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结婚二十八年，他以为自己娶的是个可怜的朝鲜哑巴。
直到那晚，电视上出现一个将军的脸，她手里的茶杯“咣当”摔碎，眼神里的恐惧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
他去扶她，她却忽然用一种他从未听过的、流利得吓人的语言哭喊起来。
那一刻他才知道，这个和他同床共枕了半辈子的女人，每一根头发丝里，都藏着一个他永远也想不到的秘密...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边境线上的风像刀子。
风刮过枯黄的芦苇荡，发出鬼哭一样的声音。鸭绿江早就冻实了，江面在月光下泛着一层死鱼肚皮似的白光。
卫东霖趴在雪窝子里，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
他身上披着白色的伪装布，和雪地混在一起。只有呼出的哈气，在眼前凝成一小团白雾，又迅速散开。
他是侦察兵，班里眼神最好、耳朵最尖的兵。
望远镜里，对岸的哨所像个孤零零的火柴盒，一点昏黄的灯光在风雪里摇晃。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死寂，寒冷。
后半夜，风小了点。
卫东霖的眼睛被冻得有些发涩。他眨了眨眼，准备再扫视一遍江面就换岗。
就在那时，一个黑点进入了他的视野。
那个黑点在江面上，移动得非常缓慢，几乎是蠕动。它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探照灯扫过的光柱，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卫东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是逃兵？还是特务？
按照纪律，他应该立刻鸣枪示警，或者通过步话机上报。
但他没有。
他把望远镜的倍数调到最大。那是个非常瘦小的身影，看起来像个女人，或者半大的孩子。她爬得很艰难，似乎脚受了伤。
有几次，探照灯的光柱从她身边扫过，她就立刻趴在冰面上一动不动，像一条冻僵的鱼。
那股子绝望和挣扎，隔着几百米的距离，都像冰碴子一样扎人。
卫东霖握着步枪的手，紧了紧，又松开。
他看着那个黑影，一点一点地，挣扎着爬过了江心，爬上了这边的滩涂。
最后，那个身影一头栽进了离他潜伏点不远的一片芦苇荡里，再也没了动静。
卫东霖沉默地趴着，直到战友过来换岗。
交接的时候，他只字未提江面上的事。
回到临时宿营地，老班长正在擦枪。他看了卫东霖一眼，问：“没啥动静吧？”
“没有，一切正常。”卫东霖回答，声音有点干。
他喝了口热水，心里像揣了个兔子，七上八下的。
过了一会儿，他对老班长说：“班长，我出去看看咱们布的绊索，刚才好像听见点响动。”
老班长头也没抬，“去吧，快去快回，别冻死在外面。”
卫东霖抓起枪，又揣了两个压缩饼干，一头扎进了黑夜里。
他没有去检查绊索，而是凭着记忆，径直摸向了那片芦苇荡。
拨开半人高的、被雪压弯了的芦苇，他看到了那个蜷缩在雪地里的人。
是个姑娘。
非常年轻，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泥和冰碴子。她穿着单薄的、破烂的棉袄，嘴唇冻得发紫，已经昏迷了。
她的脚踝肿得像个黑紫色的馒头，显然是扭伤了。
卫东霖蹲下身，伸出手指在她鼻子下面探了探。
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
他心里天人交战。
把她交给部队，这是最正确的选择。但后果呢？她会被遣返。一个从那边逃过来的人，被遣返回去，下场是什么，用脚指头都能想到。
可如果私自留下她，那就是动摇，是违纪，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他看着那张冻得毫无血色的年轻脸庞，想起了自己在家乡那个同样差不多大的妹妹。
最后，他骂了一句脏话，把自己的军用水壶拧开，塞到姑娘的手里。水壶里的水还是温的。他又把那两块压缩饼干放在她怀里。
他看了看四周，不远处有一个废弃的猎人地窖，是他之前侦察时发现的。
他把姑娘半拖半抱地弄进地窖，又找了些干枯的芦苇盖在她身上，这才匆匆离去。
从那天起，卫东霖心里就藏了个天大的秘密。
他利用每天巡逻和放哨的机会，偷偷给那个地窖里的姑娘送吃的。有时候是半个馒头，有时候是一点咸菜，还有他省下来的伤药。
姑娘醒了。
但她不说话。
卫东霖问她叫什么，从哪来，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戒备。
卫东霖觉得，她八成是个哑巴，又或者是在逃跑的路上被吓坏了。
几天后，姑娘的脚伤好了些。她能坐起来了。
有一次，卫东霖又给她送吃的。她看着他，忽然拿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汉字。
金兰。
卫东霖猜，这应该是她的名字。
“金兰？”他试着叫了一声。
姑娘点了点头，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感激。
他们之间的交流，就靠着这简单的比划和眼神。卫东霖知道她饿了，知道她冷了，知道她害怕。而金兰，也知道这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是她的救命恩人。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七五年春天，卫东霖要退伍了。
他拿着退伍通知书，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他走了，金兰怎么办？她一个不会说话的姑娘，在这荒郊野外，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他想过把她交给地方政府，但又怕她来历不明，会惹来麻烦。
那天晚上，他最后一次去地窖。
他把身上所有的干粮都留给了她，还有几十块钱的退伍费。
他用手比划着，告诉她，他要走了，让她自己保重。
