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鬟李氏侍夫33年，管家闯入，她叹：终于轮到我了

民国顶级官二代为了亲妈当众撒泼，躺棺材上怒吼：谁敢拦我！

“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

1916年长沙城的一场葬礼上，这嗓子把在场几百号人都喊懵了。

喊这话的不是疯子，是当时手握几万条枪、权倾湖南的督军谭延闿。

就在几分钟前，这位连大总统都要忌惮三分的封疆大吏，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破防的举动：他直接爬上亲妈的棺材盖，四仰八叉地在那躺平了，对着一群白胡子老头撒泼打滚。

这哪里是出殡，这分明是在跟老祖宗的规矩玩命。

说白了，这事儿还得从一碗饭说起。

在晚清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谭府饭桌上有个奇景：老爷谭钟麟和大夫人在桌上吃，侧边永远站着个中年妇女端茶倒水。

这一站，就是整整三十三年。

这人就是谭延闿的亲娘李氏。

说好听点叫二房，难听点就是个高级保姆。

李氏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家里遭了难才卖身为奴，后来因为长得太美又识字，被老爷谭钟麟“顺手”收用了。

但这种“收用”是有代价的。

大老婆为了显摆贤惠，捏着鼻子认了，还让她生了孩子，但立了个死规矩：李氏这辈子，只要我在吃饭，你就得站着伺候，永远别想上桌。

这不是简单的立规矩，这是在诛心，是在告诉所有人：哪怕你生了儿子，你也永远是个奴才。

年幼的谭延闿每天看着母亲像个影子一样站在桌边，看着那个把自己带到世上的女人低眉顺眼地吞下所有羞辱，这心里的滋味，比黄连还苦。

那时候的小谭延闿心里跟明镜似的：在绝对的封建礼教面前，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想让亲妈坐下吃饭，只有一条路——考取功名。

李氏也是个明白人，受了仆人白眼、主母刁难从来不哭，只跟儿子念叨：“争气，做个有用的人。”

这哪是读书啊，这是娘俩在拿命博前程。

1904年，清朝最后一次科举。

当报喜的差役撞开谭府大门喊“中了！

中了！”

的时候，正在伺候吃饭的李氏手一抖，碗碎了一地。

她本能地要跪下请罪，没想到那个让她站了半辈子的男人谭钟麟，满脸堆笑地扶住了她：“以后，坐下来吃饭吧。”

那一刻，谭延闿考中的是“会元”，是湖南两百年来都没出过的第一名贡士。

一个月后，他又拿下了进士。

24岁的少年天才，一举击碎了压在母亲膝盖上三十年的大山。

这时候我们才看懂，所谓家规，在光宗耀祖的荣耀面前，不过是一张废纸。

谭延闿后来一路官运亨通，翰林院编修、湖南都督、湘军总司令，权势甚至超过了他那个当总督的爹。

为了给母亲长脸，他无论给谁写信，落款都要强调“奉母命”，恨不得把所有的荣耀都贴在母亲脑门上。

现实往往比电视剧更狗血。

1916年李氏病逝，谭延闿以为凭自己现在的身份，怎么也能给亲妈挣个体面的葬礼。

结果呢？

他还是太天真了。

出殡那天，谭家那帮族老挡在祠堂大门口，指着旁边那个专门给猫狗、下人进出的侧门，冷冷地说：“这是祖宗家法，妾室不得走正门。”

这一刻，谭延闿是不是觉得特别讽刺？

他在外面能指挥千军万马，能左右民国政局，却在自家祠堂门口，保不住死后亲妈的一点尊严。

这帮老古董，居然想让他妈从狗洞里钻出去。

既然活人走不了正门，那我这个“死人”总能走吧？

我是都督，我看你们谁敢拦都督的棺材！

那群守着旧规矩的老头子们终于怂了。

他们怕的不是死去的李氏，怕的是那个发了疯的“湖南王”。

棺材最终从大门抬了出去，谭延闿赢了，但也输了。

他赢了面子，却输给了那个吃人的时代。

那一瞬间，新时代的权力和旧时代的僵尸撞在了一起，最后还是拳头硬的赢了。

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得谭延闿生疼，直接导致了后来那件震惊民国政坛的“拒婚案”。

当时孙中山先生看中了刚留洋归来、才貌双全的宋美龄，有意介绍给丧偶的谭延闿。

这在当时是多少人求之不的政治联姻，要是成了，谭延闿的地位简直不可撼动。

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带着厚礼去了宋家，进门就给宋老太太磕头，认了干娘，硬生生把宋美龄变成了“干妹妹”。

为什么？

外人说他痴情，守着亡妻方氏的承诺不续弦。

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他看透了所谓“三妻四妾”背后的血泪。

他亲眼看着母亲站了一辈子，受了一辈子委屈，甚至死后还要被羞辱。

他不愿意让任何一个女人再因自己受这种罪，也不愿自己的孩子再经历这种庶出的痛苦。

他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向那个让他母亲站立了三十三年的旧社会，投出了最后一张反对票。

历史书上记住了他的高官厚禄，记住了他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但或许在他心里，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刻，不是当上督军，也不是拒绝了宋美龄，而是那天中午，终于能对母亲说一句：“娘，您坐下吃饭。”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突发脑溢血在南京去世，终年50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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