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货币简史（1）

作者 边昱

作者边昱，古泉文库特约撰稿人。已出版著作有《光绪宝津局制钱》《听泉——咸丰大钱蠡测》，即将出版的作品有《中国货币史辑要》《光绪货币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货币简史》（暂定名）。

一、引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这一阶段繁杂的货币币种即彼时政治经济形势的缩影和见证。这一阶段不仅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拥有货币发行权，地方实力派、金融工商实体、私人票号钱庄甚至县乡村组织均可以铸发货币、代用货币等，外国资本、侵略势力为了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掠夺也在华大量发行货币，中国主权丧失、政治分裂、经济落后和封建割据局面日益严重。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特别是1927年秋毛泽东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土地革命在以中国南方农村为主的区域迅猛发展，共产党领导工农与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开展全面斗争，政治上夺取政权，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军事上建立革命的武装对抗。代表红色革命政权和工农利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金融机构、经济组织等所发行的各类货币成为阶级对抗、经济斗争和发展革命区经济的重要武器。

新民主主义革命货币是独立的货币体系，从1926年12月第一张革命根据地货币产生起到1951年10月除中国西藏地区、未实现统一的中国台湾等地区外全国货币统一流通止，共历二十四年零十一个月，二十四年多来共建立货币发行机构四百零四个，发行货币五百一十四种，货币币材达七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货币以历史时期分为四种：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至1927）的货币，这一时期的货币主要是农民协会货币；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至1937）的革命根据地（苏区）货币；三是全面抗战时期（1937至1945）的边区和根据地货币；四是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1946至1949）解放区的货币。

二、农村和农村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1]，“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2]大革命时期在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便是农民的政权机关。

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后不久，即于1923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提出“组织农民借贷机关”[3]和实行低利借贷的建议。彭湃结合中国农村实际，联系农民切身利益，在为海丰县总农会起草的《临时简章》和《农会利益》传单中提出“便利金融，农民常因财政支绌，无法施肥、或年关之际，而用衣服家具质在当铺，其利息甚高…既有农会，可设金融机关（以最低利及长期）以利农民”[4]的理论。1924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发表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指出农民因受高利贷盘剥而负债终生，农民发展经济困难是因为缺乏资本，解决办法只有“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5]。

1925年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热烈讨论了农村经济问题，通过了《经济问题决议案》，号召“农民作经济斗争”[6]，“反对高利贷和高利押”[7]，提出“要创办农民银行（信用合作社）”[8]。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进一步指出，“信用合作社确能谋贫农间金融之流通而减轻其借贷之利息，以抵制地方土豪、地主等高利贷”[9]。

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有关经济方面，在制定地租、田赋、取缔高利贷等政策的同时，通过了《金融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银行决议案》。《金融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币制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苦人民受影响极为深广”[10]。为了解决金融混乱问题，规定“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11]，“取消元丝银”[12]，“铜元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需要”[13]，“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元入境”[14]，并规定了统一的银钱比价。《农民银行决议案》指出“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乘机榨取，农业生产衰落的情况”[15]，从而提出“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贷给农民”[16]，“以省公有之土地，如营产、官产、荒湖田等，拨作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银行款项”[17]。1927年3月，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讨论了设立农民银行、信用合作社的问题以及利息率问题，并作出决议。

1927年一、二月间，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调查，3月向党中央提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18]。这个报告受到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的重视，他亲自为之写序，并于同年4月在汉口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公开出版。同年3月，毛泽东与彭湃、方志敏等人组成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和陈克非、邓演达两人联名发表了《对农民宣言》[19]。《宣言》较全面地阐述了农民的经济问题，研究了农民运动中的金融政策，指出“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20]。《宣言》提出各省应将农民银行问题“列为专条，并规定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与农民”[21]，“在革命势力可及之地”[22]，“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的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23]。

