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大明天子，读懂明武宗一个人就够了

文 / 子玉

如果以在互联网上的热度来评价历史上的帝王群体，那么明武宗朱厚照绝对是“网红”般的存在，他给我们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无厘头，不按常理出牌。其实子玉也看不懂此人，但是又想写，所以本篇文章就尽量还原武宗的帝王生涯而不对武宗此人做评判。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孝宗朱佑樘的长子，性聪颖，好骑射，弘治十八年（1505）即位为帝，时年十五岁。和当年的英宗一样，武宗即位之初就打了重用宦官这张牌，以太监刘瑾控制外廷。

这里，子玉对刘瑾此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刘瑾，兴平人，性格狡猾狠辣，因投靠一个刘姓的中官，所以就冒姓刘，在东宫做事期间，颇得皇太子的欢心。因此，武宗即位之后就先让刘瑾掌钟鼓司，完了又掌司礼监兼督团营，权势极大。

剖析刘瑾的履历我们就可以发现大明政治的一个特点：明朝皇帝在即位之后由于没有自己的原始班底，在面对强大的文官群体时本能地就会打重用宦官这张牌，因为他们所能信任的只有宦官。为什么明朝会出现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干政的宦官，原因就在这里。

可以说，明朝皇帝在感情层面对于宦官的依赖度比家人还要高，就是因为这些人是陪着他们长大的，让他们有所谓的安全感，而且，宦官因为生理原因还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属于最好的一张牌。

但是呢，明朝皇帝由于和宦官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也往往会被宦官所影响，具体的表现就是对工作不感兴趣，热衷于玩乐，武宗、熹宗都是典型。为什么人一定要对自己所交往的人进行刻意筛选，原因就是，人是对个体成长影响最大的“环境”，而环境又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上限。

但是呢，重用宦官的结果就是对朝廷政治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刘瑾在被武宗所重用之后就与太监马永武、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风、罗祥几人相勾结，刘瑾掌控司礼监，谷大用掌控西厂，号称“八虎”。

面对大臣们的劝谏，武宗不仅不听，反而还罢黜了众人，比如，正德元年（1506）三月，兵部尚书刘大夏以言不见用罢去，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亦罢，十月，大学士刘健、谢迁因为谋除刘瑾未成，亦被罢去，十一月，又削户部尚书韩文之职。朝堂上就只有一个李东阳还在苦苦支撑，与宦官周旋。

为了控制朝廷，刘瑾等人还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进行刻意打压，比如，给事中吕翀、刘菃（qú）及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因为上书请求留用刘健等人就遭到了杖斥，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又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戒。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廷，刘瑾等人还引导武宗于西华门作“豹房”，在里边设置各种娱乐设施，故意将武宗和宫廷政治隔离。而且，刘瑾还每每挑武宗玩得正兴起时汇报事情，武宗不想被打扰，就让刘瑾自己去处理，因此刘瑾就掌握了许多事情的决策权，比如，兵部和吏部文武官吏的进退，都是由刘瑾所决定的，两京都察院各道的奏章都是先交呈给刘瑾看。

刘瑾常常将章奏拿回家里看，与心腹礼部司务孙聪、张文冕等人商量着办，但刘瑾这些人水平毕竟有限，写的东西是文理不通，所以还常常要找焦芳润色。当时，都指挥以下的人事升迁权完全被刘瑾所控制，兵部问都不问，刘瑾在武宗朝的权势完全超过了英宗朝的王振。

那么问题来了，武宗对这一切难道不清楚吗，答案是，他肯定清楚，但是为了驾驭文官群体他也只能承受重用宦官的负面结果，再加上他贪玩，于是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

可以说，武宗与太监的亲密关系既是刻意引导的结果，也是主动筛选的“盟友”。武宗通过重用刘瑾等人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受文官干预的系统和生活方式。

至于武宗为何如此忌惮文官群体则是因为，大明朝在经历土木堡之变后，勋贵群体遭遇惨重打击，再加上藩王群体也被各种限制，所以文官在失去勋贵和藩王的制衡后就成为朝堂的主宰，英宗及之后的皇帝都要面对来自文官的压力。

刘瑾专权导致许多朝臣都遭受了打击，比如，正德三年（1508）六月，刘瑾矫诏百官跪在奉天门外，原因是有人写匿名信揭露他的逆行，由于当时天气酷热，所以有三个人甚至因中暑而死，完了刘瑾又将五品以下三百余人下狱。

同时，在东厂和西厂之外，刘瑾还设立了内厂，由自己直接控制。

刘瑾只是明朝宦官政治的一个缩影 图源/剧照

但是呢，明朝的宦官和东汉、唐朝的毕竟不一样，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权势极大，但皇帝要想收拾他们也只是一句话的事，刘瑾的覆灭就是如此。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寘（zhì）鐇（fán）打着诛刘瑾的名义造反，朝廷起用前三边总制杨一清总军务，以太监张永为监军。

杨一清呢，就紧抓张永和刘瑾有矛盾的缝隙与张永密谋除掉刘瑾，在平定叛乱后的献俘环节，张永突然就向武宗揭露刘瑾的不法事十七件，并且得到了太监马永成的支持。

武宗当即就命张永将刘瑾下狱，张永在抄没刘瑾家之后将所得的东西列成清单呈给武宗，为：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无数；衮衣、玉带、甲仗、弓弩等物；刘瑾平常所拿的扇子中还藏着两把匕首。

