

“钱，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他。”

梅兰正在叠衣服，听到这话，手停在了半空中。

“老张，你……你这是干什么？那是咱亲儿子！”

“亲儿子？”我说，“亲儿子能十二年不闻不问？亲儿子能把你拉黑？梅兰，你醒醒吧，他这次回来，眼里只有咱们这套房子，只有那七百多万！他叫的不是爸妈，是钱！”

“话不能这么说，”梅兰的眼圈红了，“他也是遇到难处了。他不是说了吗，是投资，以后会还给我们的。他小时候多孝顺你忘了？你那次生病，他背着你跑了三条街去医院……”

又是回忆。

女人总是喜欢活在回忆里。

可回忆，是最不靠谱的东西。它会被时间美化，会把一粒米说成一碗饭。

“梅兰，那是小时候！人是会变的！他现在是美国的张伟，是琳达的丈夫，是杰克的爸爸，他早就不是你那个一下雨就知道往家收衣服的儿子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梅兰终于忍不住了，把手里的衣服往床上一摔，哭了起来，“那是我们的根啊！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不指望他指望谁？你把关系弄这么僵，以后我们俩死了，都没人给我们收尸！”

“我死了，就捐给医学院。”我冷冷地说，“你放心，我这身子骨，零件都还不错，他们抢着要。至于你，你要是怕没人收尸，你就把钱都给他，把房子也卖了给他，让他给你在美国买块墓地，风景好，邻居都是说英语的，多洋气。”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太伤人了。

梅兰愣愣地看着我，哭声都停了。

我们就这么对视着，几十年的夫妻，我从她眼睛里，看到了彻骨的失望。

那天晚上，我们分房睡了。

这是我们结婚四十年来的第一次。

第二天，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梅兰不跟我说话，张伟和琳达显然也察觉到了什么，变得小心翼翼。

只有杰克，还是没心没肺地玩着他的iPad。

吃早饭的时候，张伟终于忍不住了。

“爸，那笔钱，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梅兰紧张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

“张伟，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

“如果，我们家没有拆迁，没有这七百多万，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六十平米的老破小里，你，会回来吗？”

他沉默了。

这个问题，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所有温情的伪装，露出了里面血淋淋的现实。

“会的。”他过了很久，才开口，但声音里没有一丝底气。

“好，”我点点头，“那我们再假设一下。你公司需要钱，我们家也确实有钱，但不是七百万，是七万块，是我和你妈一辈子攒下来的养老钱。你，会开口要吗？”

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挣扎。

我知道，这个问题更残忍。

因为它在逼他承认，他之所以敢狮子大开口，不是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而是因为他觉得，这笔钱对我们来说，是一笔“闲钱”，是“意外之财”，动用了，也不会伤筋动骨。

在他的逻辑里，这甚至不是啃老，而是一种资源的“合理配置”。

“爸，你这都是假设，没有意义。”他开始烦躁起来。

“有意义。”我说，“因为这能让我看清楚，在你心里，我们到底是什么。”

“我没时间跟你玩这种文字游戏！”他猛地站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八度，“爸，我后天就要回美国了，公司那边等不了。你就给我一句准话，行，还是不行？”

图穷匕见了。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抱在怀里，教他走路，教他写字的儿子。

岁月把他打磨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模样。

精明，冷漠，急功近利。

我忽然觉得很累。

“不行。”我说。

这两个字，像一个开关，瞬间引爆了所有的矛盾。

“为什么？”张伟的脸涨得通红，“这钱你们放在银行里也是贬值！投给我，是双赢！你为什么就是想不通？”

“因为这是我们的养老钱，救命钱，不是你的试错成本。”我说。

“养老？你们俩能花多少钱？这笔钱够你们在最好的养老院里住一辈子了！”

“我们的晚年，我们自己安排，就不劳你这个美国公司的CEO费心了。”

“你……你简直不可理喻！”他气得在原地打转，十二年前，他在电话里也是这么说我的。

原来，十二年过去，他一点长进都没有。

一直没说话的琳达站了起来，走到张伟身边，拉了拉他的胳膊，用英语飞快地说了几句。

大概是在劝他冷静。

然后，她转向我，脸上带着那种我看不懂的，混杂着优越和怜悯的微笑。

她又打开了她的翻译软件，打了一段话，举到我面前。

上面写着：“在西方，父母和成年子女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我们很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不应该这样互相捆绑。”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

我笑得很大声，眼泪都快出来了。

“捆绑？”我指着那行字，对张伟说，“你看看，你媳妇说我们捆绑你们。张伟，你摸着良心告诉我，这十二年，我们捆绑你什么了？是我们让你每个月寄钱了，还是让你逢年过节必须回来？我们连你一个电话都没接到过！我们捆绑你什么了？”

“行了，爸，你别说了！”张伟的脸上挂不住了，“琳达她不懂中国的国情！”