以上一系列文章、报告、宣言、决议、章程等，都清楚地阐明了在农民协会的体制下，建立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开展低利借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为农民协会发行货币、组织货币流通打下了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所到之处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广大农村的农民协会普遍兴起，并且“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24]，建立了当地的准政权组织。1926年冬到1927年春，一些地区的农民协会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帮助贫困农民克服经济困难，免受高利贷的压榨和奸商在货币兑换等方面的盘剥，创建了银行、合作社或公有财产保管处等金融组织，并制作发行了农民自己的货币，史称农民协会货币。这些货币的产生，在平抑物价、公平买卖、充盈市场资金筹码、解决贫苦群众困难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农民运动之前，农民饱受地主豪绅的欺压和盘剥。农民运动开展后，地主豪绅多携款出逃或隐匿现金，对农民“闭借”、“卡借”，“借”与“还”是流通中的两环，农民手中本就缺乏现金，由此农业生产和市场货币流通受到影响。为了畅通市场资金流通，各地农民协会建立的金融组织所发行货币解决了农村货币流通难题。农民协会领导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金融事业，是一种新型的金融事业，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的萌芽。

三、湖南的农民政权金融机构及其经济活动

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这一时期建立农民政权金融机构最多的是湖南省。

衡山县是湖南省农民运动最先兴起的地方。1923年9月，白果（今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白果镇）成立“岳北农工会”1926年春，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建立共产党组织，1926年8月间成立秘密农会，同年12月，在向土豪劣绅派捐罚款加上筹款所得的五千八百元基金基础上成立了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行址设在柴山洲夏拜公祠。创办银行的宗旨是“拥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植生产”[25]。经全体农会会员投票选举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文海南任经理（管钱）、夏兆梅为副经理（管帐），“另夏俊生、夏仁和、夏荣华、陈金堂、刘美林、李贵廉、夏竹贤等七人当选为监察员”[26]。为开办银行订有银行暂行章程十二条，并向土豪劣绅派捐、罚款，向殷实户筹款。

农民银行的经营业务有发行票币、发放贷款和办理平粜收款，发行“壹圆”面值的竖型布质银元票五千元，同时革命政权设立了兑换点以保障可随时兑现。这是目前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金融组织最早发行的货币。

1927年2至3月份柴山洲特别区第二农民银行成立，行址设在油麻田刘家祠堂。创办银行的口号是“节制资本，救济贫困”[27]。选举肖雨成任经理、柳晋生任副经理、马观连（马正坤）任监察员。向官僚、土豪派捐不足一千元作为银行资金。业务内容与第一农民银行相同，两银行间的票币通用。

浏阳县属湖南省农民运动较发达地区，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浏阳，8月，中共浏阳县委成立，随之县农民协会与县总工会也相继成立。县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党与省农民协会领导下，带领农民同豪绅地主开展经济斗争。1926年冬，浏东六个区的区党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金融问题决议案》与《农民银行决议案》的规定，决定在浏阳东乡筹建浏东平民银行。浏东，即是浏阳东乡的古港、高坪、永和、达浒、东门、张家坊六个区，当时称区为大团。1927年1月，浏东六个区的农民协会，正式组成浏东平民银行。行址设在浏阳县城，负责人是李明轩、汤佑贤，并分别在浏阳东乡的古港、高坪、永和、达浒、东门、张家坊六个区设立分理处，每个分理处设经理、会计各一人，经办银行各项具体业务，设石印局印制票币。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壹圆面值布币

浏东平民银行是湖南省较早成立的规模较大、资本较多和业务较全的一家农工银行。创办浏东平民银行的宗旨是“以制止高利借贷，提倡平民储蓄，活泼地方金融，增进工农生活为唯一之目的”[28]。浏东平民银行成立时，订有试办章程。章程规定浏东平民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筹集股金六万元为银行的资金来源。六万元股金以十元为整股，一元为零股。六个区平均各认一千整股，由各区自行订章分配。私人投资以一整股为限。章程规定以六个区的公有财产之不动产值十五万元为信用保证金。

银行经营的业务包括发行票币和发放贷款两个方面，并发行面额为壹角、贰角、叁角、伍角和壹圆的信用券十二万元。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醴陵后，成立了县农会。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地主豪绅纷纷外逃或转移资金。为了发展经济，活跃金融，醴陵县各革命团体于同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研究建立醴陵地方银行问题。1927年初，毛泽东来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在文庙坪向各地农民代表讲了话，号召农民“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29]。此时，醴陵地方银行已筹集到基金三万元，由县财务局、教育局和育婴堂三机关于县城正式组成。醴陵地方银行成立后，于1月开始发行票币，同时开展信贷业务。

