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摆摊卖馄饨，女同学天天赊账，她红脸：想免费吃一辈子

1992年的夏天，我推着那辆叮当作响的破旧三轮车，在城东的夜市支起了馄饨摊。

车是父亲留下的，他病逝前把车钥匙塞进我手里，说：“浩子，馊主意不如馄饨摊实在，这手艺传你了，饿不着。”那年我十九岁，高考落榜，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妹妹。摆摊，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我的馄饨摊很简单：三轮车架改造的灶台，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几张折叠桌和塑料凳。每天傍晚五点出摊，凌晨一点收工。猪肉芹菜馅的馄饨，皮薄馅足，汤头用猪骨熬制，撒上虾皮、紫菜和葱花。五毛钱一碗，生意还算过得去。

那是个闷热的七月初夜，我正低头包着馄饨，额头的汗珠滴在馄饨皮上。

“老板，来碗馄饨。”

声音清亮，带着些许犹豫。我抬起头，愣住了。

站在摊前的女孩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两条麻花辫垂在肩头，眼睛明亮如星。我认得她——李秀茹，我们高三时的校花。高考后听说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

“李秀茹？”我脱口而出。

她怔了怔，仔细看我，然后惊喜地笑了：“刘浩？是你啊！我说怎么看着眼熟。”

她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比高中时更加明艳动人。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满手面粉，围裙上还沾着油渍，尴尬得不知该把手往哪儿放。

“你这是......”她看看摊子，又看看我。

“摆摊。”我简短地回答，迅速包完手里的馄饨，“坐吧，馄饨马上好。”

那天晚上，她吃了一碗馄饨，付钱时翻遍了全身的口袋，脸渐渐红了。

“对不起，我钱包好像忘带了......”

“没事，算我请你的。”我挥挥手。

“那怎么行，我明天一定还你。”她坚持道。

第二天晚上，她果然又来了，还了昨天的五毛钱，又要了一碗馄饨。吃完后，她再次翻找口袋，表情更窘迫了。

“刘浩，我......我能再赊账吗？”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像蚊子。

“当然可以。”我毫不犹豫地说。

从那天起，她几乎每晚都来，每次都赊账。有时我会多给她加几个馄饨，她总是摆摆手说够了，但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不剩。

夜市里的熟客开始打趣我：“浩子，那漂亮姑娘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天天来吃馄饨。”

我只是笑笑，继续低头包馄饨。心里却泛起一丝涟漪。高中时，我和李秀茹不同班，她是文科班的尖子生，我是理科班的中游生。她漂亮、成绩好，是许多男生暗恋的对象。而我，除了会解几道数学题，实在没什么特别。那时我们唯一的交集，是有次在图书馆，她问我借橡皮擦，我还紧张得把整块橡皮都递给她。

现在，她每晚出现在我的馄饨摊前，成了我灰暗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七月中旬的一个雨夜，客人稀少，她吃完馄饨后没有立即离开。

“今天雨大，等会儿再走吧。”我说着，递给她一把塑料凳。

她点点头，坐在摊边的雨棚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丝。

“刘浩，你为什么不去复读？”她忽然问，“你数学那么好，再考一年肯定能上大学的。”

我搅拌着锅里的汤，苦笑：“家里情况不允许。我妈身体不好，妹妹要上学，我得挣钱。”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其实，我知道你家里的事。班主任说过，你父亲去世后，你本来能上重点班的，但因为要照顾家里，成绩才下滑的。”

我惊讶地看着她。她从没提起过这些。

“我考上师范，是因为学费全免，还有补贴。”她继续说，声音平静，“我家的情况，可能比你还糟。我爸工伤瘫痪，我妈在纺织厂，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我有两个弟弟，都在上学。”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天天赊账。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差不多。”她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满是苦涩。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雨声渐小，街道空旷，只有馄饨摊的灯还亮着。她告诉我，她在做家教，白天教两个小学生，晚上还帮人抄写文件，每天忙得连轴转。

“那你为什么还天天来吃馄饨？”我问。

她脸红了，支吾道：“因为......因为好吃啊。而且，这里离我家近。”

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没戳破。有些事，心照不宣就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赊账的记录越来越多。我在记账本上写下“李秀茹”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串正字。有时她会还一部分钱，但很快又会欠更多。

八月初，夜市管理处要收管理费，我手头紧，正发愁时，李秀茹来了。

“听说要收管理费了？”她直接问。

我点点头，往锅里下馄饨。

她默默吃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零钱。

“这里是二十块，我最近做家教挣的，先还你一部分。”

我看着那些毛票和硬币，心里五味杂陈。二十块钱，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

“不急，你先留着用。”我把钱推回去。

“不行，你一定要收下。”她固执地把钱塞进我的围裙口袋，“我不能一直欠着。”

“李秀茹，”我握住她的手，又立刻松开，“我真的不急。你......你更需要这些钱。”

她的手很凉，手指纤细。她低下头，轻声说：“刘浩，你人太好了。”

