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余秋里兴冲冲汇报工作，主席却摆摆手：我写的文章，只有这一篇算数

01

“那些东西只是一些历史资料罢了，只能参考。”

1965年5月，北京的会议室里，气氛显得有些微妙。余秋里正在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讲得激情澎湃，却被主席一盆冷水泼了下来。

谁也没想到，当大家都要把他的著作奉为金科玉律的时候，他自己却带头“降温”，甚至说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话。

这句评价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深意？那个年代的决策层，又在思考着什么样的大问题？

02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65年5月11日。

那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负责计划工作的余秋里可以说是准备充分。他刚接手相关工作不久，一门心思想要把国家的经济蓝图画好。在汇报过程中，他特意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结合实际，活学活用主席的著作，用这些思想来指导接下来的五年计划。

这番话放在那个环境里，是再正常不过的表态，也是当时大家的一致心声。毕竟，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队伍，谁不信服那位老人的智慧？

但坐在主位上的毛泽东，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听着余秋里的汇报，脸上并没有流露出赞许的神色，反而摆了摆手，打断了这番热情洋溢的发言。他用一种近乎冷峻的口吻给自己的著作定了个性，说那些东西不过是些历史资料，只能作为参考。

这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分量更重的话。他回顾了自己这几十年的笔耕不辍，写了那么多指导中国革命的文章，最后竟然只给自己留了一个评价：只有一篇是好的，还有点用。

这一篇，就是《实践论》。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下。要知道，不管是《论持久战》这种一眼看穿抗战八年走势的神作，还是《矛盾论》这种把辩证法讲得通透的经典，哪一篇不是响当当的？怎么到了作者自己嘴里，就都成了“参考资料”，唯独《实践论》被高看一眼？

很多人第一反应觉得这是老人家在谦虚。

毕竟到了他这个位置，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谦虚是一种美德。

但如果你真的读懂了那段历史，读懂了1965年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你就会明白，这绝不是什么客套的谦虚。

这是一句大实话，是一句带着血腥味的大实话。

因为这篇文章里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用成千上万红军战士的鲜血换回来的。

03

为了把这事儿说透，咱们得先去看看1959年发生的一件“小事”。

那年春夏之交，北京迎来了几批稀客，是来自拉美国家的政界人士，包括智利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团。那时候新中国成立刚十年，在国际上能交到的朋友很珍贵，所以接待规格很高，主席亲自见了他们。

这些拉美客人对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眼里，这位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领袖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委内瑞拉的代表团团长一激动，当场就表态，说自己回国后，要把主席的画像挂在家里，天天瞻仰，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学习这些著作。

这本是客人的一番好意，也是一种极高的礼遇。

结果老人家一听，反应很直接，当场就拒绝了。

他跟客人说，别挂。理由给得特别实在，说自己的照片不值得挂，自己写的书也没什么大用。他还特意跟客人解释，说你们要搞革命，搞建设，那是你们自己的事，照搬我的东西没用。我的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教给我的，是中国的地皮上长出来的。

这话听着像是在推辞，其实里面藏着一个硬道理：任何理论，离开了具体的“地皮”，离开了当下的“实际”，那就是一张废纸。

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于贬低自己的著作？

因为他这辈子，见过太多因为“迷信书本”而导致人头落地的惨剧了。

04

把目光投向那个让中国革命差点断气的三十年代。

那时候的红军，日子过得那是真苦，但心气儿很高。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党内来了一批“洋菩萨”。这些人喝过洋墨水，背过马列原著，满嘴都是“城市中心论”，满嘴都是“正规战”。

在这些人眼里，山沟沟里的那一套太土了，不正规。他们拿着苏联的教科书，要在中国的山沟里指挥现代化战争。他们觉得，只要书上写了，那就是真理，只要是苏联老大哥做过的，那就是标准答案。

