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未竟，美国转身：欧洲深陷迷茫

◆2025年12月8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斯塔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首相府唐宁街10号外。当天上述四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强调乌克兰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编者按：

2025年，世界在多重震荡中前行：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战争阴影与停火博弈交织；大国关系在竞争与管控中反复拉扯，全球治理共识承压；通胀高企、增长乏力与贸易壁垒叠加，令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气候极端事件频发、移民与社会抗议加剧，进一步放大不确定性。

在岁末年初的系列报道中，《凤凰周刊》着眼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维度，对话多位国关学界名家，梳理了一份全球时局报告：美国在“回归领导力”与“重构秩序”的双重进程中付出高昂成本，社会撕裂与战略焦虑并存；欧洲在既有安全依赖体系遭受冲击后陷入摇摆，战略自主仍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中东迎来第三次重大变局，多重危机相互叠加；日本在政坛迭代与安全政策调整的推动下，对周边地区格局产生外溢影响。

虽然着墨的是宏大叙事，但这些变化并非遥不可及，它们正以不同方式渗入你我生活，悄然改变着个体的境遇与选择。剧烈的结构性变动之下，普通人或被裹挟、或被迫调整，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稳定与秩序的追寻。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里，人们依然孜孜以求可把握的生活，这也构成动荡世界中最具生命力的力量。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新技术依然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跨越国界流动；在关税壁垒与地缘博弈的阴影下，企业家们仍在探索跨国发展的现实路径；天灾与冲突之后，气候治理与人道救援也从未停歇。动荡与重塑并行的时代背景中，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稳定与合作，成为各方愈发稀缺、也愈发迫切的共同需求。

文丨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采访整理丨徐亦凡

编辑丨漆菲

过去一年的欧洲，面临内忧外患。从内部政治来说，经济不景气带来民生问题，极右和极左政党势力上升，导致主流政党越来越多承压与失势。

面对外部压力，欧洲亦陷入叙事困境：俄罗斯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挺乌”作为欧洲的政治正确却被美国打击。特朗普第二任期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不仅猛烈抨击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甚至质疑其民主与地位；欧洲却要避免激怒美方，以防乌克兰局势失控。

当安全、经济、意识形态、理念纷纷遭遇挑战，欧洲试图聚拢队伍，强化凝聚力，通过再武装（rearmament）欧盟、强化关键原材料供给、强化“去风险”等措施，形成应对机制。

欧洲距离独立自主仍有距离

俄乌尚未停战，美欧之间的裂痕却持续扩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贬低欧洲是一个“衰落的国家集团”，由一些“软弱的人”领导，未能控制移民和解决俄乌问题。美国近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对欧洲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对抗姿态，指责部分欧洲官员“对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阻碍了俄乌和平协议的达成。

◆2025年2月召开的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以训话姿态批评欧洲。

在欧洲人看来，特朗普政府为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是为了满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需求，施压乌克兰要求其接受，某种程度也是在对欧洲施压。但欧洲无力与美国强硬对抗，只能通过提出修订计划的方式委婉应对美国的施压。毕竟这一计划也关系到欧洲的安全，他们无法接受一份严重偏离自身利益的方案，只能不断拖延。

经多方磋商修改，最新的版本成了“20点和平计划”。但俄方警告称，其中仍包括其无法接受的内容，例如有关乌克兰战后军队规模。尚待解决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未来归属。据悉，俄罗斯还希望获得防止北约未来继续东扩的保证，并要求明确乌克兰若加入欧盟应保持中立地位，同时就解除制裁以及西方冻结的数千亿美元俄国家资产给出清晰安排。

无论谈判前景如何，当前情况都体现出欧洲的无奈。这源于其在军事与安全上长期过度依赖美国，自身能力缺失，无论战场情报还是态势判断，几乎都要依赖美国和北约。欧洲无法上桌，不被纳入谈判，难以反映自身诉求；同时又无法完全摆脱美国或与之对抗，也无法自行重建独立的安全架构，按照自己的设想力挺乌克兰坚持到底。尤其是2025年，乌军在前线持续失利，特朗普上台之后，这种结构性困境更加突出。

