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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弗朗哥凭借威权治理将西班牙从欧洲落后穷国打造成先进工业国,但随着他的离世,西班牙不出意料的重新走回了君主立宪的老路
幸运的是,历经左右厮杀之苦的国民与有识之士守住了经济成果,即便弗朗哥的雕像被推倒,西班牙仍是带着他时期打下的工业基础回归西方世界。
在彻底变革与开放后,西班牙如何规避左右互搏的内耗?又如何在陷入发展泥潭后再度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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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哥领导的右翼长枪党以威权手段掌控全国,一方面实施高压统治,让西班牙成为法西斯式的欧洲公敌;另一方面也强行终结了持续30年的混乱,让国家摆脱内耗、恢复秩序。
对普通西班牙人而言,这意味着不用再躲避战乱,终于能安心经营生活,这也让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呈现出独特矛盾,既缺乏自由进步,又精准抓住了历史机遇。
西班牙先是避开了世界级战争,成为欧洲少有的和平净土;随后又利用冷战空档大吃红利,不仅获得关键的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更逐步打开了融入欧洲的大门。
在1939年至1975年的三十多年里,西班牙完成了关键积累,前20年筑牢公民教育、基层治理与重工业基础;后10多年则凭借前期积淀,承接大量外来资金、技术与游客,一边升级产业,一边扩大对外输出,快速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国民收入与生活水平大幅提升,逐步赶上欧洲主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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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至1970年这10年间,西班牙经济总量增长7倍,外汇储备25年间暴涨165倍,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五、世界前八,国民收入10年增长10倍以上,人均购买力比肩英法、仅次于德国。
当时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第二位便是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即便在欧洲整体复兴的背景下,西班牙的腾飞也堪比德国的“莱茵河奇迹”,更走出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的独特路径,彻底摆脱了数百年的“欧洲破落户”形象。
但是普通西班牙人的生活水平提升并未跟上收入增速,土地与住房等资源的稀缺导致居住条件普遍较差,这也是当时民众广泛诟病的问题。
随着经济开放与人员流动加剧,弗朗哥原本严密的统治开始松动,外部思潮不断涌入,一条隐形的思想战线悄然拉开,被尘封的左翼倾向与西方主流思想随资本和文化进入西班牙,迅速扩散。
此时的西班牙来到了弗朗哥时代的关键节点,真正的考验并非物质生活与欧美的差距,而是其构建的统治思想能否抵御外部思潮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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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哥政权的核心价值观源于“西班牙民族复兴”与“天主教保守教义”的融合,这套理论虽为其统治提供了逻辑支撑,也能在封闭环境中对抗左翼残余,但本身存在保守陈旧、战斗力不足的天然缺陷。
当年长枪党能赢得内战,更多是因为左翼内部不团结、内耗严重,而非这套理论的优势。事实上,不少具备进步意识的西班牙人始终不认同弗朗哥的理念。
更致命的是,这套理论缺乏持续创新,到1970年前后已严重脱离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西班牙现实。
冷战背景下,东西方不仅在军事、经济领域对抗,更在意识形态层面持续交锋,倒逼双方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对开放后的西班牙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体系,都对弗朗哥的陈旧理论形成“降维打击”。
到70年代,弗朗哥政权的思想防线已千疮百孔,就连原本绝对忠诚的军队中也出现大量自由派军官,政府内部更是滋生出原生中左翼力量。此时的弗朗哥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已无力推动大范围变革。
或许是预见了自己身后的变化,弗朗哥早早就从国外接回年幼的胡安卡洛斯一世作为王储培养,且未禁锢其思想,反而为他提供最好的大学教育,让他接触多元思潮。这种“只做悍将不当皇帝”的做法引发广泛猜测,有人认为弗朗哥本就是自由派,此前的威权选择只是权宜之计,但他始终未予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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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初衷如何,弗朗哥后期的西班牙已呈现全面松动态势,经济领域更是成为自由派的天下。1957年他任命的外交、财政、商业等关键部门部长均为改革派,1969年更是让经济部长统领内阁,彻底排除保守势力对经济的干涉。这一系列动作让外界逐渐看清,弗朗哥或许没有坚定的政治倾向,实用主义才是核心,只要能维持国家稳定,左右道路皆可接受。
不过快速发展也积累了诸多问题,税负过重、收入差距拉大、腐败丛生,1975年更是出现20%的物价涨幅,通货膨胀失控。自由派趁机将经济困境归咎于“不开放、不自由”,却忽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背景下欧美列国同样物价飞涨的现实,也忘了民众生活已较10年前翻了数倍。
但困境之下,民众需要发泄口,弗朗哥或许也意识到这一点,选择逐步移交权力,“你们要的权力,我死后尽可拿去”。