结果呢？

第五次反“围剿”，那打得叫一个惨。不让游击了，要打阵地战；不让诱敌深入了，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战士们拿着简陋的武器，去跟装备精良的敌人硬碰硬。

这哪里是打仗，这是在拿肉身去填炮火。

根据地的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都卸下来做担架，把仅有的口粮都送上前线，可换来的是什么？是根据地的丢失，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最惨烈的是湘江一战。

那一战，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江面上漂浮的都是战士们的尸体，连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大军，过了湘江只剩下三万多。

那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就因为指挥者脑子里那点僵化的教条，就因为他们迷信书本上的死道理，这几万人就这么没了。

这笔账，太沉重了。

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对“本本主义”恨之入骨。因为他亲眼看着那些年轻的战士，因为错误的指挥倒在血泊里。他知道，书本救不了中国，只有把书本里的道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救中国。

1937年，在延安的窑洞里，煤油灯经常亮到天亮。

那一年，老人家提笔写下了《实践论》。这文章不长，但分量极重。这可不是为了评职称写的论文，这是为了算账。算那笔几万红军战士拿命交学费的血账。

他在文章里打了个特别通俗的比方：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

这话听着像是大白话，连村头老大爷都能听懂。但为了在这个道理上达成共识，中国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几万颗人头。

05

再回到1965年，他对余秋里说的那番话，就不难理解了。

那时候国家正在搞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大家又开始有点迷信书本了。只不过这次迷信的对象，变成了他自己的著作。

余秋里他们想把他的话当成金科玉律，这恰恰是老人家最担心的。

他担心后人犯了跟当年王明一样的错误，只不过当年是把马列当教条，现在是把他毛泽东当教条。如果大家只知道背诵他的语录，而不去研究实际情况，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国家的发展还是会出大问题。

他跟斯诺聊天的时候，斯诺说你的书会影响几代人。他却说，一千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连他自己的东西，可能都会显得很可笑。

这得是多大的胸怀才能说出这种话？

这不是自我否定，这是对历史规律的绝对尊重。他太清楚了，世界是变动的，今天是真理，到了明天环境变了，可能就是谬误。如果后人只会死抱着他的书本不放，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不敢去碰钉子，那中国的发展就得停滞。

就像他在《实践论》里讲的那个道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苏联老大哥的模式，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好，拿来就用。结果呢？重工业是上去了，但农业和轻工业瘸了腿。老人家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提出了要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这也是实践。

如果不去试，不去撞南墙，谁知道苏联的那一套在中国水土不服？

1965年那次谈话，看似是给余秋里的汇报泼冷水，实际上是在打预防针。他是在告诉负责国家计划的这帮人：别指望在我的书里找到现成的答案，答案在工厂里，在农村的田地里。

他这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读死书。

年轻的时候在湖南一师读书，他就主张“读无字之书”，要社会调研。到了晚年，他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那些被他“看不上”的文章，其实每一篇都有具体的背景。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因为当时党内有人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搞错了统战对象；写《论持久战》，是因为当时国内充满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

这些文章在当时那是灵丹妙药，因为是对症下药。但如果时过境迁，病症变了，你还拿着这个旧方子抓药，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看重《实践论》。

因为《实践论》讲的不是具体的药方，而是“怎么开药方”的方法论。它告诉你，认识来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个道理，管你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只要人类还需要吃饭干活，它就是真理。

余秋里当时听懂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但那位老人那种对于“教条”的警惕，对于“实际”的尊重，贯穿了他的一生。

哪怕到了晚年，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清醒。他知道，任何理论一旦被神化，就会变成束缚人的枷锁。他宁愿自己打破自己的光环，也不愿意看到后人因为迷信他而停止思考。

这份清醒，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显得尤为珍贵。

1976年9月9日，那位写下《实践论》的老人离开了。

他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著作，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他告诉我们，不要迷信任何权威，不要迷信任何书本，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实践。

就像他当年在延安窑洞里写下的那样：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参考资料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

•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 1965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