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少女落入日军手中，一日本军官救了她，她：我遇到好人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一天，东京地方法院门口人声鼎沸。灰白鬓发的黄有良攥着褪了色的黎锦，站在人群里等待开庭。谁也难以想象，眼前这位佝偻的老妪，在半个世纪前不过是海南山乡里一个赤脚割稻的少女。

时间拨回一九二七年。那年，黄有良出生于海南陵水架马村。家里只有父母和她三人，母亲双目失明，父亲靠山田维生。黎区盛产山兰稻，但收成再好，也难抵战乱将至的阴霾。

一九三九年二月，侵琼日军从秀英登陆；两年后，战火烧到陵水。村口驿道尘土飞扬，人们才意识到逃难的日子不远。军靴的节奏，像敲在门板上的木锤，让整个山寨从此睡不好觉。

农历十月初五，清晨薄雾未散，十四岁的黄有良挑着稻笼，跟着三位同龄姑娘去割谷兼放牛。水稻开镰，田埂上稜草还挂着露珠，几人的脚步声与鸟鸣混在一起，听上去和平日里并无两样。

转眼间，一阵急促的脚步由远及近。林间钻出几个日本兵，枪刺在阳光里晃得发白。姑娘们本能转身想跑，却被利索地扭住手臂。慌乱中，黄有良抬腿猛踹，又突然咬向面前士兵的耳朵，“快放开我！”她用黎语吼了一句。兵丁吃痛后举起刺刀，空气瞬间冻结。

这时，一名佩刀的少尉疾步赶来，把士兵推开，喝道：“やめろ！”随即转向黄有良，用磕巴的汉语说：“别怕，回家去。”仿佛救世主降临，她只觉死里逃生，一口气拎起稻笼往家跑。可刚到家门，日军分遣队的皮靴又踏碎了门槛——那位“好心军官”带人尾随而至。夜幕刚落，屋里亮起的火把遮不住哭喊，她在噩梦里跌进深渊。

接下来的半年，藤桥据点成了囚笼。白天做不完的挑水、扫粪、洗衣，夜里伴随皮鞭与木棍。饥饿时，一碗稀粥要十几人分；若稍慢一步，皮带就落在背上。黄有良与几名同乡姑娘反复琢磨逃路，洞口在哪里、岗哨何时换班，都背得滚瓜烂熟，却总败给森严的警戒。

终于有那么一次，看守匆匆去茅厕，门闩忘了落。黄有良猛地推门，赤脚冲向山林。脚底被砂石割出血口，她不敢停，奔了整整一夜。回到家时，人已瘦成骨架，发梢沾着泥巴。父亲背她上山寻草药，母亲摸着女儿的脸，一声不吭地掉泪。

村里人围着她问东问西，“怎么逃出来的？”“路上怕不怕？”对她在据点遭的罪，却很少人敢多提。黄有良沉默，嘴唇一抖，低头抚摸腿上的青紫旧疤，话到嗓子眼，又咽了回去。

几年后，经亲戚撮合，她与一个患皮肤病的青壮成婚。男人憨厚，说自己不在乎过去，只想好好种田养家。婚后他们生了五个孩子，男耕女织，天亮进山，月下才归。贫苦归贫苦，两口子把孩子一个个送进学堂，在那片椰林尽头点亮几盏小灯。

年纪渐长，旧伤开始讨债。每逢阴雨，她的右腿就像被针扎。腰间被踢伤的骨节早已错位，弯腰插秧时疼得额头冒汗。可她从不肯躺下，一咬牙继续舞动锄头，像在跟岁月较劲。

一九九五年，国际民间组织帮助下，海南慰安妇幸存者集体赴日诉讼。那次，她第一次离开南海，踏上当年敌兵的故土。法庭上，翻译刚念完诉状，她叹了口气，“等了这么久，还能等吗？”声音轻，却让旁听席短暂凝固。

法院记录承认侵琼日军强掳妇女属实，却以“国家间争端已解决”为由拒赔。判决书下发那天，冬雨淅沥，黄有良捧着文件发呆，手指因关节炎微微颤抖。同行姐妹说要继续上诉，她只是笑笑，把判决塞进布包里。

回乡后，老人又在甘蔗地里度过十余年。深夜独坐火塘，她偶尔抚摸那条多年前咬下的疤，似在回味少女时那一口反抗的力量。家人劝她少想，她却摆手：“睡不着，就数山风。”

二〇一七年春天，海南多雨。九十岁的黄有良病体沉重，孩子们轮流守在床前。她合上双眼的那刻，院外的槟榔树正起新芽，只是这一次，她终究没能等到那句应有的忏悔。

如果把战争写进史书，它是冰冷的年份与伤亡数字；可落到一个十四岁少女身上，却是无法平复的夜半噩梦、终生难愈的疼痛。黄有良的一生，让人看到大时代洪流中，普通人命运的纤弱与倔强。那些疤痕，不该在记忆里褪色，更不配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