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杨振宁回国后，周总理宴席上向其询问：你和李政道有没有不合

1971年1月31日，北京冬雪初霁，钓鱼台国宾馆灯火通明。阔别二十余年的杨振宁受邀回国，周总理主持晚宴，座上少了另一位诺奖得主李政道。推杯换盏间，周总理忽然轻声一句：“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些芥蒂？”杨振宁放下酒盏，只答了七个字：“有恩怨，不因夫人。”一桌人面面相觑，气氛转瞬即逝，却足以勾起往事长卷。

镜头倒回二十六年前。1945年夏，芝加哥大学的走廊里，二十几岁的杨振宁刚拿到助教职位。李政道拖着行李箱匆匆赶到，手里握着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信。这一年，杨振宁二十三岁，李政道十九岁，四岁的年龄差让李政道自然把他视作大哥。租房、选课、办理生活卡，每一步都少不了杨振宁的帮忙。那时两个人写信回国，都把对方称作“可遇不可求的伙伴”。

不到两年，他们完成《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系列论文。首篇论文署名时，杨振宁提出把自己排在前头。李政道愣了几秒，还是点头。学界通例本应依姓氏字母顺序，李政道心里虽不痛快，却没多言。这颗小刺后来发了芽。

1951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已在奥本海默帐下小有名气，得知李政道在伯克利因反华情绪受阻，毅然向院长推荐旧日好友。奥本海默颇欣赏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见他们席地而坐，在草坪上画方程。普林斯顿人津津乐道：“如果草能说话，它会背下半本量子场论。”

合作最辉煌的节点出现在1956年。杨振宁驱车三小时，从长岛到哥伦比亚大学找李政道。咖啡店里，两人低声争辩“宇称守恒”是否适用于弱相互作用。李政道先抛出“不守恒”假设，杨振宁原本反对，越讨论越兴奋，连咖啡都凉了。两周后，两份独立计算结果拼在一起，一篇彻底颠覆旧观念的论文诞生。署名依照国际惯例，李在前，杨在后。

1957年12月，斯德哥尔摩大雪封城。领奖前夜，杨振宁提议按照年龄顺序走红毯，夫人杜致礼走在最前，理由是“长嫂为母”。李政道皱眉拒绝，还是被夫人秦惠箬劝住：“别叫外国人看笑话。”颁奖仪式倒是顺利，可种子已深埋裂缝。

五年后，《纽约客》刊登伯恩斯坦的长文《宇称问题侧记》。样稿寄到李政道办公室，他批注几处术语便签回编辑部。杨振宁却打来电话，逐条要求把所有“李、杨”改成“杨、李”，并加注“年龄排序”。那晚通话不到十分钟，李政道只说了一句：“今后不必再合作。”电话挂断，杨振宁据说失声痛哭。

1962年夏，李政道把辞呈递到奥本海默桌上。院长铁青着脸：“你们俩若拆伙，高能物理得少走十年弯路。”话音落地，木已成舟。次年，两人研究方向彻底分流。李政道留在哥伦比亚大学深耕实验，杨振宁转向规范场论，一脚踏进理论高峰。

拆伙后的分歧，很快投射到对中国科研的建议。1978年，杨振宁回国时，在人民大会堂被问及“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要建”。他摇头：“基础薄弱，耗资太大。”次年邓小平访美，同样的问题问李政道。李政道沉吟：“非建不可，否则跟不上世界节奏。”一句要建，一句不要，舆论瞬间分阵营。有人私下揶揄：“杨先生讲的是算术，李先生拎的是望远镜。”

争执不仅在项目。李政道发起CUSPEA考试，助中国学生进入美校，杨振宁批评“学术主权外移”。杨振宁提倡应用导向，李政道强调基础原理；一个像把种子撒进肥土，一个像守着苗圃慢慢培育。外人难断对错，当事人也从未服软。

回望1971年那场宴会，周总理善意试探，只得到“有恩怨”三个字。桌下波澜暗涌，却无人再追问。此后数十年，两位老人偶有同场，握手寒暄，致辞客套，却始终无法回到当年普林斯顿草坪上你一句我一句的畅快。2003年，李政道公开信中写道：“宇称不守恒思想率先由我提出，是事实。”杨振宁随后应和：“遗憾没能像苏东坡那样与弟弟携手到老。”

科学史册不会因私人嫌隙而涂改。宇称不守恒定理照样闪耀诺贝尔奖榜，杨–米尔斯规范场论依旧撑起标准模型半边天。可若把两人的全部合作持续到晚年，中国乃至世界物理学也许会出现另一种走向——这一点，没有人能给出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