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采访过毛主席的美记者斯诺患癌，妻子写信向中国求援

1971年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而言，生活并非顺遂。他刚刚结束在中国长达半年的访问回到瑞士不久，正忙于撰写新书《漫长的革命》，但是身体却难以支撑，常常感觉极为疲倦，难受至极。起初还以为是劳累所致，休息一下便会好转，可是状况却越发糟糕。之后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患上了胰腺癌，并且已经出现扩散的情况。在那个时候这几乎等同于被宣判了死刑。

斯诺的夫人洛伊斯非常着急。她为丈夫的疾病四处写信来寻求帮助。她给在美国以及英国的亲友写了信。还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寄给在中国的老朋友马海德医生。这封信带着最后的希望，跨越海洋。不久之后这封信就呈现在毛泽东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的桌面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闻消息。他们没有太多犹豫。当事人回忆毛主席与周总理马上商议，要竭尽全力挽救斯诺的生命。他们立刻下达指示，迅速组建顶尖医疗小组，前往瑞士救治斯诺。这个小组由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带领，还有北京日坛医院的专家们。鉴于远途转运存在困难，北京制定了两套方案：一套是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家庭式病房，等待斯诺一家来京接受治疗；另一套是如果斯诺身体不允许进行长途旅行，就将医疗援助送到他在瑞士的家中。周总理考虑得非常细致，他知道斯诺手头不富裕，专门指示包租法航班机的一等舱，让斯诺在转运时能够躺着休息，并且承担全部费用。这样考虑全面的安排，超出了一般的外交礼节。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是如此迅速且果断，而这背后有着长达三十多年的深厚情谊。斯诺并非普通的记者，他是1936年第一个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的西方人，是他第一次将毛泽东以及中国红军的真实形象传播到全世界。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了解我们并且把这里的事情告知外面的世界。这种在革命最为艰难的时候结下的信任，是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对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你也从来没有欺骗过我。这种坦诚地对待彼此，奠定了他们之间友谊的基础。

1972年1月下旬的时候，医疗小组到达了瑞士日内瓦。马海德带领着人员直接前往斯诺位于埃善小镇的住所。但是经过检查，发现情况比预先所设想的要差很多。医疗小组诊断出斯诺的胰腺癌在手术后出现了广泛转移的情况，并且还出现了肝功能衰竭的状况，病情非常严重，完全没有办法乘坐长达二十小时的长途飞机。马海德十分悲痛地对洛伊斯说，原本打算在北京把医院当作他们的家，现在得把他们的家变成医院。这样一来计划就发生了改变，医疗小组决定在当地进行安置，把斯诺的家改成临时的病房，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开展支持性的治疗。

2月初的时候，当时黄华身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埃塞俄比亚开会，收到北京加急电报。周总理要求他立刻放下手中工作，前往瑞士，代表毛主席以及他自己去看望斯诺，并传达问候。黄华赶到斯诺床前的时候，斯诺刚刚从昏迷中短暂清醒过来。马海德走近斯诺说道：“你瞧谁来了？是黄华！”斯诺马上瞪大了眼睛，脸上呈现出十分兴奋的笑容，他用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力气说道：“啊！三个‘赤匪’又碰到一块儿！”这个称呼源自1936年陕北的事情，带有苦涩的幽默，此时听来，让人极为心酸，也道出了他们之间与众不同的友谊。

1972年2月15日，中国农历春节的凌晨时分，斯诺在昏迷状态中平静地离世，他当时的年龄是67岁。此时距离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华就只剩下六天的时间了。斯诺最终没有等到他所盼望采访的这个时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斯诺留下遗言：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我去世之后有一部分留存于中国，如同我生前一直的状况那样……。

回头再进行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针对斯诺病危的情况做出了回应。这是一次跨越国界以及政治立场的生命救援行动。虽然最终没有能够挽回斯诺的生命，但是他们全积极开展行动的状态，还有那种把斯诺的家当作医院的真诚态度，让斯诺的家人非常感动。斯诺夫人之后把一顶毛泽东和斯诺都戴过的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八角帽进行了捐赠，这顶帽子是斯诺最为珍视的遗物，她把这顶帽子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在被称作国家博物馆）进行收藏。这个举动自身，就是对于中国领导人那份情谊的最为恰当的回应。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这段往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不仅仅是因为领导人层面迅速进行批示以及医疗小组跨越国界前来援助，还因为其中蕴含着人情味。它从一篇篇努力追求真实的报道起始，是一段在艰难困苦中相互信任的君子之间的交往，最终演变成病榻前无力的紧握以及跨越重洋的临终关怀。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这种基于个体信任与尊重的友谊，往往更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留下长久的温暖。斯诺骨灰的一部分最终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永远留在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之上，这就是这段深厚情谊不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