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雄：怀念我的老师王玉哲先生

西南联大师友合影（前排右二为王玉哲先生）

2005年5月5日下午，已经住院三个多月的王玉哲先生，病情突然恶化，陷入了昏迷状态，医生已是一筹莫展，于是下了病危的通知。我赶到医院时，只见先生平躺在那里，眼睛半闭着，鼻子里插着管子，口张着，已没有了意识，只剩下喘气了。先生双颊凹陷，骨瘦如柴。眼见着先生正在耗尽他生命的最后一点能量，不由得想到了燃烧将尽的蜡烛。晚上九点，李院长等来了，看到情形十分危殆，嘱我赶紧回去整理一些给先生办后事的文字材料，我只好先行离开。临走前，我再次走近先生床头，久久地望着先生，心中想着，此一去，也许就是与先生的永诀了。想到这里，不觉一阵心酸。第二天早晨，果然传来噩耗，说先生已于凌晨一时四十分驾鹤西去了。

先生今年九十有三，享寿不可谓不永。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桃李满园，子女孝顺，且都事业有成，功德不可谓不圆满。先生累了，辛苦工作了一辈子，读书、著书、教书，这么多年，现在他要去休息了，按说也不为过。但我还是不愿意让他走。虽然他早已不是我们背后的靠山，也已不是我们借以乘凉的大树，但他的恩德，早已渗入了我们的成长过程之中，他的心血，早已融入了我们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里。他活着，我就觉得很温暖，很幸福。但他还是走了，抛开了爱他的子女家人，抛开了爱他的学生，永远地离开了。

我拜在先生的门下，是在26年以前。那时我是内蒙古大学77级的学生，大学只上了一年，因为当时刚恢复高考，允许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我就动了考研的念头。但说实际的，那时的我，对于学术，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为什么报了王先生呢?只是因为在此前看过先生的一两篇文章，感到先生的文章，立意与众不同，他的观点，我很认同，他的文风，我很喜欢，于是就贸然报了名，此外，关于先生的其他方面，一概不知。这次考试，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据说先生对我的答卷也很欣赏，结果当然是，我从此就走进了南开大学的校门。想起来，这真是一种缘分。

我初次见到王玉哲先生，是在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那时研究生不多，典礼就在行政楼的会议室里举行，导师们都坐在前面。有同学指给我，说那就是王先生。先生那时六十六岁，好像头发还很黑，很精干的样子。散会后见了一面，感到他很和蔼可亲。过了几天，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到他家里去，正式与先生见面。那时先生家还住在东村，房间少，住得很局促。写字台的旁边就是床，桌上、地上堆满了书报。我们围坐在桌旁，听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先是让我们每个人谈了谈自己读书的经历，然后给我们讲了讲研究生阶段学习的要点。大意是强调要多读古书，做学问如造金字塔，底子打得越宽，盖得才能越高。他嘱咐我们一定要做通儒，不要做陋儒。又说研究生的三年中，要用一年半的时间读书，后一年半作论文，但在前一半时间内也应该写一点东西，只读不写，提不起学习的兴趣。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培养计划，好几页，是先生亲手刻钢板油印的，详细开列了这三年应读的主要书目以及时间安排。他反复强调了两点非智力因素，就是勤奋和韧劲。这虽然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只有过来人方能够真正体会得个中三昧。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对此也已稍稍有所领悟，但可惜学业未精，韶华已逝，想起当年先生对我们的期许，也只有惭愧而已。

