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周总理途经云南，见到初恋女友时，总理的做法至今仍值得学习

1955年4月8日上午十点，一架伊尔—14客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滑行停稳，机舱门打开，周恩来和陈毅跨出舷梯。出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之前，周恩来在行程表上悄悄加了一行字：拜访张若名。对随行工作人员而言，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礼节性探望；然而在周恩来心里，那位讲坛上的法文女教授，曾与他并肩举起过“五四”旗帜，也曾在法国塞纳河畔分享过一块干面包——这是一段久远而单纯的青年记忆。

车子驶进云南大学校园时已近中午。春城的紫荆花开得热烈，张若名和丈夫杨堃早候在图书馆前。周恩来下车，笑得像回到十八岁：“若名，好久不见！小超托我向你问好。”张若名回以微笑，轻声答：“谢谢，你们忙，我很好。”寥寥几句寒暄，没有多余的感伤。当年的青春悸动早已沉淀成一份淡然的敬意。三人随后在小食堂落座，简单的汽锅鸡、米线、木瓜丁，味道谈不上丰盛，却因友情而格外暖胃。

坐在桌边的陈毅饶有兴致地听两位老朋友交谈。提起往事，周恩来忆到1919年天津学潮——那年他21岁，张若名19岁。“男女生各自为营，不方便指挥。”周恩来对陈毅打趣道，“若名第一个提议把两会合并。”一句看似随意的话，却是当时冒着被训斥的风险说出口的。传统偏见根深蒂固，女生站出来与男生平起平坐，已属不易，更何况还要冲破社会枷锁，去领导一场足以撼动旧秩序的运动。

在觉悟社的日子，两人一起写檄文、印传单、四处演讲。深夜辩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一起在狱中和寒风搏斗。彼时的囚室，摇摇欲坠的油灯下，女学生裹着借来的旧皮袄写文章，男青年蹲在墙角草草用铅笔记录狱卒的口供。外界铁窗、内心火热。张若名后来回忆：“我们被扣押半年，恩来想方设法搞来纸笔，让我抄《新青年》里的文章练法文。”短短数语，依稀可见漫长黑暗中那团不灭的理想之火。

1920年初春，获释的年轻人面对新的人生。出狱未久，张若名被家里安排去相亲，恼得她当夜收拾行李，写下一摞“不要找我，否则跳海”的字条，转身登船远赴法国。几个月后，她同在船上的，是同样想去欧洲“苦学工读”的周恩来。浪花卷着海风，甲板上常能看到两人低声讨论新文化、巴黎公社、普鲁东的《什么是财产？》。那段日子，朴素而火热，难免生出情愫。觉悟社早先立过“不恋爱、不结婚”的规约，可年轻的心终究会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夜色中悄悄靠近。

然而，人生的分岔口来得很快。1924年秋，张若名向党组织提出退出，共识是“专心学术，不再涉政”。周恩来听罢，只回了一封信——“路不同，情谊在。”据说他在信尾写了两句话：“愿一生为理想，各自珍重。”字迹娟秀，落款“恩来”。随行的郭隆真后来打趣：“你们这是革命友谊版的‘祝君安好’。”自此，所谓恋情戛然而止，留下的只是相互尊重。

1925年冬，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简朴成婚。消息传到法国，张若名托友人带去一只银色钢笔作为贺礼，在卡片上写了“革命永远年轻”。周恩来收到，转手送给了邓颖超，笑称“这是老朋友的祝福”。两位女士隔着万里相知未谋，却在同一本信仰的书页上留下名字。

时间回到云南大学的餐桌。陈毅放下筷子，问起张若名的研究。她正主持《法国中世纪抒情诗》的翻译，课堂上凭一口清澈的法语惊艳了无数学子。周恩来赞她：“昆明的学生有福气。”随后话锋一转：“北京外语学院缺人手，到首都来怎样？”张若名轻轻摇头，“我离不开这里，山水留人。”周恩来没有再劝，只说：“若名，决定了就好好干，祖国到处都需要你。”这一瞬，正是他对昔日友人、今日学者的尊重，也是对她人生选择的理解。

下午两点，送别的合影并未留下，摄影记者临时被抽去机场准备。陈毅打趣：“周公，你又放跑了一张珍贵照片。”周恩来摆手：“记忆比底片更牢。”一句轻松化开尴尬，也映出他的体贴——不给对方徒添回忆的负担。

两年后，“反右派”运动波及学界。张若名因“早年退党”的旧账被揪出，批斗、停课、撤职接踵而至。她曾给老战友写信：“若能北上，或有转机。”不久得到复信：干部调动有严格程序，连总理也无法越规签批。寥寥一页，却字字真诚。形势瞬息万变，任何私人情谊都必须服从原则，这是周恩来的底线。

1958年6月18日，张若名病逝于昆明，年仅58岁。云南大学的老同事悄悄给国务院打了电话。工作人员在夜里整理公函时把噩耗呈上，灯下的周恩来沉默良久，吩咐秘书寄去挽联，简短八字：“天真未改，学海长青。”他没有去昆明奔丧，也没有发讣告，只让外交部在昆明会议间隙，向她的家属致以慰问。

有人说周恩来是将情感埋在大义之下的人，他的每一步都服从于国家与革命的需要。可在这堂只有几盘素菜的午餐里，却能窥见另一面：风度，不失本心；原则，从不动摇；旧情，化为肝胆相照的理解。正是这样分寸感，让后来者明白——成年人的情感，若能落到彼此成全、相互尊重的行动上，那才真正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