◆2025年12月28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海湖庄园俱乐部午餐会后握手。

特朗普的战略让欧洲人意识到，美国不再可靠，无法成为他们永远的“保护伞”。虽然出现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但迄今并未看到欧洲真正想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很多因素也不支持欧洲这么做，包括经济现状、军事技术、整体产能等。

所以欧洲的现状是在延续既往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又意识到这种依赖并不可靠，从而进一步呼吁“战略自主”。

“战略自主”最早出自军事领域。欧盟于2017年正式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PESCO）——这是欧盟成员国之间旨在加强防务合作、提高军事能力、推动联合项目的框架机制。但在我理解，PESCO更多会在北约框架下强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无论从现实情况还是自身意愿来说，欧盟都无明确目标成为美国那样完全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

◆2017年12月，欧盟正式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开启欧盟防务一体化的新进程。

欧洲所追求的是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权，可以维护自身安全。这一方面是现实所迫，另一方面，欧盟的性质被界定为“民事力量”，其强项不在军事领域，只是在自身受到威胁时需要发展相应能力自保，而非希望像美国一样成为军事上的强大实体。

目前欧洲的安全架构和防务发展状况，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

首先同过去相比，的确有非常大的进展。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一直有美国兜底，他们因此享受“军事红利”——节省下的国防军事费用被投入到社会保障，用于发展福利国家。但随着俄乌冲突深化，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他对冲突的解决思路以及对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理解与往届政府完全不同。

该条款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武装攻击，即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而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先后要求北约的欧洲盟友将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和5%，但就第五条款却不愿给出明确承诺。这让欧洲国家深感担忧，因为他们不具备与俄罗斯对抗的能力。欧洲只能尽可能地满足美国的要求，在2025年北约峰会上同意将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5%。

不仅如此，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开始鼓动再武装，通过修宪放宽财政约束，大规模扩军并增加军事投入。英国和法国是欧洲唯二的拥核国家，这两国与波兰等国家在安全事务上也非常积极。从这一角度来说，欧洲在安全问题上有着显著进展，毕竟如此大规模扩军备战是以往难以想象的。

◆2025年3月，德军预备役人员在柏林附近的贝利茨军营接受射击训练。

但与此同时，欧洲并非铁板一块。比如西班牙对于提高国防开支的要求颇有微词，捷克、芬兰等国家面对俄罗斯立场相对强硬，而匈牙利相对亲俄，在防务问题上和欧洲主流最为不同。因此，各国在军事投入上存在一定差异性。

美国想转身抽离，欧洲人对于这一点的理解是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才有所加深的。事实上直到现在，一些欧洲的建制派政治家乃至主流民意，似乎仍抱有一种心理，期待特朗普政府只是昙花一现，寄希望于美欧关系在他卸任后可以重回正轨。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动作，以及他被带到欧洲的一些意识形态，让欧洲逐渐清醒，认识到美国的优先关切已经从欧洲迁移到别处。

欧洲需要慢慢接受现实，自己对抗风险、自己保卫自己。只不过，他们还处在彷徨迷茫之中，尚未形成对未来的明晰规划。毕竟美欧联结太过紧密，涉及到意识形态、制度体制、经贸往来、军事安全、科技等各个方面，想要做出彻底改变并不容易。

美国成中欧之间的关键变量

2025年也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年份——50年前，中国与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外交关系。总体来看，双边关系在过去一年高开低走，年底略有回升。

所谓“高开”是指2025年初，欧盟机构曾一定程度释放合作信号，欲借建交50周年的契机与中方共同应对特朗普政府回归所带来的单边主义挑战。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

但在此后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欧洲议会等场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华语气强硬，在俄乌、经贸等问题上频频指责中国，并试图一定程度拉拢美国，将中国定位为美欧的共同对手。

