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领一个营800人进攻，最后仅剩22人，营长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1964年初春的人民大会堂，受勋名单读到“赵兴元”三个字时，会场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大礼堂里坐着的老战士们知道，这位身材并不魁梧的东北汉子，曾在一场短促却惨烈的攻坚中带着800名官兵冲锋，到黄昏时，只剩22人还能站立。

赵兴元的姓名，与1948年10月12日清晨的锦州北郊紧紧绑在一起。那时，辽沈战役已打到关键节点。东野急需拔掉配水池据点，否则锦州城墙后的重炮随时可能压制纵队主力，总攻恐被拖入胶着。平整的盐碱地上，配水池像一块钉子，牢牢钉在城北制高点上。

从航空侦照照片看，这座“钉子”并不起眼——直径不到百米、外沿沉积着干裂的淤泥。可国民党第50军工兵团早已将它改造成钢筋混凝土环形堡垒，墙体最厚处超过一米。更麻烦的是，堡垒底部与城墙间布设了纵深壕沟和断续铁丝网，周边埋满炸药。赵兴元接到命令时，腕表指向08：00，他所在的第3纵队7师20团1营为“加强营”，配属两门小口径山炮与迫击炮连，但没有坦克。

开火只持续了五分钟，炮弹留下斑点般的爆痕，却没撼动那堵灰黑色的墙。随即，一个突击连翻越铁丝网，跃入壕沟。炸药被引爆，土石与残肢飞起，连排长几乎连呼号都来不及。赵兴元在观察所望远镜里看得清楚，脸色瞬间煞白。约莫十分钟，他挺身冲到前沿，“指导员还活着没？”他只得到摇头和苦笑。

第一次冲击，阵地前留下近百具战友的身体。团部来电，问：“伤亡过重，可否暂缓？”赵兴元只回答了六个字：“给我多些手榴弹。”这是当天他提出的唯一支援。团长在电话另一头沉默几秒，回道：“全团的都给你。”

弹药补给只能趁夜摸过洼地运来。一个运输班不到二十人，肩挑手提，爬上来时已是下午。帮着运弹的卫生员回忆：“那一段路，脚下总会踩到温热的东西，低头一看，是还没完全冷却的钢盔。”

夜色刚合拢，堡垒内的守军却开始反扑，出动了两辆美制M3轻型坦克，外加掩护火力。对面喇叭里传来刺耳声音：“投降者不杀！”赵兴元扯开嗓子骂了句粗话，随后将那仅剩的七八支反坦克枪全部分给前排火力点，要求“40米内再开火”。

国民党坦克连续扑了27次，最多一次冲到砖堆只有二十来米。第一辆车体命中毙火，第二辆掉头时履带被炸断。守军火力哑了十几分钟，赵兴元明白，对方心理防线已被削去一角。他把5名精挑细选的突击手聚在一起，低声说：“咬牙，一口气要冲顶。”

凌晨2时许，灰雾翻滚。6个人沿壕沟贴着地面爬，从敌人火力的夹缝往上突。刚到堡垒外沿，最后一名战友胸膛中弹，赵兴元愣是拖着他点着导火索，把足足一捆手榴弹塞进射击孔。轰然巨响过后，堡垒内呼喊成一片。五点整，红旗插在配水池最高点，赵兴元挤进甬道，嗓音沙哑地吼：“不许乱打，缴枪不杀！”守军无心恋战，200多人鱼贯而出，交出了武器。

战后清点，加固营800人，仅22人能列队报数，全部带着不同程度伤。锦州守军调集的大炮来不及对配水池重新夺回，天亮后，城墙其他方向已经被突破。31小时后，锦州宣告解放。失去这座枢纽，沈阳、长春外围国民党部队被彻底截断，东北战场大局就此翻转。

配水池外，密密麻麻的遗骸铺展到百米开外。有人把那片焦土比作“第二凡尔登”，并在残破的墙面写下八个字。赵兴元看到后默默站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见他摘下军帽，长叹一口气。

战争并未因此停歇。1951年，他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先在第四次战役阻击美军增援，后在金城反击战担任团长。其间负伤三次，其中一次弹片穿胸，几乎刺破左肺。医护劝他后送，他摆摆手：“先把阵地守住。”驻地司令部在战后嘉奖令里写道：“赵兴元九伤不下火线，两获特等功。”

1958年，赵兴元调回国内，历任师参谋长、师长，1985年出任旅大警备区政委。1988年授衔，中将。授衔仪式那天，他把奖章轻轻放进上衣口袋，只说了一句：“活着的人替牺牲的兄弟领的。”

多年后，有记者陪他重返锦州北郊。旧日碉堡外的水泥已经风化，弹洞仍在。赵兴元抚摸那道裂痕，指尖有些发抖，却没再开口。同行者没有追问，人们只在心里默念，那场800人对一个水池的冲击，早已写进辽沈战役的注脚，更写进无数幸存者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