1927年3月8日，醴陵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工农银行，设立筹备处，银行行址设在城隍庙对面的县农会保管处内，推举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唐伯先为筹备处主任，由农民协会筹产委员会供给银行资金，已筹备到的基金六万元主要来源于没收地主的资财。同年4月11日，《湖南民报》为此报导了筹备醴陵工农银行的消息：“吾醴农工，因感经济困难，生活艰苦，利息高昂，无从借贷。二次代表大会，因此议决，组织工农银行。兹又议决于县农协设立筹备处，推唐伯先为主任，已筹基金六万元整。”[30]

银行从成立到停办时间短暂，除发行票币外，其他业务基本上没有开展。

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设在浏阳南乡的金刚头，是一个信用机构，于1927年2月成立。金刚头是一个经济比较繁荣的集镇，盛产鞭炮，当地农民以做鞭炮为主要家庭副业，鞭炮制作所得收入是当地农民重要经济来源。农民运动热潮中，金刚镇上大爆竹庄如谦达利、宋恒和、正兴元的老板，惧怕农民革命，携带现金逃跑到长沙、武汉等地。因店号关闭，无人收购鞭炮，致使店员工人失业，农民生活也发生了困难。“当时为了在经济上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浏阳各区在区农民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金融组合处，它的任务：一是支援工农业生产；二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的土特产有销路，农民需要的物资能得到供应；三是保持物价的稳定。”[31]因此，为了活泼本地区金融，帮助农民解决鞭炮运销问题，1927年2月，区农民协会召集金刚各公法团体联席会议，决议集中金刚镇上所有的学产、祠堂、寺庙、桥会、路会等公有财产作为担保品，成立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发行有期证券。这种有期证券实际上是商品流通中的一种使用凭证。

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是消费、生产、信用三种职能于一体的机构。1927年1月，浏阳南部文家市区农民协会成立了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社址设在曹家祠堂，负责人有尤先锋、吴先进、陈盛桥。该社除代销油盐杂货和豆类加工生产外，于同年3月发行了货币，名为常洋券。常洋券与银币同值行使，流通于浏阳南部的文家市一带。

湘南根据地货币之货币名称、发行机构、币材、面值、版式、流通区域、流通时间及备注信息：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纸、壹圆、1、湘南耒阳苏区、1928年2~4月，耒阳第十三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耒阳县第十三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纸、壹角贰角、2、耒阳县第十三区、1928年2~4月、手写，中华苏维埃金币、郴县良田乡苏维埃政府、纸、拾圆 贰拾圆、2、郴县苏区、1928年1月[32]。

四、湖北、浙江的农民政权金融机构及其经济活动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省农民运动发展迅速。为适应经济斗争的需要，信用合作事业在黄冈、麻城、广济、鄂城、汉川、咸宁等地区发展起来，有的信用合作社不仅办理低利借贷，而且发行纸币。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的创建在湖北省农民运动中较为典型。

黄冈县位于武汉市东部地区，是湖北省农民运动发展较快的一个县。据史料记载，北伐军进入黄冈后，黄冈县农民革命运动高涨，各区农民协会普遍建立。1926年9月至12月，回龙山、黄州、团风、上巴河、总路咀、但店、三里畈、淋山河、新洲、阳罗、旧街、仓埠、樊口等十三个区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斗争和废除苛捐杂税、重利重租的经济斗争。同时为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低利借贷，根据湖北省农民协会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的有关规定，在各区乡创办了信用合作社。据《黄冈县革命史料汇编》记载：“县有合作总社（设在团风镇），各区乡都办有…信用合作社”[33]或“农民信用合作社（三里畈、新洲等地叫做小银行）”[34]。设在团风镇的“信用合作社负责人曹六爹，有人喊他曹六蛤蚂，他的本名记不清楚”[35]。淋山河、团风和旧街的信用合作社，不但办理低利借贷，而且还发行纸币，限在本区流通使用。1927年2至3月份建立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合作社以发行货币和信贷为主营业务，建立资金六万元，印发共值五万串的壹串文流通券。

1927年在鄂城建立了鄂城商民协会，发行面额壹角的信用券。

黄冈等地区信用合作社的创建，对于发展农村经济，解除农民生活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

浙江省具代表性的农民协会金融组织是萧山县衙前信用合作社，该合作社是1924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金融组织。