这些表态改变了年初的积极氛围，导致中欧峰会整体氛围欠佳。原本外界期待中欧借此契机推动更多合作，包括中方寄希望于逐步解冻《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但最终未能实现。双方在电动车对欧出口等经贸问题上的谈判也仍在进行中。

2025年12月11日，中国商务部透露，中欧双方已重启关于中国电动汽车最低价格承诺的谈判与磋商，中方表示欢迎，并希望欧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避免与单一车企单独接触，以维护互信和对话效率。

到了年末，中欧关系出现回暖：不仅有西班牙国王时隔18年再度访华，更令人关注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相继访华。2026年年初预计将有多位欧洲领导人来华，包括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等。

◆2025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四川大学期间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整体来看，中欧关系氛围仍不够理想，这是由于欧洲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欧洲需要一套外部威胁叙事以凝聚人心，尤其在俄乌问题上，中国被认为给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欧洲的“敌人”。

但需要强调的是，“形势比人强”。面临这样的压力，欧洲内部在对华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按他们自己的讲法：毕竟中国不是俄罗斯，而且中欧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欧洲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政经实体。尤其是经贸领域，在双边关系欠佳的氛围下，中欧依然保持了相当的贸易规模，且在特朗普关税冲击下，中国重新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投资也有所增长。

因此在欧洲内部，主张与中国保持联系、维持合作的声调也非常高，近来德法英等大国对华态度也渐趋务实。以德国为例，其外交部门对华言论较为强硬，但经济部门、企业的立场并不完全一样。

然而，保持联系与接触并不意味着双边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欧洲仍会强化风险管控。比如联邦德国议会成立了专家委员会，负责审查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而且，即便俄乌问题得到解决，不再成为横亘在中欧之间的重要矛盾，双边之间还是难免会存在问题。

这首先缘于欧盟当前对华的“三重定位”，这事实上已将双方之间的问题进行归类——中国被认定为欧洲在经济上的竞争者，中欧间的贸易逆差、关键产业的竞争和争端等问题将持续存在；中国还被视为制度性对手，除了体制差异，欧洲并不完全认同中方所说的“中欧没有结构性地缘政治冲突”，因而无法确保其他问题不会因欧洲立场变化而发酵，如涉台、涉疆、南海等。

其次，美国是中欧关系背后的重要变量。一方面，美国在欧洲处理对华事务中存在胁迫和诱导行为，另一方面，欧洲也离不开美国，甚至会采取“祸水东引”的做法，将问题指向中国以拉拢美国。

尽管欧洲强调其处理对华关系不受制于美国，保持独立自主，其对华决策或立场符合自身利益，并非美国附庸，在特朗普上台后尤其如此。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无法一概而论。

欧洲有独立自主的一面。例如，针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或要求欧洲企业（如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ASML）对中国实施技术限制，欧盟对此存在异议，认为荷兰不应不经过集体同意而直接听从美国。但在其他情况下，欧洲的确依赖美国，无法与之切割，或是利用这种胁迫作为托词，因为美国的做法也符合欧洲的利益。

未来中欧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分别是和欧盟机构、和欧盟各成员国、和欧洲次区域（如中东欧地区）。

在中国和欧盟机构关系上，总体来看，迄今为止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更多扮演了“刹车”而非“油门”的角色。欧盟机构需要维持向心力和外部威胁叙事，中国不大可能被视为完全正面积极的因素，因此从该层面来看，转寰仍需契机。中国与各成员国的关系则更为多元，不同国家受制于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对华需求、内部党派竞争等因素，对华态度好坏兼有。中欧关系在2025年末的回暖正是来源于此，2026年料将仍会有积极变化。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表示，中欧关系已经到了“转折点”。

未来中欧关系的一大抓手不仅在于发展和各成员国的关系，还在于与企业界的关系。尽管多方调研报告称，企业在中欧感到彼此投资环境遇冷，但经贸合作活力仍在，双边投资持续增长。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面临“不出海就出局”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欧洲企业也离不开中国市场。可以说，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超乎政治家们的想象。