那天收摊后，我辗转难眠。凌晨三点，我起身找出了高中毕业照。照片上，李秀茹站在第二排中间，笑容灿烂。而我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表情僵硬。两个世界的人，如今因为一碗碗馄饨，有了交集。

八月十五日，我生日，谁也没告诉。母亲给我煮了碗长寿面，妹妹用零花钱买了块小蛋糕。晚上出摊时，我心里暖暖的。

李秀茹比平时来得晚，手里提着个小袋子。

“生日快乐。”她微笑着说。

我惊讶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

“你妹妹告诉我的。”她说，“我前天去你家附近做家教，碰见她了。”

她从小袋子里拿出一个包装简单的盒子：“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别嫌弃。”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灰色的手织围巾。八月的天气，送围巾似乎不合时宜，但我明白她的心意——这是她亲手织的，花了多少夜晚。

“谢谢，我很喜欢。”我喉咙发紧。

那天，她吃完馄饨后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帮我收拾碗筷，擦桌子。客人们用暧昧的眼神看着我们，我既尴尬又窃喜。

“刘浩，九月我就要去省城上学了。”她突然说。

我的心沉了下去。是啊，她考上大学了，迟早要离开这个小城。

“那很好啊。”我故作轻松，“省城机会多，你会有更好的未来。”

“我会想你的馄饨的。”她轻声说。

“随时欢迎回来吃，永远免费。”我脱口而出。

她抬头看我，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可是你说的。”

八月的最后一周，李秀茹几乎每晚都来。我们的聊天内容从过去的校园生活，延伸到未来的打算。她说她想当老师，尤其是帮助那些家境困难的孩子。我说我会把馄饨摊做大，也许有一天能开个小店。

“到时候，你来吃馄饨，我给你打五折。”我开玩笑说。

“不是说好免费的吗？”她狡黠地笑。

“对，免费，一辈子都免费。”我认真地说。

她愣住了，脸一下子红了，转身去帮客人端馄饨。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八月三十日，李秀茹来告别的最后一晚。她穿着那条碎花裙子，洗得很干净，但领口已经有些磨损。

“明天早上的火车。”她说，声音有些哽咽。

我点点头，下了一碗馄饨，比平时多一倍。又悄悄煎了个荷包蛋，放在碗底。

她慢慢地吃着，吃得很仔细，仿佛要把每一口都记住。

“刘浩，我一共欠你多少钱？”她吃完后问。

我拿出记账本，翻到她的那一页。密密麻麻的正字，记录了整整一个夏天的赊账。

“四十八碗，二十四块钱。”我说。

她打开钱包，数出二十四块钱，郑重地放在桌上。

“账还清了。”她说，但眼神里满是不舍。

我没有收钱，而是把那本记账本推到她面前。

“你看，这里除了正字，还有别的东西。”

她疑惑地翻看，在每一页的空白处，发现了我的涂鸦：一朵小花，一个笑脸，有时是一两句诗。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画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旁边写着：“李秀茹的专属座位，永远保留。”

“刘浩......”她抬起头，眼眶红了。

“钱你拿回去。”我把钱推回给她，“但账还没清。”

她不解地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你欠我的不是钱，是时间。四十八个晚上，你坐在这里陪我聊天，帮我收摊，听我抱怨生活的艰辛。这些，你用钱还不了。”

夜市嘈杂的人声仿佛都远去了，只剩下我们之间紧张而期待的氛围。

“那......我怎么还？”她轻声问，声音微微发颤。

“用更多的时间来还。”我直视她的眼睛，“一辈子，够不够？”

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她呆呆地看着我，脸越来越红，像是晚霞染透了整片天空。然后，她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滑落。

“刘浩，你这是在耍赖。”

“对，我就是在耍赖。”我承认，“所以，你的回答是？”

她擦了擦眼泪，从包里拿出一支笔，在那本记账本的最后一页，画了一个小小的爱心，然后在旁边写下：“同意还款计划：用一辈子慢慢还。”

她抬起头，红着脸说：“想免费吃一辈子馄饨，这个理由够不够？”

“够，足够了。”我笑了，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起来。

那一夜，我们聊到很晚。她告诉我，其实高中时就注意到我了，因为每次在图书馆，我都在看数学题，专注得让人不敢打扰。而我知道她每晚来吃馄饨，不仅因为经济拮据，更因为她想见我。

“你做的馄饨真的很好吃。”她说，“但比馄饨更让我留恋的，是坐在这里的感觉，像回家一样。”

“那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我承诺道。

第二天，我去火车站送她。人潮拥挤，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检票口回头看我。

“我会写信的。”她挥手喊道。

“我等你！”我也挥手，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

李秀茹去省城后，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每周一封信，雷打不动。她讲述大学生活的新奇，我分享夜市里发生的趣事。我在信里写：“今天有个客人夸我的馄饨好吃，说吃出了家的味道。我想，那是因为我包馄饨时，总想起你。”

