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谢富治追悼会，江青要求改举办地点，周总理断然拒绝：不能了

1959年七月的一天，北京城燥热。午后两点，刚被任命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站在公安部大院里，瞅着高悬的国徽，小声嘟囔：“假如哪天走了，能再回这儿也算圆满。”没人把这句话当真，可十二年后，它竟变成一条硬性原则。

谢富治出生于1909年湖北黄安。贫寒的农民子弟，小时下田放牛，手掌长满老茧。1926年家乡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他跟着打土豪。1930年参加红军，一年后入党，很快凭胆大心细爬上团级岗位。长征路上，膝盖被弹片擦破，他咬牙坚持。抗日战场转入华北，又在百团大战、上党战役里立下功劳。1949年钟声敲响，他已是华北某兵团的政委，46岁，被授上将。

建国初期，他仍保持军人作风，行事利落。1959年调进公安部，高举“整顿、扩编、培训”三面旗，短短两年就在各省推行专业化侦查队，治安数据明显回升。同僚回忆，那阵子谢富治动辄凌晨还在办公室画流程图，烟灰堆了满桌。

可是，时代风向陡然变化。1966年后，他对林彪、江青两股力量左右逢源，生怕一个眼神出错。最明显的例子是“十号楼摄影室”。江青痴迷摄影，想要专用场地，刚提一句，谢富治三天就配齐背景布、灯架、暗箱，“雷厉风行”四个字被她反复夸赞。有人窃窃私语：部长像极了勤务兵。可在那个气氛下，懂得自保的不止他一人。

1971年秋，忙前忙后的谢富治忽然查出癌症。病房里，他瘦到脱形，江青来看望时故作关切。护士听见她低声说：“养好病，还得一起战斗。”谢富治只点头，没有多话。实际上，他的病情已无法逆转。

1972年3月26日凌晨，北京医院灯火通明，63岁的谢富治停止呼吸。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总理按程序主持治丧小组。根据生前嘱托，追悼会拟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那里见证了他的职业顶峰，也与那句“再回这儿”完美契合。

意外却来自江青。她通知工作人员：“政治局委员的追悼会当然该在人民大会堂。”电话送到西花厅，周总理听罢，只回了四个字：“不能改了。”随后补一句解释：“生前意愿已定。”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工作人员复命，江青沉默，随后摆手说“知道了”。翻腾一整夜的礼堂座位问题就此尘埃落定。

3月31日上午九点，公安部礼堂黑纱低垂。遗像正是那张24寸彩照，蓝底，神情严肃。江青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慢进入，双眼红肿，嘴里喃喃：“走得太急。”又转身抱了抱刘湘屏，客套地劝一句“节哀”。现场布置简单，没有乐队，没有长队致敬，哀乐响了不足七分钟便止。

送别仪式后，骨灰盒暂厝八宝山。八年后，一纸判决公布，谢富治在“十年风暴”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彻底揭开。1980年秋，他的骨灰被迁出英烈墙，这在八宝山并不多见。那张遗像也被收入档案柜，再未公开露面。

回溯这十二年跌宕，能看出谢富治的两副面孔：战场上的勇猛和政治漩涡中的摇摆。前者把他送进将帅行列，后者又把名字推向审判席。或许，他临终那句“再回公安部”真含着几分对往昔单纯岁月的留恋，可命运已无改写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