“她是不懂，那你懂吗？”我步步紧逼，“你懂你妈这十二年是怎么过的吗？你懂她是怎么一边骂你没良心，一边又偷偷看你以前照片掉眼泪的吗？你懂她是怎么跟邻居炫耀自己儿子在美国有出息，一回头又怕别人问‘你儿子怎么不回来看看’的吗？你懂吗？”

张伟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梅兰在一旁，已经哭成了泪人。

这场家庭战争，终于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好，好，算我错了，行了吧？”张伟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我白回来了，我自作多情了！我以为你们还是我爸妈，原来你们只认钱！”

他把“只认钱”这三个字，狠狠地砸向我。

我没生气，反而觉得平静。

“对，”我说，“你说得对。以前，我们只认亲情，结果，我们被最亲的人，扔了十二年。现在，我们老了，也学聪明了，我们只认钱。因为钱，不会背叛我们。”

说完，我站起来，看着他们三个。

张伟，琳达，还有那个从头到尾都像个局外人一样的杰克。

“房子是我的，钱也是我的。我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现在，我不想给了。”

“你们的机票是后天的是吧？那就在家好好再待一天，让你妈，再好好看看你。”

“明天，我跟你妈，送你们去机场。”

我说完，就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我听到客厅里，传来琳达低声的抱怨，张伟暴躁的争辩，还有梅兰压抑的哭声。

这一切，都跟我无关了。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心里头，那块堵了十二年的大石头，好像，终于碎了。

碎成了粉末，被风一吹，就散了。

不疼了。

第二天，谁也没提昨天的事。

一整天，家里安静得像个没有人住的样板间。

梅兰的眼睛是肿的，她没再进厨房，只是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着杰克玩iPad。

张伟和琳达在房间里收拾行李，偶尔传来几句压低声音的交谈。

我呢，就在我的阳台上，伺候我的那几盆君子兰。

剪掉黄叶，松松土，擦亮每一片叶子。

它们不会说话，不会伤我的心。

你对它好，它就开出漂亮的花给你看。

多公平。

晚上，梅兰做了最后一顿饭。

很简单，就是面条。

她说，上车饺子下车面。

没人说话，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

吃完饭，张伟走进我的房间。

这是他回来后，第一次主动进我的房间。

“爸。”他叫我。

我没回头，继续用软布擦拭君子兰的叶子。

“我跟琳达商量了，”他说，“我们还是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钱的事，我们可以再谈。”他语气放缓了，“爸，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这样，我们签个正式的借款合同，写明利息，三年之内，我连本带息还给你。这样总行了吧？”

从“投资”，变成了“借款”。

他以为，换个名词，就能改变事情的本质。

“张伟，”我转过身，看着他，“你觉得，我是在乎那点利息吗？”

“那你在乎什么？”他好像真的不懂。

“我在乎的，你给不了。”

我说完，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我的桌子上。

“爸，这是五千美金。我知道，这些年，我对你跟妈关心不够。这点钱，你们拿着，买点好吃的，好穿的。”

我看着那个信封。

五千美金，三万多人民币。

对他来说，也许不算什么。

但对我来说，却像一个莫大的讽刺。

他想用钱，来弥补十二年的亲情亏欠。

就像琳达说的，“We can send money”。

原来，他们真的是一种人。

“拿回去吧。”我说，“我跟你妈，不缺钱。”

“爸，你非要这样吗？”他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你到底想怎么样？让我跪下来给你认错吗？”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可悲。

他永远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揣测别人。

他觉得我是在赌气，是在要一个姿态，是在享受掌控他命运的快感。

他不懂。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是，不想要一个只有利益交换的儿子。

“你走吧。”我说，“明天，我跟你妈去送你。”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拿起那个信封，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了他用英语低声咒骂了一句。

我听懂了。

他说的是，“Unbelievable”。

不可理喻。

跟十二年前，一模一样。

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车里还是一片死寂。

梅兰坐在我旁边，一直扭头看着窗外，但我知道，她在偷偷抹眼泪。

到了机场，办完托运，离登机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

杰克大概是觉得无聊，开始闹腾。

琳达从包里拿出一袋薯片给他，他吃得满嘴都是渣。

梅兰看着心疼，拿出纸巾想给他擦嘴。

杰克又一次躲开了。

琳达接过了纸巾，自己给儿子擦干净，然后对梅兰说了声“Thank you”。

客气得，像个陌生人。

临进安检口的时候，梅兰终于忍不住了，拉着张伟的手，一遍遍地嘱咐。

“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老是忙工作，要按时吃饭……”

张伟一直点头，眼神却飘忽不定，时不时地看着手表。

最后，他挣开了梅兰的手。

“妈，我们得进去了。”

