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姑娘,不要害怕,有我在,他们不敢动你,你先回家吧。”
1941年的海南陵水,一个戴着白手套的日本军官,竟然伸手拦住了手下明晃晃的刺刀。
那个叫黄有良的14岁黎族小姑娘,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心想这世道难道变了,还能遇上活菩萨?
她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逃生通道,而是一张早就张开的、沾满毒液的网,那个“微笑”比刺刀更冷。
02
说起这事儿,得把时间拨回到1941年。那时候的海南岛,早就不是什么度假胜地了,那是人间炼狱。黄有良家住在陵水县架马村,是个典型的黎族穷苦人家。家里统共就三口人,母亲眼睛看不见,全家吃饭都指着父亲那点力气活。那时候的老百姓,命比草贱,能活一天算一天,谁也不敢想明天是个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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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月初五那天,日头挺毒,晒得人头皮发麻。黄有良挑着稻笼子,跟几个村里的姐妹去水田里收稻谷。才14岁的小姑娘,肩膀嫩得跟水葱似的,已经被重担压出了红印子。那时候的庄稼人,只要地里有口吃的,就得拼了命往回搬,不搬就是个死。
正干得起劲呢,远处突然传来了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皮靴声。还没等姑娘们反应过来,那帮穿着黄皮的一群人就已经站在跟前了。这帮人不是来旅游的,那是来索命的。陵水县南部的藤桥那边,早就被他们占了,这帮人是出来“扫荡”的,顺便找点“乐子”。
带头的一个满脸胡茬的兵,上来就扑向黄有良。旁边另一个也跟着上手,拽着胳膊不放。那场面,不用细说,大家都懂这帮人想干嘛。黄有良那是真急了,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张嘴就照着对方耳朵狠狠咬了一口。
那日本兵疼得嗷嗷叫,反手就端起了刺刀,眼看这小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突然冲出来个当官模样的,大吼了一声日语。那帮兵竟然真停手了,一个个垂着头退到了两边。
这军官转过头,脸上竟然挂着笑,摆摆手让黄有良赶紧走,嘴里还说着那句让她记了一辈子的话。小姑娘当时哪顾得上想别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太君是个好人啊!撒开腿就往家跑,连头都不敢回。
03
黄有良一路狂奔回到家,心脏跳得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她喘着粗气跟瞎眼的娘说,刚才差点没命,多亏遇上个好人。一家人正庆幸呢,觉得祖坟冒青烟了,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门一开,黄有良的血都凉了。
站在门口的,正是刚才那个“慈眉善目”的日本军官。这一刻,所有的伪装都撕下来了。哪有什么好心放人?人家那是放长线钓大鱼,顺藤摸瓜找到家里来,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就好比猫抓老鼠,玩够了再吃,那才是最阴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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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破茅草屋里,当着家人的面,这帮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完事了还不算,直接把人像拖牲口一样,拖到了藤桥那个据点。
进了那个地方,那就不是人了。那是日军在三亚崖县设的一个魔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慰安所。黄有良进去的时候才14岁啊,还是个孩子,可在那些人眼里,她就是个发泄工具,是个物件。
那时候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白天得给他们洗衣服、挑水,干最重的活;到了晚上,那就是无休止的折磨。稍微不顺从,皮鞭棍棒就往身上招呼。那时候黄有良看着铁丝网外面的天,觉得这辈子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连个全尸都未必留得下。
04
在那里面待了那段漫长的日子(注:据相关史料记载,黄有良被关押时间较长,具体时长有不同说法,此处按当事人口述的漫长痛苦经历叙述),每一分钟都是煎熬。黄有良和里面的姐妹们天天琢磨着怎么跑,可那地方守卫森严,插翅难飞。
机会往往就在一瞬间。那天,看守的士兵估计是疏忽了,跑去蹲茅坑了。那是个千载难逢的空档,虽然只要被抓回来就是死路一条,但横竖都是个死,不如拼一把。
黄有良咬着牙,趁着那几分钟的空隙,从防守的漏洞里钻了出去。那一刻,她连疼都感觉不到了,只知道跑,往死里跑,跑到肺都要炸了也不敢停。那时候她心里就一个念头: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能死在那脏地方。
等她终于摸回村子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没了人样。浑身是伤,衣服烂成了条。家里人看着这个失踪了这么久的闺女,哭得站都站不稳。为了给她治伤,家里人天天上山采草药,好不容易才把这条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
可身体的伤好了,心里的伤呢?村里人看她的眼神变了。没人问她在里面受了多少罪,只问她是怎么跑出来的,甚至还有闲言碎语。那时候的唾沫星子,真能淹死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受害者反而成了被指指点点的对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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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环境下,想找个好人家嫁了,简直是做梦。谁愿意娶个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女人?这就是当时最残酷的现实,比刺刀还扎心。
最后,经人介绍,黄有良嫁给了一个男人。这男人是个好人,但因为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也就是俗话说的癞痢头,也没姑娘愿意跟。两个被命运抛弃的人,就这么凑在了一起。
这事儿吧,说起来挺心酸,但也透着一股子韧劲。丈夫是个明白人,从来不提黄有良过去的事,也不嫌弃。俩人就这么相互扶持着,生了五个孩子。日子过得苦啊,夫妻俩起早贪黑在土里刨食,硬是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
可那些旧伤,从来没放过她。年轻时候被日本人打留下的淤青,到了老了全找上门来。一到阴雨天,腿疼得路都走不动。那不仅仅是风湿,那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每疼一次,就是一次回忆,就是一次折磨。
06
到了2001年,黄有良做了一个决定。她不忍了。
那时候她已经70多岁了,拖着那条病腿,竟然跑到了日本东京,把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事儿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大新闻。
这一告,就是十年。
一个中国农村的老太太,站在东京的地方法院里,面对着那些衣冠楚楚的律师和法官。她要的不是钱,她要的是一句“对不起”,要的是给当年那个14岁的自己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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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这事儿说起来能把人气死。日本法院经过审理,最后承认了:没错,当年的事是真的,强征慰安妇的事实是存在的,黄有良受的罪也是真的。
既然都是真的,那就赔偿道歉呗?
不。法官最后敲了锤子:驳回诉讼。理由是“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
这就好比你承认打了人,承认把人打残了,但你说法条规定我不对此负责。这叫什么道理?这简直就是耍流氓。这不仅是对黄有良一个人的羞辱,这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07
2017年,黄有良老人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
她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直到闭眼的那一刻,她也没等到那句道歉。
那个所谓的文明法庭,承认了所有的罪恶,却吝啬哪怕一个字的忏悔。
从14岁那个被欺骗的下午开始,这场噩梦持续了整整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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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带进了土里,但这份账单,历史已经替她在那儿记着了,谁也赖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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