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区·周末侃｜十多年了，“社区自治金”激活居民自治热情了吗？

这几年每到年底，上海不少街镇都要专门开一个会，评审一笔笔一两万的钱，花得值不值。

这笔钱叫社区自治金。有些地区也有别的叫法，但内核是一样的，希望以政府出资的一笔小钱，撬动社区自治，最终实现居民也出一点，社会也出一点，把小事办成、办好。

其实上海推动社区自治金的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从时间线上看，最早在2011年起，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首创了这一做法。

到2016年，根据当时的市委一号课题精神要求，浦东开始率先在全区范围推广居民自治金项目，上海其他中心城区、郊区也陆续以此为抓手，鼓励居民自治。

众所周知，自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10年前记者采访一位复旦大学研究社会治理的专家时，他就提出观点，让居民参与难，让居民发起更难，最难的是让居民自己掏腰包。

直到今天，这个观点依旧不过时，在社区自治金实践和推广的10多年里，人们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2025年尾，上海各地的社区自治金评审会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我们看到的是，当自治的概念在党建引领下，在基层行政部门引导下，以各具特色的面貌呈现，一些真正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自治故事产生了。

它们符合、甚至超越我们对一个理想的社区共同体的想象，有着令人会心一笑的力量。

当然，绝大多数的现象是向好的，也有一些情况值得重视和纠正。

社区开始不怕麻烦

在过去一年里，上海有的社区改造了凉亭、步道，翻整了小花园。有的社区加装了充电棚，人们不再往楼道里停放电瓶车。也有的社区创建了“一老一小”友好的品牌活动，修正了一些养宠的陋习。

你可能会说，“这本就是社区的常规工作。”

没错，上海持续对房龄超过20年的老旧社区进行整新，各区每年都将一些社区纳入当年的改造目录里，硬件换新颜。服务居民、举办活动也涵盖在社区本身的职能里。为什么还要社区自治金呢？

那你可能不知道，发生在杨浦区控江路2026弄里的“一老一小”互助项目，是居民自发开展、自愿参与的。

闵行区景舒苑一村“元老级”的紫藤架长廊，赶在倾斜坍塌风险之前，由党建引领，社区党员居民共同组成项目施工监督小分队，不仅在设计上出主意，还轮流监工“打卡”。

浦东新区长岛路居民区的宠物公厕，是居民开会商定，并在小区内挖掘能人来建设的。物业和居民也纷纷拿出钱来，给公厕做了门禁钥匙、宠物标牌。

这些例子与传统意义上政府主导的建设和治理区别在哪里？就在居民扮演的角色。

不少基层干部吐槽，过去总是“干部干，群众看”。社区干部一年忙到头，活儿做了不少，牢骚也“收获”了不少。

社区自治金项目不同。它的设立初衷就要求，这笔钱必须花在居民的自治上。大家通过协商议事，敲定一个共同的关切，然后再从居民、周边社会单位里寻找各种资源、资金，最终把事做成，从根源上消解了居民“旁观者”的立场。

不过好事往往不好干。

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罗新忠这些年参加了市里许多自治金项目的指导和评审工作。他告诉记者，前些年，不少社区都把这笔小钱花在改造硬件上了，这里砌一个花坛，那里添一排座椅。“一锤子买卖，社区干部也省事，社区里增加了新的公共设施，居民总归也高兴。”

但这就形成了“目标替代”。“一件事，一开始的目标是这样，最后却被大家集体办成了那样。那这笔钱就失去意义了。”罗新忠说。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浦东在2024年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自治金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升级版，明确要求自治金不能用在类似购买水泥、黄沙的行为上，不能搞工程类建设。也明确了自治金不能用在娱乐化、慈善化的项目中去。

这也就指向了过去几年里，自治金项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一些社区为了省事，就搞一些集体活动，给志愿者发发福利，给参与的居民买点小礼品。可自治体现在哪儿呢？或者说，自治带来的社区变化在哪儿呢？目前来看，在一些区，这也是不被允许的。

于是，又出现了有些社区干部不愿意申领这笔自治金的情况。记者从几位居民区书记那里了解到，自治金项目是不强制的，尽管在一些区里，它与大家的年底考核有一定的关系，但社区与社区之间还是存在“旱涝不均“的问题。

有的社区，一年申请三四个项目，有的社区，一个也不申请。因为这笔钱虽然数额不大，但是要花出去不容易。

“你得拉着居民开会商量吧？定下来项目还得引导居民一起找资源吧？过程中遇到瓶颈和矛盾还要协商化解，用的每一笔钱小到一个螺丝钉，还要开具发票确保财务规范，总之相当于在原来工作基础上增加了一件事，比较麻烦。”一位社区干部直言不讳。

但从去年的情况看，似乎越来越多的社区开始不怕麻烦。

景舒苑一村为了紫藤架改造召开居民议事会。

紫藤架改造后效果。

找到那个支点

2025年底，记者参加了几场浦东的自治金项目评审会。上百个项目里，其中3个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3个项目互为补充，也勾勒出了社区与自治金之间的耦合关系。

一个发生在蔡路社区。这是一个被称为毛巾之乡的地方。4栋楼里住着60多户曾经东海毛巾厂的职工。这样的社区受限于规模体量、地理区位，长期没有物业接手。

无物业带来的最大困境倒不是物业服务的问题，而是不能申请公共电表，进而不能装楼道灯。许多居民就这样摸黑过了40年。2025年的自治金项目，大家共议：“就申报这个（装楼道灯）。”

另一个项目在胜利居民区。这是一个生长在工业园区里的老旧住宅，由于社区公共空间少，带孙辈的老人多，经过居民协商，2025年的自治金项目，居民区申报了一座小型儿童乐园。