除了企业界，中欧的民间交往也愈加深入。随着中方免签政策的扩大，越来越多欧洲人来到中国。人与人在现实中的接触有助于消除隔阂对抗，网络上的距离只会让彼此的印象标签化和简单化。

产业竞争力不足带来挑战

过去一年，欧洲内部在政治上面临碎片化和极端政治力量冲击。大国也是如此，在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法国政府年内也经历了数次更迭。社会层面上，出于对经济压力、政府治理、移民治安等不同问题的不满，大规模的持续罢工或抗议在多个国家出现。

◆2025年2月，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在柏林参加竞选集会。

从经济层面来看，欧洲实现了温和增长。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秋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5年欧盟实际GDP预计增长1.4%，欧元区增长1.3%，2026年增速还将持续。其他指标也呈现积极变化，欧元区失业率维持在历史低位，整体通胀率从2024年的2.4%下降至2.1%，民众购买力有所提高。

经济增长前景趋好，但仍需面对内外环境的压力。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为此呼吁，要加快推进竞争力议程，简化监管、完善单一市场以及促进创新。

如今，欧洲已感受到产业竞争力不足带来的挑战。比如绿色转型是欧洲重点布局领域，也是中欧都认可的合作重点，双方不仅在中欧峰会达成联合声明，多家中国新能源企业也积极布局欧洲市场，西班牙、法国政要访华时都希望双方就此加强合作，期待中企带着技术到当地投资。但中欧在该领域依然存在摩擦，因为欧方受困于其绿色产业能力而心有不甘。

背后问题在于，俄乌冲突加大了欧洲的能源转型压力，其自身产业却在衰落，导致现实和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当能力跟不上转型的雄心，在欧盟激进的绿色政策之下，可能变相使别国受益。

比如欧盟原计划于2035年实施燃油车禁售令，但在自身新能源车产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相关市场份额可能被中国占领，这也是为何欧盟会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而为了保护困境中的德国汽车工业，德国政府呼吁欧盟放宽禁令。

◆在山东港口等待装船的中国产电动车。

如此背景下， 欧盟委员会最近公布提案，修改了原定的2035年禁售燃油车政策，将新车零排放目标调整为较2021年减排90%，并允许通过电子燃料、生物燃料、欧盟制造低碳钢或混合动力等方式补偿剩余的10%排放。

可以说，欧洲已经落入“中等技术陷阱”。汽车、化工、机械等产业曾支撑起欧洲经济，使其在全球领先，但从上世纪末的ICT（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到数字化革命、AI革命，欧洲始终落后于美国，后续投资和发展势头又被中国超过。

尽管欧洲在工业时代占优的产业依旧强大，但缺少了近几轮新革命的赋能，导致先发优势成为先发劣势。从默克尔执政时期开始，欧洲人持续发力，但一直未能成功。2024年发布的《莱塔报告》（Letta Report）和《德拉吉报告》（Draghi Report）反映出欧洲的紧迫感，这两份报告分别从单一市场的未来和欧洲竞争力出发，提出相应改革措施。

如今，欧盟正利用软实力的比较优势来平衡硬实力上的弱势，具体就是试图利用规则制定的软实力来弥补落后态势。他们担心，如果按照自由市场的思路继续发展，其本土产业最终会被中美击败。比如欧盟为了对标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而发布的《净零工业法案》，意在通过加速审批、本土化生产等要求，提升欧洲关键净零技术的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和投资外流。

一定程度来说，这是欧洲曾经不屑和反对的产业政策，即通过限制外部竞争对手保护和振兴自身产业发展。作为贸易政策工具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也是如此——由于欧洲相关产业处于劣势，因而指责外部产品未充分考虑碳减排成本，从而对其加征关税，抬高进口产品成本。（实习生朱若晚对本文亦有贡献）

排版 /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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