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黄有良被日军拦下，一位日本军官出面救了她，她又惊又疑，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我遇到好人了？

01

“姑娘，不要害怕，有我在，他们不敢动你，你先回家吧。”

1941年的海南陵水，一个戴着白手套的日本军官，竟然伸手拦住了手下明晃晃的刺刀。

那个叫黄有良的14岁黎族小姑娘，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心想这世道难道变了，还能遇上活菩萨？

她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逃生通道，而是一张早就张开的、沾满毒液的网，那个“微笑”比刺刀更冷。

02

说起这事儿，得把时间拨回到1941年。那时候的海南岛，早就不是什么度假胜地了，那是人间炼狱。黄有良家住在陵水县架马村，是个典型的黎族穷苦人家。家里统共就三口人，母亲眼睛看不见，全家吃饭都指着父亲那点力气活。那时候的老百姓，命比草贱，能活一天算一天，谁也不敢想明天是个啥样。

农历十月初五那天，日头挺毒，晒得人头皮发麻。黄有良挑着稻笼子，跟几个村里的姐妹去水田里收稻谷。才14岁的小姑娘，肩膀嫩得跟水葱似的，已经被重担压出了红印子。那时候的庄稼人，只要地里有口吃的，就得拼了命往回搬，不搬就是个死。

正干得起劲呢，远处突然传来了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皮靴声。还没等姑娘们反应过来，那帮穿着黄皮的一群人就已经站在跟前了。这帮人不是来旅游的，那是来索命的。陵水县南部的藤桥那边，早就被他们占了，这帮人是出来“扫荡”的，顺便找点“乐子”。

带头的一个满脸胡茬的兵，上来就扑向黄有良。旁边另一个也跟着上手，拽着胳膊不放。那场面，不用细说，大家都懂这帮人想干嘛。黄有良那是真急了，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张嘴就照着对方耳朵狠狠咬了一口。

那日本兵疼得嗷嗷叫，反手就端起了刺刀，眼看这小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突然冲出来个当官模样的，大吼了一声日语。那帮兵竟然真停手了，一个个垂着头退到了两边。

这军官转过头，脸上竟然挂着笑，摆摆手让黄有良赶紧走，嘴里还说着那句让她记了一辈子的话。小姑娘当时哪顾得上想别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太君是个好人啊！撒开腿就往家跑，连头都不敢回。

03

黄有良一路狂奔回到家，心脏跳得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她喘着粗气跟瞎眼的娘说，刚才差点没命，多亏遇上个好人。一家人正庆幸呢，觉得祖坟冒青烟了，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门一开，黄有良的血都凉了。

站在门口的，正是刚才那个“慈眉善目”的日本军官。这一刻，所有的伪装都撕下来了。哪有什么好心放人？人家那是放长线钓大鱼，顺藤摸瓜找到家里来，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就好比猫抓老鼠，玩够了再吃，那才是最阴毒的。

就在那个破茅草屋里，当着家人的面，这帮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完事了还不算，直接把人像拖牲口一样，拖到了藤桥那个据点。

进了那个地方，那就不是人了。那是日军在三亚崖县设的一个魔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慰安所。黄有良进去的时候才14岁啊，还是个孩子，可在那些人眼里，她就是个发泄工具，是个物件。

那时候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白天得给他们洗衣服、挑水，干最重的活；到了晚上，那就是无休止的折磨。稍微不顺从，皮鞭棍棒就往身上招呼。那时候黄有良看着铁丝网外面的天，觉得这辈子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连个全尸都未必留得下。

04

在那里面待了那段漫长的日子（注：据相关史料记载，黄有良被关押时间较长，具体时长有不同说法，此处按当事人口述的漫长痛苦经历叙述），每一分钟都是煎熬。黄有良和里面的姐妹们天天琢磨着怎么跑，可那地方守卫森严，插翅难飞。

机会往往就在一瞬间。那天，看守的士兵估计是疏忽了，跑去蹲茅坑了。那是个千载难逢的空档，虽然只要被抓回来就是死路一条，但横竖都是个死，不如拼一把。

黄有良咬着牙，趁着那几分钟的空隙，从防守的漏洞里钻了出去。那一刻，她连疼都感觉不到了，只知道跑，往死里跑，跑到肺都要炸了也不敢停。那时候她心里就一个念头：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能死在那脏地方。

等她终于摸回村子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没了人样。浑身是伤，衣服烂成了条。家里人看着这个失踪了这么久的闺女，哭得站都站不稳。为了给她治伤，家里人天天上山采草药，好不容易才把这条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

可身体的伤好了，心里的伤呢？村里人看她的眼神变了。没人问她在里面受了多少罪，只问她是怎么跑出来的，甚至还有闲言碎语。那时候的唾沫星子，真能淹死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受害者反而成了被指指点点的对象。

05

在那样的环境下，想找个好人家嫁了，简直是做梦。谁愿意娶个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女人？这就是当时最残酷的现实，比刺刀还扎心。

最后，经人介绍，黄有良嫁给了一个男人。这男人是个好人，但因为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也就是俗话说的癞痢头，也没姑娘愿意跟。两个被命运抛弃的人，就这么凑在了一起。

这事儿吧，说起来挺心酸，但也透着一股子韧劲。丈夫是个明白人，从来不提黄有良过去的事，也不嫌弃。俩人就这么相互扶持着，生了五个孩子。日子过得苦啊，夫妻俩起早贪黑在土里刨食，硬是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

可那些旧伤，从来没放过她。年轻时候被日本人打留下的淤青，到了老了全找上门来。一到阴雨天，腿疼得路都走不动。那不仅仅是风湿，那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每疼一次，就是一次回忆，就是一次折磨。

06

到了2001年，黄有良做了一个决定。她不忍了。

那时候她已经70多岁了，拖着那条病腿，竟然跑到了日本东京，把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事儿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大新闻。

这一告，就是十年。

一个中国农村的老太太，站在东京的地方法院里，面对着那些衣冠楚楚的律师和法官。她要的不是钱，她要的是一句“对不起”，要的是给当年那个14岁的自己一个交代。

结果呢？这事儿说起来能把人气死。日本法院经过审理，最后承认了：没错，当年的事是真的，强征慰安妇的事实是存在的，黄有良受的罪也是真的。

既然都是真的，那就赔偿道歉呗？

不。法官最后敲了锤子：驳回诉讼。理由是“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

这就好比你承认打了人，承认把人打残了，但你说法条规定我不对此负责。这叫什么道理？这简直就是耍流氓。这不仅是对黄有良一个人的羞辱，这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07

2017年，黄有良老人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

她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直到闭眼的那一刻，她也没等到那句道歉。

那个所谓的文明法庭，承认了所有的罪恶，却吝啬哪怕一个字的忏悔。

从14岁那个被欺骗的下午开始，这场噩梦持续了整整76年。

老人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带进了土里，但这份账单，历史已经替她在那儿记着了，谁也赖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