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牺牲前有多痛苦？据日军晚年回忆：嘶吼是从骨血中发出来的

1936年8月的珠河县城，空气中飘散着浓重的血腥气，一辆卡车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驶过，车上捆绑着一位女子，她发丝凌乱，浑身浴血，手腕处的镣铐早已磨破了皮肉，深可见骨。路边的百姓认出，这便是那位传说中骑白马的女政委。她忽然艰难地抬起头，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属于中国！”，那声音沙哑破碎，却像一把尖刀划破了沉闷压抑的天空。日军士兵慌乱地将她拖下车，军官冲着她怒吼，赵一曼置若罔闻，只是递过去一张写着给儿子嘱托的纸条。那张纸条上没有半句求饶，全是让儿子“坚持抗日”的遗言，日军军官看后气急败坏，这哪里是遗书，分明是一封向侵略者发出的挑战书。

时间回溯到1935年11月，赵一曼为掩护战友不幸腿部中弹被俘，随后的九个月里，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日军见她是抗联重要人物，先是许诺治好伤给予荣华富贵，企图利诱，见她无动于衷，便立刻撕下伪装。当年参与审讯的日军大野泰治晚年回忆起那段场景，仍心有余悸，他们几乎用遍了所有酷刑。皮鞭抽打只是“开胃菜”，伤口裂开后撒盐、用烧红的烙铁烫，赵一曼痛得昏死过去，日军便泼上热盐水将她浇醒，这种痛楚足以让人咬碎牙关。紧接着又是辣椒水灌鼻、棍棒击打腹部，在老虎凳上一块块加砖，直到听到腿骨断裂的脆响。

1936年7月，特务头子林宽重实施了更为骇人的电刑，持续拷问长达七个多小时。电流穿过身体，赵一曼发出的惨叫声令在场的行刑士兵都忍不住背过身去，大野泰治在日记中写道，那惨叫声如同来自地狱的嘶吼，即便如此，她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的机密。日本军医惊叹这种承受力超越了人类生理极限，无法用医学解释，这正是信仰赋予她的超凡意志。就在生命最后的时光，赵一曼还展现出令人动容的柔情，她在医院成功策反了看守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年仅17岁的韩勇义为了帮她逃亡，卖掉了自己的金戒指和大衣，三人冒雨冲出哈尔滨，遗憾在距离游击区仅二十里处再次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逼供，赵一曼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坚称是自己花钱收买了两人，最终韩勇义仅被判处四个月徒刑，这位年轻的护士至死都不曾后悔。

1936年8月2日凌晨，在开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忍着剧痛，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的遗书。车厢剧烈晃动，手腕的伤口还在渗血，她一笔一画地写下对儿子的期盼，同时也用智慧骗过了敌人。她编造虚假口供自称“湄州人”，利用四川宜宾方言里“走湄州”意为“倒霉”的俏皮话，直到牺牲，日军都没能搞清她的真实姓名和背景。这位母亲用生命最后的力量保护了亲友，将对国家的深爱深藏于字里行间。

如今走进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隔着玻璃凝视赵一曼用过的那只带缺口的搪瓷碗，那是她受伤喝药留下的痕迹，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温度。英雄也是血肉之躯，会痛会流泪，赵一曼的痛楚不仅仅在于肉体的摧残，更在于母子分离的煎熬，她将这份痛化作了抵御侵略的武器。那些曾对她施以酷刑的日军战犯，晚年回忆时心中既有恐惧也不乏敬意，他们能打断她的骨头，却无法折断那双望向未来的眼睛。八十多年过去了，珠河小北门外的枪声早已消散，赵一曼那刻入骨髓的呐喊，已化作一粒粒种子，在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壤深处悄然生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