我就这样开始了南开的读书生活。先是读《尚书》,接着是《周礼》,然后是《诗经》、《左传》,就这样一部书一部书地读下去，同时读《说文》,学金文。王先生就是这样逐渐引领我走入了学术殿堂。那时我们是隔两三个礼拜到先生家里去一次，汇报一下学习情况，请教一些问题。有时写点小东西，眷清以后给先生送去，下次再去时，刚一坐定，先生准会起身拉开抽屉，拿出那篇文章，说一说他看过以后的意见。先生是一位宽容的学者，他从不要求学生一定持与老师一样的观点，你如果有与他不同的看法，他会鼓励你把它发表出来。他还鼓励我们向其他的老师学习。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谈《尚书》中政治思想的论文，先生就建议我去找刘泽华先生请教。还有一次，我写了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在讨论当中，我和先生的个别观点不大一致，先生就说，你不妨去找杨志玖先生谈一谈，杨先生是少数民族学者，你可以听听杨先生是什么感受。后来我真的去找过杨先生，杨先生也给了我热心的指导。有时，先生会来参加我们的学术讨论会。所谓学术讨论会，其实只有我们两届学生五个人，就在我们的宿舍里，一般是在晚上，凳子都不够，有人就坐在床边上。王先生也来，大家议论纷纷，气氛非常随便、融洽。在我的印象里，先生似乎没有那样正儿八经地在教室里给我们开过什么课，只是有两次讲座，是在教室里举行的。一次是讲古音韵，上过几节课，他强调说这是口耳之学，是一定要面授的，否则不易学会，所以要上课。另一次是讲他的几篇论文。一上来他就在黑板上抄了金人元好问的那首著名的诗“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说他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人看绣好的鸳鸯倒在其次，要紧的是“把金针度与人”,也就是说让我们学到做学问的方法。例如他讲商族的迁徙，从几个方面寻求证据，然后证成一种说法，给我的印象很深。许多年后，我也挤进了教授的行列，我就对研究生院的所谓课程“规范化”大不以为然，总是拿王先生教我们的那种方式来说事，当然，没有人会理睬我的这些意见，也许今天的情况真的与那时完全不同了。

王先生对待学生，总是和颜悦色，我从没见他疾言厉色过。他对我们有不满意的地方，总是说得十分委婉，虽然委婉，但很明确。也许这就是他的性格。不仅是对学生，好像对任何人他都这样和善。《左传》里有一个典故，说有人评论赵衰和赵盾，将他们分别比作“冬日之日”和“夏日之日”,杜预注云：“冬日可爱，夏日可畏。”我感觉王先生就有如“冬日”,他总是使人觉得温暖，乐于与之亲近。当然，他也不是没有原则，有时候讲起原则来，迹近乎迂。1985年春，王先生首次招收博士生，那时我在内大工作，很想报考，但发现招生简章上规定外语只准考英、日两门，而我是学俄语的，于是就写信给先生，问能否对简章上的这一规定作一变通。信发出以后，久久没有接到回信。以前我给先生写信，先生是每信必回的，这次不知是什么缘故，就是没有回音，那些日子急得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没奈何，只好给在南开的凤瀚兄写信询问。不久凤瀚兄来信，说王先生让他转告我，出简章时因为疏忽，忘了写上“俄语”一项了，现在木已成舟，只好等下一次报考，好在秋天还要招生。并说他之所以不回信，是因为试题已出，按规定就不能再与考生有任何联系了。这件事表明了先生的认真，虽然不免认真得有些刻板，却也刻板得可爱。

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先生的身体明显衰老了。那次骨折，使他的行动大受限制。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工作，那部《中华远古史》,就是在他卧病期间完稿的。由于行动不便，他已很少下楼。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显得特别高兴，紧紧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的身边，问这问那。他关心着我那在国外读书的女儿，也关心着历史学院大大小小的事情。看得出来，他渴望了解外界的情况，渴望像过去一样与人交流。他的脑筋还很清楚，只是耳力是越来越不济了。最近几年，他已不再工作，开始实现他那“怡情于书画之间”的夙愿。有一回我对他说，希望他给我写一幅字，先生痛快地答应了，他说一定给我写，但是他得先“练习练习”。我总以为来日方长，也就没有催问他“练习”得怎么样了。去年他得了一场肺炎，此后就益发衰弱，今年春节前住进了医院，谁知竟至不起。先生欠我的那笔“账”,今生今世，看来是无法还我的了!呜呼!过去读古书，看到孔子死后，弟子们说“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总觉得十分隔膜，这次我算是有了切实的体会了!安息吧，我亲爱的老师!

附记：

这是我前年在王玉哲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今值纪念文集出版之际，将此文附载于此，聊以表达对亲爱的老师的怀念之情。

朱凤瀚，赵伯雄编.《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