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知道自己上当了，悔不当初却为时晚矣，20年真心错付美国

新加坡原本以为，和美国把关系经营到“老朋友”的份上，很多事就该有个基本的底线。二十年里，它对美国商品几乎一分钱关税都不收，把自由贸易协定当成一块稳当的地基，至少可以保证规则不会突然翻面。可等到关税真的落到自己头上，才发现那份笃定并没有想象中牢靠。

新加坡长期对外讲的是“不选边站”。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姿态，其实更像一套精算出来的生存方式：经济层面尽量贴着亚洲增长的脉搏走，安全层面则把自己放进美国主导的体系里。只要两边都还愿意克制，这种安排就能把风险摊薄，也能让新加坡在夹缝中保持回旋空间。问题在于，一旦某一方把“克制”放到一边，剩下的就不是技巧，而是承压能力。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新加坡被列入10%的税率。数字看上去不算夸张，但对新加坡而言，刺痛点不在百分比，而在逻辑：明明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明明长期是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国，按照美方自己强调的“对等”口径，新加坡很难被解释成“占便宜的一方”，却仍然照征不误。

把这一下放到日常经验里理解会更清楚。新加坡过去常被当作一种“可预测”的经济体：规则明确、制度稳定、合同能执行。现在问题不是关税本身，而是协定被绕开时几乎没有缓冲。你可以谈市场波动，也可以谈企业成本，但首先出现的是一个更基础的疑问：白纸黑字到底能约束谁，能约束到什么程度。

如果只看中美两边的互动，这种反差更明显。美国的做法是直接把关税工具推到台面上，不管先前承诺如何排列；而新加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同一时期却呈现出另一种走向：2024年底，中国与新加坡升级了自由贸易协定，条款比以前更优惠。两条线并排时，新加坡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长期投入的那份“安全感”，究竟来自制度，还是来自对方的需要。

理解新加坡为何会把自由贸易协定看得这么重，就得回到2004年。那一年，新加坡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从此对所有美国商品实行零关税。二十年下来，新加坡从美国买的东西比卖给美国的多得多，累积形成大约3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换句话说，在这段关系里，美国长期处在净受益的位置，新加坡付出的，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准入和关税让利。

这种让利并不是无缘无故。对新加坡而言，协定不只是贸易安排，更像一种“制度背书”。小国最怕不确定性，尤其怕规则忽然被改写。把美国拉进一份长期协定里，至少可以让外界相信：新加坡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有固定轨道，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也有某种持续性。新加坡把这种持续性理解为安全的一部分，甚至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但安全层面的投入并不止于协定。早在1990年，新加坡就与美国签署备忘录，允许美军使用其海空军基地。到了2019年，李显龙与特朗普续签相关安排，把期限延长到2035年。樟宜基地长期被视为美国海军在东南亚的重要支点，新加坡也因此被美方称为“主要安全合作伙伴”。从操作层面看，新加坡并不只是保持礼貌距离的旁观者，而是把基地、后勤、区域存在感这些要素，嵌进了美国的安全布局。

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新加坡的态度甚至比“合作伙伴”更积极。2016年南海仲裁案期间，李显龙曾四处游说各国，希望大家向中国施压。后来，中国在香港扣留了新加坡的装甲运兵车，新加坡才意识到安全议题上的用力过猛会带来直接代价。从那之后，新加坡开始收敛，更多强调“两边都是朋友”，努力把表态控制在可回旋的范围内。

也正因为此前投入过，新加坡在2025年的关税事件上反应格外集中。黄循财在国会讲话时措辞罕见强硬，强调新加坡与美国存在自贸协定，也强调新加坡对美国长期是贸易逆差国，按美方自己的“对等”逻辑，不应被征税，却仍然被征。他把问题落在一句话上：“这不是对朋友做出的事。”紧接着，新加坡副总理颜金勇也表态，对美国的决定“深感失望”，并专门点出一个细节：新加坡是整个东盟里唯一对美国保持贸易逆差的国家，等于是在东盟范围内最“让美国赚钱”的那个，却仍然没有被放过。