面对刘瑾的违制行为武宗是大怒，当即就下令将刘瑾处死，同时，刘瑾的党羽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可见，明朝皇帝要处理宦官就是呼吸之间的事，这也是后来崇祯收拾魏忠贤为何能那么容易的根本原因。

在刘瑾被杀之后，朝廷的局势也渐渐好转，那些被刘瑾所打压的人都得到了启用，杨一清也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是呢，这种情况毕竟只是暂时的，因为武宗在除掉刘瑾之后必须还得再找一个人来制衡文官，于是就有了江彬的崛起。

这里，子玉也简单介绍一下江彬此人。江彬，宣府人，性格狡猾，但却骁勇善战，最初为蔚州卫指挥，正德六年（1511）任大同游击，因为作战勇猛得到了武宗的关注。所以，武宗就在召见江彬时将其留下，拔擢其为都指挥佥事，进行重用。

可以说，此时的江彬只是另一个刘瑾，其被重用是武宗出于制衡文官的需要而已。江彬呢，为了稳固自己在京师的权势于是就建议武宗将边军与京军进行对调。对此，大学士李东阳坚决反对，但武宗最终还是将宣府、辽东、大同、延绥四镇边军调入京师，号曰“外四家”，由江彬统领。

同时，江彬又将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周勇略推荐给武宗，他们皆被武宗赐为义儿。当时，前宣府守将许泰领敢勇营，江彬领神威营，武宗则组织一帮擅长射箭的宦官为一营，号曰“中军”，成天在宫苑中驰射。

当然，朝廷的章奏也常常被江彬等人所压下，武宗因此将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玩这件事。对于武宗的贪玩，子玉觉得还是环境的问题，他属于典型的被宦官所系统塑造的性格，所以才表现得无厘头。这也是大明对皇子教育的漏洞之一。

为了迎合武宗，江彬等人又引导武宗出巡边镇，并在宣府营造了镇国府第，武宗在由宣府前往阳和期间还碰上了应州之战，将捷报传回京师，并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又称镇国公。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武宗回到京师，但只待了十四天又出游大同，随后是因为太皇太后去世才返回京师。

武宗实际上是想控制边地军事 图源/剧照

七月，武宗又以边境安危为由令内阁草檄，谓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师出征。面对武宗的无厘头行为，朝臣是哭着劝谏，但武宗最终还是去了宣府，经大同渡黄河至榆林、绥德、偏关等地，并于九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并封江彬和许泰为伯。至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武宗才返回京师。

至于武宗为何会玩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并常常巡边子玉的猜测是，武宗并不糊涂，他可能是想加强对于边军的控制以制衡朝中的文官，同时又急切地想建立军功以重塑皇权的威望，因为，大明在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皇权的威望确实下降了不少。

二月，武宗又加自己为太师，然后又计划南巡，并下诏让工部准备出行的相关交通设备。朝臣呢，自然又是一番极力劝谏，此次劝谏，朝臣也将力度是拉到最满，分别有修撰舒芬及崔桐等七人，吏部员外郎夏良胜及礼部主事万潮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就连宫中的御医都站出来劝谏。

武宗面对朝臣的施压则是大怒，将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等人下狱，并对劝谏者进行廷杖，有十一人被打死，这是武宗和朝臣之间的对立最严重的一次。

只能说，武宗和文官既在权力层面对立，也在文化、价值观层面对立，因此产生矛盾就是常态化。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造反，武宗就赶紧借亲征为由实施自己的南游计划，面对杨廷和等大臣的劝谏，武宗是根本不听。八月，武宗离开京师，十二月抵达南京，但叛乱也已经被王守仁所平定。十五年（1520）冬，武宗返回京师，但不久就病逝了。

至此，武宗结束了自己毫无厘头的一生，随着嘉靖帝的即位，大明朝又陷入了大礼仪之争。

回顾武宗时代，由于武宗先后重用宦官刘瑾和佞臣江彬，所以朝政是非常混乱，外边也出现了藩王造反和盗贼作乱，但幸亏有李东阳、杨一清和杨廷和等文武精英的主持，还能勉力维持系统的稳定。

不过呢，北疆却经常遭遇蒙古骑兵的侵扰，比如，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敌军侵宁夏、庄浪及定辽后卫，四年（1509）冬又寇大同及延绥。当然，蒙古骑兵之所以连年进犯还是因为大明边境的空虚，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又是，明朝将边军调到各地平叛，武宗又于正德七年（1512）将辽东、宣府、大同和延绥四镇的边军调入京师。

因此，明军面对蒙古骑兵的攻击也经常是打败仗，要不是鞑靼当时并没有大举南下的计划，明朝将会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

总之，武宗的一生是没法用正常的叙事方式描述的一生，但通过对其人生的了解我们又能对大明的政治有所认识，能够想明白明朝皇帝为何会重用宦官、佞幸，又总是与文官对立这两个问题。

但是呢，武宗看似无厘头，但其却始终牢牢控制着核心权力，这一点，我们通过《明史》的原话进行验证，曰：“用人之权，躬自操持，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

这句话可能是最接近真实的明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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