衙前村位于浙江省萧山县东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最早兴起农民运动的地方。1921年下半年，由共产党人在萧山县衙前村组织农会，领导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1924年1月，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衙前农民运动得到了复兴。衙前农民协会再次兴起之后，较前次规模扩大，并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衙前农民协会为抵制豪绅地主的高利盘剥，即采取措施筹集资金，成立衙前信用合作社。据《萧山县金融志》记载：“本省信用合作社创立最早的，首推萧山县衙前信用合作社，时在民国十三年（1924）。”[36]“当年成立信用社时，由农会推举副会长金汝涛、李张保和佃农卫炳贤三人组成委员会，又由委员会推金汝涛为主任委员，由农会干事沈炳荣兼信用社干事”[37]。信用合作社设在衙前村东岳庙内，与农会一起办公。衙前信用合作社创建后，为开展无息的信贷活动，解决农民的资金困难，起了显著作用。

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农民协会金融组织总计达十数家，主要集中于湖南、湖北和浙江等地。因处于初创的“尝试”[38]阶段，既无统一的领导方针，也无可借鉴模式，这些金融组织是各农民协会根据当地情况建立的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所以经营形式和业务内容普遍单一。总体而言，农民协会各金融组织都是通过派捐、没收等形式筹集到一定基金而建立，业务经营以发行货币和低利借贷为主，发行的货币多属兑换券性质，有银元票、兑换券、信用券、流通券、有期政券、常洋券等名称，票币面额有壹角、贰角、叁角、五角、壹圆和壹串文等。

农民协会的票币发行时间短，但信誉好，有效缓解了市场资金问题，对抵制高利贷剥削和解决农民资金困难等作用明显，票币上所印的革命口号和文字也起到了革命宣传作用。

五、农民协会货币的特点

农民协会货币存续时间较短，流通和分布的地域不够广泛，但其一出现就受到广大工农和劳苦民众的欢迎，表现出了与一切旧中国货币截然不同的特点。

一、开创了具有革命性质的新型货币的时代。

农民协会在农民运动中产生，农民协会货币是为了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切实解决劳苦民众的困难而发行，因此其性质与旧中国传统货币不同，其宣布以“拥护无产阶级，解决劳苦工农群众困难，活跃农村经济”[39]为宗旨，宣示了革命的新型货币的诞生。

二、明确为以金属货币为本位十足兑现的兑换券。

农民协会货币一般以银币或常洋为本位，如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和醴陵地方银行的银元票以银币为本位，浏东平民银行的兑换券、信用券，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的有期证券、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的常洋券以常洋为本位，并在票面上标明“常洋”字样。有的农民协会货币随当地流通习惯，以铜钱为本位，如湖北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的流通券等。这些货币十足兑现，并有兑换点方便兑现。

三、货币发行机构有三类。

以现有资料分析，农民协会货币的发行机构约有九家，第一类是农民协会下属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有七家。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是为发行货币而成立的，也属于这一类。银行发行基金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贫苦农民通过减租退押等所得资金参加集资入股，二是当地公法团体集资，三是对殷实富户的派捐。一些银行还民主选举出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等经办货币发行和信贷业务，如柴山洲特别区的农民银行、浏东平民银行等。第二类是农民协会领导的经济组织，如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只有一家。第三类是农民协会自身发行货币，只有一家，即湖北鄂城商民协会，其与农民协会同时建立并在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以小商贩为基干会员。

四、货币的券别种类较多。

农民协会货币的券别大约有十数种，如银元票、常洋券、临时兑换券、信用券、流通券、银行券、有期证券等。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有期证券虽名为证券，也规定了兑现期限，实际上是作为交换媒介用于市场流通。农民协会货币的面值有壹圆、伍角、叁角、贰角、壹角、壹串文六种，版式二十三种，除少数是一元主币外，大部分为角券和面额为串文的辅币券。

五、货币形制较为简陋。

农民协会货币的币材有白竹布、土纸、毛边纸等，多数为土纸石印。醴陵工农银行纸币由毛边纸印制，纸质柔韧，但易起毛。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银元票以普通白竹布制作，票面文字为毛笔手书，竖式。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有期证券横式票面为印刷的，竖式面额为毛笔手写。