他拥抱了一下梅兰，很轻，很敷衍。

然后，他走到我面前。

我们对视着。

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爸，保重。”他说。

“嗯。”我点点头。

他转身，拉着杰克，和琳达一起，走进了安检口。

他们一次都没有回头。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人群里。

梅兰在我身边，哭得浑身发抖。

我揽住她的肩膀，说：“走吧，回家。”

回家的路上，梅兰一直哭。

“老张，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想回来，总有办法。他不想回来，你跪下求他也没用。”我说。

“你为什么就不能服个软呢？钱给他了，我们不也还有房子吗？他念着我们的好，以后总会回来看我们的呀！”

“梅兰，”我把车停在路边，看着她，“你觉得，用钱买来的孝顺，能靠得住吗？”

“今天我们有七百万，他回来了。明天，要是他弟弟，他妹妹，比我们更有钱，他是不是就管别人叫爹妈了？”

“他哪有弟弟妹妹！”梅兰吼道。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也火了，“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他心里早就没有我们了！他回来，不是因为爱，是因为需要！这种关系，就像你跟菜市场卖菜的，你给他钱，他给你菜，两清了！你还指望他逢年过节提着水果来看你吗？”

梅兰不说话了，只是捂着脸，无声地哭。

我知道我话说重了，但猛药才能去沉疴。

这场梦，她做了十二年，该醒了。

回到家，那个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客房，显得格外空旷。

被子上，还留着阳光和陌生人的味道。

梅兰默默地走进去，把床单、被罩全都扯下来，扔进了洗衣机。

然后，她把张伟他们没带走的，那些昂贵的保健品，连同那台她研究了一个月的烤箱，一起打包，放到了门口。

“明天，你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她说。

我点点头。

那天晚上，梅兰睡得很沉，几十天来，第一次没有说梦话。

我知道，她心里的某个部分，也跟着张伟一起，死了。

死掉的，是那个作为母亲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生活，还得继续。

第二天，我把门口的东西都处理掉了。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但又有什么不一样了。

梅兰不再研究烤箱了，她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国画班，每天背着画板去上课，回来就铺开纸，画山水，画花鸟。

画得不怎么样，但她很高兴。

我呢，还是伺候我的花，偶尔跟棋盘上杀得天昏地暗。

我们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学着网购，学着叫外卖。

我们一起去旅游，去了以前一直想去但没舍得去的云南，西藏。

我们给彼此拍了很多照片，笑得比那张全家福里，自然多了。

那七百万，我没动。

我咨询了律师，立了份遗嘱。

钱，一部分会留给梅兰，保证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剩下的，一部分捐给老家山区的希望小学，另一部分，成立一个小的基金，专门资助我们厂里那些有困难的老同事，老工友。

至于张伟，遗嘱里，我给他留了一块钱。

一块钱，买断这父子一场。

我不是在报复，也不是在赌气。

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有些东西，比钱重要。可惜，你明白得太晚了。

有一天，刘阿姨在楼下碰见我，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

“老张，你儿子，是不是又走了？”

“嗯。”

“哎哟，我跟你说，我女儿也在美国，她听人说，你儿子那个公司，好像是出问题了，欠了一屁股债，都被人告上法庭了！”

“是吗？”我没什么表情。

“可不是嘛！你说这孩子，有事他怎么不跟家里说呢？你们有钱，帮他一把不就过去了吗？搞成现在这样……”刘阿姨一脸的惋惜。

我笑了笑，没接话。

是啊，在外人看来，我这个当爹的，何其冷血，何其无情。

见死不救。

可子非鱼，安知鱼之痛。

针不扎在自己身上，谁都不知道有多疼。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跟梅兰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慢慢地晃着。

梅兰正在画一幅画，画的是我们家阳台上的那盆君子兰。

开得正盛。

“老张，”她忽然开口，“你说，我们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

血浓于水，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

我们现在做的，等于是在对抗一种天性。

我看着远处，夕阳正一点点沉下去，把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

“没什么对不对的，”我说，“我们养了他二十年，供他读完大学，送他出了国。作为父母，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的人生，是好是坏，都该他自己负责了。”

“至于我们，”我转过头，看着梅兰，她鬓角的白发，在夕阳下闪着光，“我们的后半生，也该为自己活了。”

梅兰没说话，她低下头，在画纸上，又添了一笔。

那一笔，很重，也很稳。

我的手机，一直没有再拉黑那个来自美国的号码。

偶尔，我也会点开那个空白的对话框看看。

我知道，他不会再联系我了。

因为在他眼里，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这样，也挺好。

就像家里一件用了很多年的旧家具，虽然有感情，但扔了，屋子确实会宽敞很多。

我，张国福，一个退休的八级钳工。

我这辈子，搓过最硬的铁，也养过最硬心的儿子。

到头来，能陪在我身边的，只有我老婆，和这满屋子的阳光。

说真的，感觉还不错。

作品声明：内容存在故事情节、虚构演绎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