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达 | 从单极霸权到多极共同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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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这个话题越来越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为此邀请了来自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以及台湾地区的27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我在2012年在【美国研究】发表了一篇题为《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的文章，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些数字和具体论述需要更新，但总体思路还是和这次讨论密切关联的。所以就以这篇文章代为编者按吧。

注：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美国研究，2012年第一期，第7-26页。

2025年12月15日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

赵明昊 复旦大学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 文 中国人民大学

李汉松 美国美利坚大学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任 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邓中坚 台湾政治大学/金门大学

门 镜 华东师范大学

暴凤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宋 伟 中国人民大学

吴 川 日本大学

金君达 社科院世经政所

梁 微 美国明德国际学院

朱俊玮 浩瀚智库

卫 娣 日本周南公立大学

庞 琴 中山大学

袁 易 台湾政治大学

蔡彤娟 中国人民大学

刘 星 山梨学院大学

王鸿铭 中国政法大学

朱亦凡 中国人民大学

许嫣然 中国人民大学

潘 维 澳门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从单极霸权到多极共同领导

27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6篇

随着特朗普12月5日提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进行外交策略调整的大趋势日益显著，许多国家都在寻求政策调整甚至战略转型。“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个概念的相关讨论，实际上反映出许多国家在国际形势高度不确定、对外工作找不到明确思路的大背景下，对于多国集体行动、解决部分国际性问题的期待。当前，由于部分传统上维护国际秩序的主要国家开始向“小多边主义”甚至单边主义转型，全球领导力赤字突出。部分传统霸权国试图维护其霸主地位。但是，未来的“世界领导型国家”不应该是单一的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以及多边主义全球秩序。

在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模型下，霸主国提供维持国际秩序的公共品，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技术领域，国际秩序领导者都需要支付一定代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货币领域的特里芬悖论。自由主义流派中的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也有类似逻辑，霸主国向国际制度让渡部分自由，以维持和领导这种国家间合作框架。但随着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型，霸主国对于其他国家“搭便车”更加敏感，同时试图通过自身霸权地位收取某种“补偿”。随着互联网发展、新兴媒体崛起和民粹主义抬头，部分霸主国内部出现片面强调其直接付出、忽视其隐性和间接收益的政治论调，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民粹主义者将贸易赤字视作公平贸易标准、忽略美国输出美元所带来的综合收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部分先前维持国际秩序的霸权开始诉诸“小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滥用单边制裁，肆意征收关税，排除他国制定国际规则，成为带头破坏国际秩序的“掠夺性霸权”，这是当前国际秩序面对的结构性困境。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未来的“世界领导型国家”是否应该重新建立全面的霸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答案。但许多国家对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霸权抱有警惕的态度。未来我们可能面对一个多极共存的国际格局，没有哪一方占据绝对的技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主导；在国际金融治理等需要国际公共品的领域，由多国共同领导，共同提供公共品。相比单极世界，这种局面确实存在一些风险，特别是大国间摩擦的风险。但这种新格局对于国际合作是有利的，因为它更好地体现了基于各国自愿的国际合作原则。当前，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美国视角下的“集体安全”实际上都存在权责分配的问题，多个当事方都认为自己吃亏，国际合作因而受阻。基于自愿原则的治理合作可以提升集体行动的效能，也有助于为全球性义体排出优先级，各国优先解决最为急迫的事端。

多极共同领导秩序的核心就是大国共存。尽管当前的一些“大国一致”国际制度安排，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饱受中小国家诟病，此类安排却是维护国际秩序、避免毁灭性战争的必要护栏。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避免大国直接冲突，体现出一定的认知进步性；该原则的落实对于全球秩序至关重要。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提出质疑，例如芬兰总统斯图布不久前在《外交事务》发文抨击基于“大国交易”的国际秩序。这种言论当然有美欧利益集团维护其既有制度框架下优势地位的意图，但也反应了中小国家的普遍忧虑，担忧自身核心利益被大国私相授受。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局面，各国不应试图阻挡单极霸权向多极领导的转型，而应该通过积极的区域自治、自主开放的多边外交来争取权益。具体而言，以下这些原则或许对于一些国家的政策调整具有价值：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一，不要预设假想敌，以开放的姿态开展与域外大国的外交。在多极客观共存的情况下，阵营对立无助于国际争端解决，以仇恨和恶意揣测出发的外交政策可能引发国际局势升级。在中国对外合作中，部分国家凭空指责中国企业危害其国家安全，进而对中国开展经济霸凌，实际上有损双方利益。

第二，避免排他性的小多边组织，提倡开放式合作。除了引发阵营对抗、破坏国际经济体系以外，这些小多边组织必然会向外扩张并推广其政治、经济、技术标准，进而引发广泛的国家间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对峙。一些中小型国家看似从大国制度竞争中获益，实际上也会因为大国竞争激化而失去许多本可以用来解决跨国、区域治理挑战的合作机会和资源。

第三，积极开展跨区域合作。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技术便利，建设数字化贸易枢纽，开展跨区域合作，既是一些国家的经济起飞契机，也是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提升中小国家自主性的途径。

第四，权责对等。无论是向其他大国提出要求，还是开展区域内部的协调与合作，多极化背景下的权责对等原则都是合作成立的关键。在与其他大国的外交中，“虚空造牌”和“极限施压”这类只提要求、不提利益交换的外交姿态往往是阻碍各方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而在国家间合作中，确保各国劳有所得是推动合作、克服民粹主义阻力的重要基础。在全球治理合作中，成员国治理责任公平分配也是长期稳定治理合作的重要前提。

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上述四点以外，真正的文明互鉴也有助于建立多极共同领导的国际秩序。各国都有自己的软实力、身份认同和民族历史，应寻求符合本民族、本国和区域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多极共同领导时代不应存在一个文化霸权，特别是那种从“物质发达”构建“制度优越性”甚至“人种优越性”的文化霸权；各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摒弃“善恶二元论”，以平等开放的姿态接触其他国家。在认知差异大到无法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再退一步寻求基于现实主义和国家硬实力的政治平衡。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对于处于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从美国到中小型国家的世界各国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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