金兰看着他，忽然就哭了。她不发出声音，就是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像断了线的珠子。
她拉着卫东霖的衣角，死活不放手，一个劲儿地摇头。
卫东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他看着那双绝望的眼睛，脑子里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
带她走。
他为她编了一个身份：老家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家里遭了水灾，爹妈都没了，成了孤儿。因为受了惊吓，说不出话。
在那个信息不通，户籍管理乱糟糟的年代，这样的一个身份，勉强能糊弄过去。
卫东霖就带着这个叫金兰的“哑巴”姑娘，坐上了回山东老家的绿皮火车。
卫东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看到儿子带回来一个来历不明的“哑巴”姑娘，老两口愁得饭都吃不下。
但金兰的表现，却慢慢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她太勤快了。
洗衣、做饭、喂猪、下地，什么活都抢着干。手脚麻利得像个陀螺。虽然不说话，但她会看着人的眼色行事，把老两口照顾得妥妥帖帖。
一年后，在父母的撮合下，卫东霖和金兰结了婚。
没有彩礼，没有酒席，就是去公社领了一张证，请乡亲们吃了点糖。
村里人都说，卫东霖在部队待傻了，放着好好的姑娘不要，非要娶个哑巴回来。
卫东霖不在乎。
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碗白开水。
奇迹发生了。
结婚后第二年，金兰竟然能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了。她会跟着卫东霖，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中文。
又过了几年，她居然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了。虽然发音很奇怪，带着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口音，但她确实能说话了。
村里人都说，这是卫东霖对她好，是爱情的力量，把她“坏了的嗓子”给治好了。
再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卫念。
卫东霖退伍后，在镇上的拖拉机站找了份工作。金兰则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孩子。
她还做的一手好冷面，筋道爽滑，味道绝了。卫东霖就用攒下的钱，在镇上盘了个小门面，开了个冷面馆。
生意出奇地好。
他们的日子，就像那碗冷面一样，过得有滋有味。
卫东霖从没问过金兰的过去。
他觉得，那是一道伤疤。他不想去揭。他只要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他的老婆，是他女儿的娘，就够了。
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
时间来到了二零零二年。
女儿卫念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出落得亭亭玉立。
卫东霖和金兰守着那个小小的冷面馆，准备再干几年，就彻底退休，享享清福。
生活平静得像一汪不起波澜的湖水。
这天晚上，夫妻俩收了店，回到家。
金兰泡了一壶茶，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新闻联播结束了，是地方新闻。
卫东霖对这些不感兴趣，正拿着遥控器准备换台。
“……下面播送一条重要新闻。近日，一个来自朝鲜的高级别经济代表团到访我省，就双方经贸合作展开友好会谈……”
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群穿着西装和军装的人，正在省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一个现代化的港口。
镜头给到了为首的一个朝鲜老者。
他头发花白，但腰板挺得笔直，胸前挂满了闪亮的勋章。肩章上的将星，在摄像机的灯光下熠熠生辉。
摄像机给了他一个清晰的面部特写。
那是个看起来很威严的老人，只是左边的眉梢上，有一道很浅的、几乎看不见的白色疤痕。
“咣当！”
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在安静的客厅里炸响。
卫东霖猛地回头。
只见妻子金兰手中的那个青瓷茶杯，掉在了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滚烫的茶水和茶叶，溅了她一裤脚。她却像完全没有感觉到一样。
她的身体僵直得像一尊雕像。
她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那张平时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脸，此刻却看不到一丝血色，惨白得像一张刚刚糊好的窗户纸。
她的嘴唇在不受控制地剧烈哆嗦，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卫东霖只在二十八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那个快要冻死的姑娘脸上见过的、深入骨髓的恐惧。
“金兰，你怎么了？烫着了没有？”
卫东霖大惊失色，急忙起身，想去扶她。
他的手刚刚碰到她的胳膊。
金兰就像触电一样，浑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不……不……不是他……不会的……”
她的喉咙里挤出几个破碎的、不成句的音节。
然后，让卫东霖大脑瞬间空白的一幕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