六、货币发行工作规章制度较简单。

货币发行之前一般都设有多少不等的发行基金或资本金，如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为五千八百元，柴山洲第二农民银行为一千元，浏东平民银行、醴陵工农银行、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都为六万元。关于货币发行量，有些银行明文规定了发行限额，如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规定为五千元，浏东平民银行为十二万元，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为五万串。这些货币票面大多有“保证兑现”之类字样，与金属本位币等值流通，流通范围只限于本地区。

农民协会货币流通时间短暂，但其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新纪元的开始，标志着具有坚强生命力的可与旧中国货币相抗衡的崭新的革命货币体系即将到来，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货币的发行积累了宝贵经验。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40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41页。

[3]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

[4]吴平：《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7-18页。

[5]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3页。

[6]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282页。

[7]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282页。

[8]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282页。

[9]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282页。

[10]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1]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2]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3]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4]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5]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6]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7]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40-41页。

[19]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4页。

[20]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5页。

[21]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5页。

[22]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5页。

[23]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5页。

[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40页。

[25]衡东县委组织部：《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湖南省委红星网》2021年4月28日。

[26]衡东县委组织部：《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湖南省委红星网》2021年4月28日。

[27]衡东县委组织部：《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湖南省委红星网》2021年4月28日。

[28]金星：《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证券发行》，《中国金融》2021年第21期。

[29]魏俊：《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是如何开展农村金融工作的》，《文史天地》2023年第2期。

[30]魏俊：《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是如何开展农村金融工作的》，《文史天地》2023年第2期。

[31]魏俊：《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是如何开展农村金融工作的》，《文史天地》2023年第2期。

[32]《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1。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33]武汉大学历史系：《黄冈县革命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59年。

[34]武汉大学历史系：《黄冈县革命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59年。

[35]武汉大学历史系：《黄冈县革命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59年。

[36]《萧山金融志》编纂委员会：《萧山金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37]《萧山金融志》编纂委员会：《萧山金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38]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35页。

[39]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36页。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光绪时期的天津造币局厂（上）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光绪时期的天津造币局厂（下）

光绪通宝钱考证之切入点举例（上）

光绪通宝钱考证之切入点举例（下）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清末的造币总厂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三——川渝的近代化造币厂局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四——江苏的近代化造币厂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五——湖南的近代化造币厂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六——光绪时期湖北的机器造币局厂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七——闽台地区的近代化造币局厂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八——光绪时期安徽的机器铸币机构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九——清末六省、局铸币拾趣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十——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造币厂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十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造币厂

边昱||中国近代化造币局厂简史之十二——中国近代化造币厂之母体-清末的兵工厂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一）吉林铸钱局和宝吉局方孔钱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二）宝河局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三）宝津局“千字文”钱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四）与北洋机器局紧密联系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宝沽局光绪通宝钱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五）奉天铸光绪通宝钱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六）解山东本地“钱荒”的宝国局光绪通宝钱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七）清朝光绪时期的“规复制钱”运动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八)光绪宝津局钱中的少见品种和“尔寳”系列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九）泉源局光绪重宝虚值大钱小结及泉源局光绪重宝记值“拾”钱为新设局铸略考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显达于史的光绪时期之广东铸币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一•上）不拘一格的光绪通宝钱铸造法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一•下）不拘一格的光绪通宝钱铸造法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二）湖南宝南局的关门制钱-宝南局光绪通宝钱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三）湖南省的机制币局及机制币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四）光绪时期的江苏铸币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五）“规复制钱”运动中，山东省钱局的铸币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六）福建铸币简史与光绪时期福建制钱及铸钱局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七）清朝光绪时期江苏的机器铸钱局

光绪通宝的版式系列（十八）光绪时期的土法铸币各直省之脉络

光绪通宝甲手乙的版别及地方局归属问题初探

光绪通宝甲手乙的一些版别及地方局归属问题初探（下）

清朝的光绪通宝“千字文”钱电子图谱（四）

清朝的光绪通宝“千字文”钱电子图谱（三）

清朝的光绪通宝“千字文”钱电子图谱（二）

清朝的光绪通宝“千字文”钱电子图谱（一）

光绪朝宝东局铸钱考略

独家推介 | 新书速递 边昱《光绪宝津局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