她回信：“宿舍的女生都在谈恋爱，去公园、看电影。而我，最期待的是你的信，还有寒假回家，吃一碗热腾腾的馄饨。”

199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底，城里下了第一场雪。我给母亲买了厚棉衣，给妹妹买了新书包，馄饨摊的生意因天气转冷反而更好了。我在摊边加了挡风的塑料布，煤炉烧得旺旺的，温暖着每一个寒夜里的食客。

李秀茹在信里说，她找了份周末兼职，给一个小学生补课，加上学校的补贴，生活费够了，还能攒点钱。她总是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别太累。

十二月中旬，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去省城看她。我提前一天收摊，买了连夜的长途汽车票，怀里揣着攒下的两百块钱和一条新买的红围巾。

省城比我想象中大得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她的学校。那是个古朴的校园，梧桐树叶落了一地。

我在女生宿舍楼下等，紧张得手心出汗。当她从楼里跑出来，看到我时，惊喜地叫出声来。

“刘浩！你怎么来了？”

她瘦了些，但精神很好，眼睛里闪着光。我笨拙地递上红围巾，她立刻围上，衬得脸庞更加白皙。

我带她去吃了顿饭，不是什么高档餐厅，就是学校附近的小馆子。她坚持要付钱，说我现在是客人。

“我的馄饨摊在夜市已经小有名气了。”我自豪地告诉她，“有人特意从城西跑来吃。”

“真厉害。”她由衷地说，“我就知道你能行。”

我们在校园里散步，聊了很多。她说起未来的计划，毕业后想回我们的小城当老师。我问为什么不去更好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我的家人，还有......”她看了我一眼，“还有重要的人。”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寒假，李秀茹回来了。她几乎每晚都来馄饨摊，不是以顾客的身份，而是以“老板娘”的姿态。她帮我招呼客人，收钱找零，动作越来越熟练。熟客们开玩笑：“浩子，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我们相视而笑，心里都明白，那一天不会太远。

除夕夜，我收摊早，去她家送年货。她父母很热情，尤其是她父亲，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很好，拉着我说了很多话。

“秀茹常提起你，说你人实在，馄饨做得好。”他说，“这孩子命苦，但眼光不错。”

李秀茹在旁边羞红了脸，我却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要努力，给她一个安稳的未来。

1993年春节后，我用攒下的钱盘下了夜市里的一个小店面。虽然只有十平米，但终于不用再风吹雨淋了。我给小店取名为“秀茹馄饨馆”，她看到招牌时，又哭又笑。

“太土了吧。”她擦着眼泪说。

“但很真实。”我揽住她的肩，“没有你，就没有这家店。”

小店开业后，生意更好了。我增加了新的馅料，李秀茹建议的韭菜鸡蛋馅很受欢迎。她放假时就过来帮忙，我们像一对小夫妻，忙碌而幸福。

四月份，她回学校前，我把一个存折交给她。

“这是什么？”

“店里的分红。”我说，“你是合伙人，当然有份。”

“刘浩，我不能......”

“你能。”我打断她，“没有你每晚来吃馄饨，没有你的鼓励，我可能早就坚持不下去了。这家店，是我们的。”

她收下了存折，抱住我：“等我毕业，我们就结婚。”

“好，我等你。”

时间飞逝，1995年夏天，李秀茹大学毕业，回到小城，在一所小学当了老师。我们终于结婚了，婚礼简单但温馨。夜市的老顾客们都来了，说我们是“一碗馄饨定终身”。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馄饨馆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又开了两家分店。李秀茹成了优秀的教师，她教的班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98年，我们的女儿出生，取名刘思茹。她结合了我们的优点，漂亮又聪明。

女儿三岁时，开始在我们的店里“帮忙”——其实就是把馄饨皮当橡皮泥玩。李秀茹耐心地教她包馄饨，虽然包出来的奇形怪状，但我们都当宝贝。

2002年，我们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搬家那天，我翻出了那本1992年的记账本，纸张已经发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

李秀茹看到它，眼眶湿润：“你还留着这个？”

“当然，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我翻到最后一页，指着她的笔迹，“看，‘用一辈子慢慢还’。你还欠我很多时间呢。”

她笑了，靠在我肩上：“那就用下辈子继续还。”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馄饨馆已经发展成为连锁品牌，在全省有二十多家分店。李秀茹从小学教师做到了校长，今年刚刚退休。女儿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帮忙管理家族生意。

偶尔，我们还会回到最初的那个小店，亲自下厨，给老顾客们包馄饨。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从小伙子变成了爷爷，但依然记得1992年的那个夏天，一个漂亮的女孩每晚来赊账吃馄饨的故事。

“李校长，当年是不是早就看上我们浩子了？”老顾客打趣道。

李秀茹笑着回答：“我是看上他的馄饨了，想免费吃一辈子。”

而我总是补充：“结果把自己的一辈子也搭进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始于1992年的一碗馄饨，延续至今，温暖如初。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简单，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只需要每晚为你留一碗热馄饨，等你来吃，无论风雨，无论贫富，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