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咸阳的街头很静。
风吹过城门口那架血迹未干的五马分尸架,传来一股说不上是血腥还是铁锈味的味道。
围观的人一声不吭,没人敢靠近。
有人认出来了那具尸体是谁——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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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让秦国变天的人。
谁也没想到,变法成功之后,他不是升迁,不是光耀门楣,而是被自己的国家判了“谋反”,被车裂。
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得倒着说才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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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是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刚去世没多久,新继位的是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
新王一上位,朝廷动静就大了起来。
老贵族们一个个复出,原本靠军功上来的新贵开始退避三舍。
有人悄悄说,商君怕是要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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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酝酿成的。
早在十几年前,商鞅刚到秦国的时候,没人把他太当回事。
那时候的秦国,说实话,混得不怎么样。
地处西陲,被中原列国看不起,连魏国都敢欺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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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正发愁,听说魏国有个法家学者叫卫鞅,头脑清楚,手段也硬,就把他请了过来。
商鞅不是那种客气人。
他一来就提出要全面变法。
内容一条比一条狠:废世袭、重军功、按户籍征税、严刑峻法、不讲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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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坐不住了,说这人是“乱臣贼子”,可秦孝公力挺,说:“再闹,也得试一次。”
第一年就出事了。
太子犯法,被商鞅按律惩处。
虽然没直接动太子,但连带着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被割了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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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是莫大的羞辱。
太子虽然没说话,但这笔账,他一直记着。
商鞅没在意。
他忙着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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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间,秦国像换了个国家。
军功制让底层农民也能封侯,户籍制度让征兵征税有了底子,连坐法让官吏不敢懈怠。
最关键的是,这套制度是真能打仗。
秦国东征西讨,连魏国都吃了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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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就出来了。
贵族们的地盘没了,特权没了,话语权也没了。
老臣一个个被排挤,取而代之的是一批靠军功上来的“新贵”。
这些人感恩商鞅,眼里只有法,没有祖宗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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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是件很扎眼的事。
而新王秦惠文王上位之后,局势彻底变了。
他没忘当年太子时的事。
那时他还年轻,刚刚触犯新法,结果商鞅公事公办,直接让他老师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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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
再加上这时候老贵族们纷纷回来“进言”,说商鞅权势太大,连六国都开始传,说“秦国有商君,其势过秦王”。
这话传到新王耳朵里,谁能不膈应?
于是开始查案,说商鞅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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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有实证,但名声大了就是祸。
商鞅知道不妙,试图逃出咸阳,结果没人敢收留他。
连他自己以前推行的法律,都成了他逃亡路上的绊脚石。
有人说,他求宿被拒,是因为新法禁止收留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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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带着私兵反抗,兵败被擒,处以车裂之刑。
死后尸体还被示众,布告天下。
可奇怪的是,变法的内容,秦惠文王一条也没废。
军功制照旧,法令照旧,新贵们也没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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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很多年之后,秦国靠着这一套制度,统一了六国。
也就是说,人被杀了,法还在。
这背后,其实很清楚。
秦惠文王不是不懂商鞅的改革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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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需要一个平衡点——既要稳住贵族的支持,又不能把秦国改革的成果毁掉。
杀商鞅,是个姿态;保新法,是个策略。
商鞅自己曾说:“法不阿贵。”可惜的是,这句话,在他死的时候,被打了个问号。
不过说话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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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不是完人。
他确实铁血,很多法令太过严苛,比如连坐、重刑,老百姓也有怨言。
但就治理国家来说,他确实让秦国从“边陲小国”变成了“虎视中原”的强国。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他死后尸体被车裂,连家族都被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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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十年后,他封的“商君”之号,又被秦王政重新提起,说:“有商鞅,秦法立;无商鞅,秦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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