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名单公布，他入选中央委员，毛泽东却是候补，他当场翻脸：润之比我强

“这份名单我不认，他不当正职，我有什么资格当？”

一九二七年5月，武汉的天气已经燥热难耐，但在中共五大的会场外，一个人的火气比天气还大。

手里攥着刚出炉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易礼容的脸色铁青，直接冲到了大会主席团的面前。

因为在那张薄薄的纸上，那个带着他们搞农运、哪怕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润之”，竟然被挤到了“候补”的角落里。

01

这事儿要是放在那个年代的其他人身上，估计做梦都要笑醒。

选你当中央委员，那是多大的信任，别人求神拜佛都求不来的位置，这易礼容倒好，不仅不谢恩，还要掀桌子。

但你要是翻开易礼容和毛泽东在长沙的那本烂账，就知道他这火发得一点都不冤。

这两人可不是一般的酒肉朋友，那是早在长沙读书时就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那是过命的交情。

那时候在长沙，两人搞了个“文化书社”，也就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精神粮仓。

易礼容脑子活，会算账，当的是经理；毛泽东眼光毒，路子野，当的是特别交涉员。

那时候易礼容就发现了个事儿：这毛润之，绝非池中之物。

书社缺钱，毛润之能拉来投资；书社要名气，毛润之能让《大公报》免费给打广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把书社干成了湖南的文化地标。

在易礼容心里，这哥们的本事，那是大得没边了，那是能把死棋走活的主儿。

所以当一九二七年这张名单摆在面前时，易礼容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觉得荒唐，甚至觉得这是在侮辱人的智商。

一个带着几十万农民搞得风生水起的领袖，竟然不如那些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的“理论家”？

易礼容看着名单上自己的名字，觉得格外刺眼，他觉得自己这个“委员”当得烫手，当得心里发虚。

02

咱们得说说这个一九二七年的中共五大，开得那叫一个憋屈，那叫一个让人心里堵得慌。

那时候蒋介石刚在上海搞完“四一二”，大刀片子都架在脖子上了，血流成河，党内气氛压抑得要命。

大家都指望着这次大会能拿个主意，是操家伙干还是撤退，总得有个说法吧？

毛泽东当时是提了方案的，主张搞土地革命，把农民武装起来跟老蒋干，这才是硬道理。

这招要是当时听了，后来的路也没那么难走，兄弟们也能少流点血。

可那时候的陈独秀听不进去啊，他满脑子想的还是怎么跟国民党搞好关系，怎么别惹恼了地主老财，怎么当个“乖孩子”。

所以在陈独秀眼里，天天喊着“造反”、天天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的毛泽东，那就是个刺头，是个不听话的“土包子”。

这情绪一带到会上，结果就显而易见了，直接就是一边倒的打压。

原本在三大就是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这次直接被边缘化，被排挤到了角落里。

别说核心领导层了，就连个正经的中央委员都没给，直接扔到了“候补”名单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这就好比你是公司的销售冠军，把业绩做到了全公司第一，结果开年会的时候，老板把优秀员工奖给了一个刚来的实习生，这谁能忍？

03

别人忍不忍不知道，反正易礼容是忍不了，他的脾气那是出了名的硬。

他在名单上找了半天，发现自己赫然在列，是正式中央委员，排得还挺靠前。

再往后翻，在那个不起眼的“候补”栏里，才看到了毛泽东的名字，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这一下，易礼容的倔脾气上来了，火气直冲天灵盖。

他直接找到了负责组织选举的李维汉，把名单往桌子上一拍，那架势像是要吃人。

那场面，虽然没有录像，但据当时在场的人描述，易礼容的话说得那是相当不客气，一点面子都没给留。

他的意思很明确：这名单不公道！简直就是瞎胡闹！

易礼容当时就指着名单问李维汉，润之的才华、能力、对革命的贡献，哪一点不比我强？哪一点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强？

他甚至撂下了那句后来被传为佳话的狠话，声音大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他说润之无论如何都比自己强，如果润之不当这个委员，自己也绝对不当。

你说这是意气用事？是耍小孩子脾气？

不，这是那时候少有的清醒，是真正在为党的前途着急。

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迷信权威、迷信共产国际代表、迷信洋墨水的年代，易礼容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实打实的本事。

他看准了谁才是能带大家走出泥潭的人，谁才是能救中国的人。

最后，易礼容为了表达抗议，直接拒绝参加投票，转身走出了会场，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

这份骨气，在那一年的武汉，显得格外的硬，也显得格外的珍贵。

04

当然，历史这东西，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也充满了无奈。

那次大会虽然把毛泽东选成了候补，但并没有挡住金子的光芒，也没有挡住历史的车轮。

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走出了那条真正能救中国的路，用枪杆子打出了一片天。

而当年那些在会上风光无限、排挤毛泽东的大人物们，有的后来跑了，有的叛变了，有的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连名字都没几个人记得住。

至于易礼容，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甚至一度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但他对毛泽东的这份认可，从来没变过，那份兄弟情义，也从来没断过。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延安跟斯诺聊天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易礼容，说他是新民学会的骨干，是自己的好兄弟。

那时候毛泽东还不知道易礼容在哪，但他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个当年为自己拍桌子的老友。

甚至还专门写信寻找易礼容，署名用的都是只有亲近人知道的笔名，就盼着老友能收到信。

直到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的时候，两人才再次见面。

那时候的易礼容，已经是中国劳动协会的书记长，在国统区搞工人运动，也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一听说易礼容在重庆，立马就要见，那份激动劲儿，跟当年在长沙时一模一样。

两人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仿佛中间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都不存在一样。

易礼容看着面前这个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老友，心里估计也在感慨：自己当年的眼光，那是真毒啊。

05

时间一晃就到了一九四九年。

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响起时，易礼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那个曾经的“候补委员”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那一刻，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二十二年前在武汉的那个燥热下午。

那时候的他，虽然只是个年轻的革命者，但他的眼光，却穿透了二十多年的迷雾，看懂了中国的未来。

这事儿告诉咱们一个道理，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

别看一时的高低起伏，是金子总会发光，是真龙总会升天。

那些试图用一张名单、一个头衔来压制人才的做法，在历史的长河里，最后都成了笑话，都成了过眼云烟。

当年那个扔下选票转身离开的背影，比会场里所有举手的人，都要高大得多，都要让人敬佩得多。

一九九七年，易礼容走了，享年九十九岁。

他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在那个混乱的一九二七年，替自己的兄弟喊了一声冤，替中国革命喊了一声冤。

这才是真兄弟，这才是真眼光。

历史不会忘记那个拍桌子的瞬间，也不会忘记那句振聋发聩的“润之比我强”。

这就是格局，这就是义气，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