当新加坡把这些事实摆出来，意图其实很清楚：这不是要讨价还价，而是要证明规则被抽走了。你可以说税率是政策工具，也可以说美国国内政治会影响贸易决策，但对于一个以制度信誉立国的国家来说，被忽略的不是某项优惠，而是“协定能否在关键时刻起作用”这个根基。新加坡过去愿意付出长期零关税的成本，正是因为相信协定能提供可预测性，如今却在最需要可预测性的时候失效。

这也把新加坡的对冲策略推到了更尴尬的位置。那套策略的前提，是两个大国各取所需、彼此约束：你在经济上和中国保持深度连接，在安全上与美国保持紧密合作，同时尽量不把任何一方逼到“必须做选择”的地步。一旦某一方开始“六亲不认”，小国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多少筹码。对新加坡来说，关税事件给出的信号很直白：美国要使用关税工具时，并不会因为你在安全上配合而手下留情；而你在安全上曾经得罪过的一方，也不一定会因为你今天受挫就自动替你兜底。

新加坡曾经确实拥有一种体面的身份，就是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2018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选择在新加坡举行，那段时间，新加坡的“中间人”角色被放大，全球镜头都对准这个小岛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互动空间，双方都愿意让第三方提供场地、提供缓冲，也愿意给这种“中间地带”留一席之地。

可到了2025年，环境已经明显不同。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对全球挥舞关税大棒，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博弈从贸易延伸到科技，再延伸到安全。李显龙用过一个很重的说法，称这是“80年不遇的惊涛骇浪”，并判断中美矛盾已经积重难返。美国把中国视为挑战者，这种根本性的对立，很难靠几轮谈判就消解。在这种格局里，“中间人”的价值自然会缩水，因为双方更在意的是对抗的效率，而不是斡旋的姿态。

区域合作的路径也在改变。RCEP已经生效，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升级，中国与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往来越来越紧密。很多合作不再需要绕道某个单一枢纽，供应链、投资、产业协作开始更直接地对接。对新加坡而言，这意味着它过去依赖的“枢纽溢价”会被稀释：并不是谁刻意排除它，而是区域网络变得更密，绕行的必要性变少了。

关税为什么会让新加坡这么疼，还要看它的经济结构。新加坡有一个常被提及的指标：贸易依存度大约327%，也就是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本国GDP的三倍多。这个比例放到全球范围都非常突出，意味着国家命脉高度系在国际贸易上。只要全球贸易流动放缓，或者关键市场提高壁垒，新加坡的受冲击程度就会被放大。

2025年4月7日，美国“对等关税”正式落地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暴跌7.5%，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恐慌情绪带动各板块下跌，蓝筹股成交量也明显放大。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颜圣充给出的预测是：新加坡上半年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也就是连续两个季度GDP环比萎缩。他预计2025年二季度GDP环比可能萎缩2.4%。新加坡贸工部官员也承认经济可能进入技术性衰退。黄循财公开警告，不排除全年衰退的可能性，政府把2025年GDP增速预期从1%—3%下调到0%—2%。

这些数字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现实：新加坡的港口、金融、物流、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等优势，都建立在全球贸易畅通的基础上。它是全球第二大港口，是亚太金融中心，也是许多跨国企业布局东南亚的节点。当贸易保护抬头、全球贸易可能萎缩时，这套“贸易立国”的模式就会暴露出软肋。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在逆全球化趋势到来时，也更容易成为承压者。

把这些线索合在一起，新加坡的处境就像一个时代的缩影。美国不再优先维护自己曾推动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多边规则被单边工具挤压，协定的约束力变得不稳定。小国过去相信制度与协议能提供护栏，如今却发现护栏可能随时被移开。黄循财说过一句很直接的话：“我们最终还得看美国的脸色。”这并不只是情绪表达，而是在描述权力结构：当规则越来越由实力来解释，小国能做的往往是降低暴露面、扩大备选项、尽量不让自己成为最容易被施压的那一个。

新加坡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冲击的国家，也很难是最后一个。它用二十年的零关税、长期的贸易逆差、基地合作与安全配合，换来了一次清晰的提醒：协议可以是合作的工具，但未必天然具备保险功能。真正决定它能否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各方当下的利益与选择。当利益方向改变，纸面承诺能起到多大约束，往往取决于承诺背后还剩下多少对等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