胜利居民区增设儿童乐园。杜晨薇 摄

第三个项目是庆东居委设立的“金管家”团队。辖区内的海湾新城小区刚刚经历了物业的提价。为了确保物业服务不打折扣，由退休干部、热心业主等组成的“金管家”共同担起监督者的重任。

蔡路居民区书记蔡勇告诉记者，自治金就像是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必须找准、找到居民的痛点上，然后居民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就会拿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资源力量，且愿意为了维护建设的成果，付出长期的努力。

这个过程一开始是艰难的，尤其对于社区干部来说，得扑精力和智慧上去，为大家搭建协商的平台，还要及时发现一些“卡壳”的关键问题，主动找到街镇、共建单位想办法，甚至也要去跟周边企业商户“化缘”。

可一旦破了冰，整个集体的受益很可能超出预期。

“毛巾之乡”的项目立项后，社区干部找到镇里，帮助社区解决了电表的问题。社区又牵头召开4次党员座谈、3次居民议事，一一破解灯具选择、安装位置的分歧。

最终，老百姓商定不仅装楼道灯，还要装监控，并做一些符合毛巾厂文化情怀的墙绘。4.5万元的自治金不够，居民就一家再出50元，居民区又请周边共建单位出了一些。

胜利居民区的儿童乐园一开始没地方建。社区就主动找到旁边一片隶属于合庆工业园区公司的封闭式绿地。最终经过与园区公司的协商，对方同意安装儿童乐园，并主动做起了“共建者”。

“金管家”团队成立以后，参与的居民自己排班巡逻监管，推动物业账本公开，最后不仅把物业服务的评分提上来了，物业费收缴率也从2024年的71%上升到2025年的90%以上。

这3个项目，一个暗含着居民从“人”参与到“钱”参与的底层逻辑，一个从社区动议走向社会共建，一个让自治金体现长尾效应，可以说，都指向了自治的根本目的——让社区真正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浦东新区长岛路居民区书记李秀勤告诉记者，这两年，她最爱做的就是推动自治金项目。“我们把让居民‘发声’，并‘发动’愿意贡献力量的人这前两步做好了，老百姓自己就会‘发光’了。”

前两年，李秀勤申报了一个“海棠巷”自治金项目，2万元自治金投入后，又撬动物业追加 12 万元注入项目，用来铺防滑砖、装景观灯、摆休闲椅，让一条“问题巷”变身“网红巷”。现在，社区里的志愿者阿姨们每周都自发组织起来捡垃圾、护绿化，一个擅长种花的阿姨还负责制定每个季节的种植计划。旁边有一个幸福园，利用自治金完成了基本的整修后，居民又众筹装了靠背椅、帐篷，现在每逢节假日，就有一群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到园子里拉歌。

幸福园改造前后。

为更理性的集体决策赋能

在上海，社区自治金的多少没有标准，往往取决于各街镇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及对推动自治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记者发现，有的社区有封顶8、9万的预算，如果按照一个项目2万元的话，至少可以申请4个项目。有的街道给社区的支持分摊到每个项目上约在几千元。但这似乎并不影响项目的推进。这两年在市中心和郊区，都有一些案例，用为数不多的自治金，最后引来十多万元的社会资金或者众筹资金。

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自治金的叙事框架里，这笔钱本身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一件大家都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因为这笔钱的或多或少而耽搁的。

罗新忠说，这也就真正回归到自治金的“优值品属性”：“政府通过补贴或引导参与的方式干预，帮助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共同体意识、降低基层治理成本，最终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不过，透过一个个社区的自治金项目，我们更该看到的，是上海社区的复杂性。在一些街镇，居民迫切要解决的仍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修缮问题，自治金虽然不多，起到的却是补短板的珍贵作用。

还有一些街镇，普遍集聚了商品房住宅或高档住宅，社区更多需要透过自治金来提升软性服务的能力、挖掘组建兴趣社团。

这就需要我们在政策制定上，更体现分层分类。对于一些基础力量薄弱的社区，通过自治金项目所发现的民生问题，有没有可能得到上级单位的重点关注，并相应导入其他叠加政策。对于一些居民参与度长期较低的社区，能否通过专业力量的介入，给予技术操作上的引导。

就目前来看，个别街镇还存在撒胡椒面式的自治金发放方式，这就导致了做好做差一个样。更深层次地，会导致一些基层干部混淆自治金的真正内涵，不利于培养基层干部激活一线自治的能力和本领。

罗新忠还提醒，社区因受限于资源、认知，有时也难免做出一些不太合理的集体决策，导致自治金项目“烂尾”。

此前，某个老旧社区的自治金项目在小区门口设计了一面墙的立体绿化，最终却因后续的维保困难很快枯死。还有个别项目因建设主体系居民集体，物业认为无责任维护，居民自身又无能力养护，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些也需要我们在探索过程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不断找到集体决策的更优解。”罗新忠说。

此外，也有一些社区干部提出，目前自治金的使用，在手势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有些区域在审计过程中，手势比较紧，“哪怕开会时候提供的矿泉水也不一定符合规定，有时候宁可花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也懒得去报销这笔钱。”有些则比较宽松，但易造成后续的财务隐患。记者了解到，过去几年里，个别区域也因自治金的使用不当，带来一定的廉政风险。

新的一年，即将有一批新的自治金项目，在党建引领下，在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诞生。不论它的过程将遭遇怎样的挑战，每个参与者仍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靠近共同的治理目标，并真切体会到“人人都有序参与治理”带来的社会成果。

这恐怕也是一项制度久久为功的意义所在。

原标题：《品区·周末侃｜十多年了，“社区自治金”激活居民自治热情了吗？》

栏目主编：唐烨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杜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