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御驾亲征”，叮嘱众将：路遇老乡，就说我是你们的老板

老覃在上周发布了《1980年，开国少将回瑞金，想起毛主席的话：你就给贺子珍做弟弟吧》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提到：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原本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卫生员、宣传员的钱江，被调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

钱江当时才16岁，被贺子珍视为弟弟。

他万分舍不得离开毛主席和贺子珍。

毛主席却极力鼓励他去学无线电，说：“这无线电技术作用大着呢，你要好好学习，为革命多做贡献。”

钱江记下了毛主席的话，学到了无线电技术，对我军情报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了开国将军。

说起来，我军建设无线电总队也颇有些波折。

1930年11月，我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首次缴到了敌人的无线电台。但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个宝，把缴获到的发报机、充电器、蓄电池和电动马达稀里哗啦地全给砸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

红军总部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通报全军：

“在以后的战斗中，凡是缴到不认识的战利品，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破坏……”

并且，在此后的战斗前都会强调

“注意收缴敌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个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

工作做到位了，即在随后痛击敌谭道源师中终于缴到了一部电台，及俘获了6名无线电技术员。

于是，建立无线电通讯队就势在必行了。

红军总部于1月上旬发出通知，筛选出了曹丹辉等12人，再加上俘获到的6人，共18个人，组成了训练班。

毛主席在训练班成立后的第三天，亲自给学员上政治课，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

“无线电通讯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部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

随着在反“围剿”中缴获到的电台不断增加，我军于1931年6月建立了无线电总队，下辖5个分队，从而建立了无线电通讯网。

话说回来，曹丹辉和钱江一样，都是1915年生人，1931年这一年，16岁。

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他已经是红一军团的流动台的报务主任了，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

其中，最险的一次，是在某天深夜，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与部队走散失去了联系，偏偏，天降大雨，电台又出了故障，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都急得不行。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罗瑞卿，亲自给曹丹辉打伞，命令他必须在天亮之前修好电台。

曹丹辉沉着冷静，用最短的时间修好了电台，顺利地联系上了毛主席他们，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完成了转移。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边区，长征宣告结束。

但这个时候的中央红军，缺粮少弹、疲惫不堪，连吃饭穿衣都成为了大问题。

而蒋介石加紧了封杀的步伐，大肆宣扬要把红军困死在陕北。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发起东征山西的军事行动，筹粮筹款，以解红军的燃眉之急。

毛主席视这次东征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之役，“御驾亲征”，他本人亲自率红军总部机关作为“中路军”，从陕西清涧县的河口渡河；而作为左、右两路军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从绥德县沟口村和清涧县河口村渡河。

为了在行动中居中指挥，毛主席特别点名，要求报务主任曹丹辉、党内支书海风阁、总支委员杜平携带电台从陕北甘泉前线赶到延长，来到自己身边工作。

实际上，毛主席的“中路军”随员并不多，主要是红军总部机关，以及秘书黄有凤，若干机要人员和一个警卫班，仅此而已。

因此，毛主席在临行前对众人说：

“我们这次出发，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说我们是中央红军，也不要说我是主席；其次是要注意搞好群众关系，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末了，毛主席又嘱咐说：

“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就说是去做买卖。要是老乡问我是什么人，就说我是你们的‘老板’。”

听到毛主席说“老板”二字，大家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最后补充一下，1955年，曹丹辉和黄有凤均被授予少将军衔，而杜平则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