1975年11月20日,弗朗哥溘然长逝,西班牙一个时代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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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安排,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波旁王朝复辟。尽管保守派对这种权力传导不满,出现了宣誓仪式锁定弗朗哥女儿、葬礼老兵策划政变等小插曲,但胡安卡洛斯一世最终顺利掌权,毕竟弗朗哥已为他铺路数十年。
新国王仅继承国家元首职能,其他权力按法律流转至内阁与议会。这一局面让所有人捏了把汗,没了弗朗哥的高压掌控,西班牙会不会重回30年代的混乱?当时政府中左翼与军队保守派的暗中对立,更让国家站在了危险边缘。但历经战乱的西班牙人早已惧怕内乱,加上经济发展让全民都有了财产积累,“守护稳定”成为共识,这也为后续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关键时刻,胡安卡洛斯他严厉警告军队,若敢干涉议会决策,自己将离开西班牙,军队需对所有混乱与损失负责;同时任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长枪党老党员担任议长,在政府内部寻求平衡。一番操作下来,成功掐灭了内战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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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国王支持任命挚友阿道夫·冈萨雷斯为新首相。冈萨雷斯深耕各派联盟,上任后全力推动政治协商,通过一对一沟通、多方商议的方式撮合不同意见,最终促成各方签订《蒙克罗阿盟约》,左派同意控制工资上涨,右派同意提高退休金与失业金,各方一致同意增税、加大教育投入与基建投资。
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出现了看似“逆天”的局面,物价惯性上涨但工资冻结,企业利润下滑但税收增加,却没有爆发大规模动荡,左翼劝导民众承担经济负担,右翼说服资方出让短期利益,形成了“各方牺牲、团结抗困”的罕见态势。在此过程中,西班牙探索出左翼与右翼、执政与在野协商共进的新模式。随后七大党派成立联盟,历经数月讨论制定出1978年宪法,标志着西班牙特色政治协商机制圆满成功。
平稳过渡后,西班牙不仅解除了内战危机,更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迅速扭转恶性通货膨胀。即便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其经济表现也优于其他欧洲国家。1986年加入欧盟后,西班牙经济迎来全新阶段,尽管90年代初有过短暂坎坷,但1994年后重回增长轨道。弗朗哥时期的工业遗产未被抛弃,反而成为航空航天、汽车制造、高速铁路等高精度产业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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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基建能力增强,房地产行业开始野蛮生长。欧元替代比塞塔后,长期利率降低引发抵押贷款激增,进一步助推泡沫,2005年西班牙新建房屋数量超过德法总和,部分城市出现高层住宅扎堆的景象。房价暴涨带动经济高位增长,2007年就业率近乎饱和,人均GDP超越意大利,当时甚至有预测称2011年其人均收入将超过德国,西班牙似乎实现了“民族复兴”。
但繁荣背后隐患重重,房地产泡沫高度依赖区域储蓄银行融资,推高了全国负债率,这个靠债务吹起的泡泡,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被瞬间刺破。
资金大量撤出、国际贸易遇冷,西班牙贸易逆差激增至GDP的10%,一年内房价暴跌31%,区域储蓄银行系统濒临瘫痪,经济陷入冰封。2009年全国裁员120多万人,失业率飙升至近30%,且持续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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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欧盟的欧债危机应对措施逐步发力,2014年西班牙终于稳住经济阵脚,失业率开始下降。尽管新增就业多为兼职、临时合同,中左翼颇有不满,但在财政收紧的压力下,能保障民众基本糊口,已算是“欧猪五国”中的佼佼者,西班牙再次来到历史低点。
祸兮福之所倚,火热的房地产行业锤炼了西班牙的基建技术,工资减半又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从债务危机中苏醒的西班牙,凭借高端制造与基建产业出海参与全球竞争,同时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最终成为欧洲制造业占比最高的国家,基建水平跻身全球前十,仅次于少数老牌发达国家与一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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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西班牙经济数据恢复至2008年危机前水平,此后虽再遇增长乏力,但相较于其他欧盟国家,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更为灵活。
这种优良传统让西班牙率先拥抱东方力量,在新能源汽车、风光电基建等领域发力,成为以风力发电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尽管要承受新能源的不稳定性,但这种“因时制宜、开放拥抱先进生产力”的态度,在如今的欧洲实属罕见。
总而言之,西班牙通过升级高端制造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功缓解了房地产崩盘的负面影响。这个历经威权统治、和平转型、危机冲击与二次腾飞的国家,未来将走出怎样的道路?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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