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赴死时年仅36岁，建国后主席为何说：以后要少纪念他

在中共早期革命历程中，瞿秋白无疑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人物。年仅36岁便坦然赴死，以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忠诚。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却曾表示“以后要少纪念他”。这句未公开宣示的话语，背后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刻考量与复杂语境。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逐渐衰败的书香世家。家族曾有仕宦背景，但在晚清社会剧烈动荡之下迅速没落。父亲缺乏谋生能力，家庭重担压垮了母亲的精神防线，最终选择自尽离世。少年瞿秋白不得不带着弟妹四处辗转求学，在贫寒与屈辱中体味人间疾苦。这段艰难的成长经历，既塑造了他文人特有的敏感与深思，也在内心悄然种下了反抗旧秩序的种子。他对封建礼教的虚伪深感厌恶，对底层民众的苦难抱有深切同情，这种情感后来成为推动他投身革命的思想动力。1920年，21岁的瞿秋白作为《晨报》特派记者启程前往苏俄。穿越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中，火车颠簸不止，而窗外展现的是一个正在重建中的新生国家——苏维埃政权下的土地上，工人和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话语权。这些见闻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在迷茫中找到了精神归宿：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理想，正是他苦苦追寻的答案。两年后，他在莫斯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一生交付给革命事业。归国后的瞿秋白迅速展现出卓越的理论素养与文字表达力。他擅长用平实生动的语言阐释深奥的政治理论，让普通群众也能理解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因而很快成为党内公认的宣传主将。自1925年起，他连续在党的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革命失败、党组织濒临瓦解的危急时刻，1927年8月，他主持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方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出路。那一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肩负起领导全党的重任。白天处理纷繁复杂的党务工作，夜晚伏案撰写文件与文章，常常彻夜不眠，每日仅休息三四个小时。他是那段黑暗岁月里支撑革命火种不灭的关键力量。可惜这样的高峰并未持续太久。1931年，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据主导地位，瞿秋白因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政策而被排除出党的领导核心，从权力中枢骤然跌入边缘境地。但他并未因此退缩或沉沦，而是转入文化战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与鲁迅并肩作战，共同扛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大旗。他化名“何苦”“犬耕”等，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杂文，批判反动势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把笔杆子变成战斗武器。那些年，他在狭小阴暗的亭子间里通宵写作，生活拮据，靠鲁迅等人接济度日。即便如此，他从未放弃信念，始终坚信文化斗争同样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夕，身患严重肺结核的瞿秋白本可随军转移，但他主动请求留在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中，他坚持推行普及教育，亲手编写识字课本，亲自授课，努力让根据地的孩子们获得基本的文化启蒙。1935年2月，在向闽西地区突围的过程中，瞿秋白不幸被国民党保安团俘获。起初敌人并未认出这位外表清瘦、举止儒雅的中年人身份，他自称是红军中的文书人员。但不久后，从其他被捕战士口中，敌方确认了其真实身份——中共前最高领导人之一。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亲自下令劝降。先是许以高官厚禄，承诺只要宣布脱离共产党，便可出任国民政府文化部长；遭到拒绝后，转而施以酷刑：鞭打、灌辣椒水，手段残忍至极。然而瞿秋白始终坚贞不屈，除了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外，再无一字妥协。囚禁期间，他拒绝接受任何所谓“优待”，在牢房内赋诗篆刻，保持精神独立。他还写下了长达两万余字的自述性文字《多余的话》，记录自己内心的挣扎与反思。1935年6月18日清晨，他换上整洁的蓝布衫，在押送下走向刑场。途中用俄语高声吟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抵达长汀罗汉岭的一片草坪时，他盘膝而坐，环顾四周，平静地说出一句：“此地甚好。”随即从容就义，生命定格在36岁。这样一位宁死不屈的革命烈士，理应被后人长久铭记。可建国之后，毛主席却传出“以后要少纪念他”的说法。虽然这一表态并无正式文献记载，但从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及档案资料中得以印证，确有其事。这句话背后的缘由，并非否定瞿秋白的历史功绩，而是出于对当时意识形态环境的审慎判断。关键因素之一，便是那篇引发广泛争议的《多余的话》。在这部临终遗作中，瞿秋白没有使用激昂口号，反而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他称自己为“脆弱的二元人物”，坦言绅士情结与文人习气难以根除，甚至认为自己走上领袖岗位是“历史的误会”。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否定，在强调英雄主义与集体意志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兀。建国初期亟需树立鼓舞人心的正面典型，如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那样充满斗志与希望的作品更符合宣传需求，而《多余的话》中流露的犹豫、孤独与精神困顿，则被认为可能削弱大众信心。更棘手的是，《多余的话》最初是由国民党刊物刊发的。他们将其包装成“瞿秋白悔过自新”的证据，大肆渲染所谓“共党高层动摇”的舆论攻势。尽管党内许多同志清楚这是敌人的歪曲利用，但普通民众难以辨别真伪，容易产生误解。新中国成立后，瞿秋白遗孀杨之华多次声明该文系敌人伪造，企图洗清污名。但丁玲等熟悉其文风的人士指出，文中所述经历、思想脉络完全真实，语言风格也与瞿秋白一贯写作一致，由此引发了关于是否应公开传播此文的长期争论。1950年，中央计划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恳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欣然写下：“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最终版本中，文集仅收录其文学评论与译著，政治理论文章被删减，《多余的话》更是被排除在外，连题词也被暂时搁置，直至1985年才正式公开发表。这一处理方式，折射出当时决策层的深层顾虑。新生政权面临巩固思想统一的紧迫任务，全社会推崇的是王崇伦、赵梦桃这类坚韧顽强、无私奉献的劳动模范，强调“钢铁般的革命意志”。而瞿秋白身上那种知识分子式的 introspection（内省），那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复杂情绪，与当时倡导的纯粹斗争精神存在一定张力。有人评价道：革命需要冲锋陷阵的战士，而瞿秋白更像是站在战场边缘执笔记载、冷静思考的观察者。尽管他最终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其人格气质中的矛盾性与多面性，使其难以被简单纳入单一化的英雄叙事框架之中。不过必须强调，毛主席对瞿秋白的整体评价始终是高度肯定的。早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央就已明确指出：瞿秋白是党内享有威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牺牲后应当永远纪念。毛主席本人也曾多次表达惋惜之情，称其牺牲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并与冯雪峰谈及：“若瞿秋白尚在，今日领导边区文化运动，必能大放异彩。”但进入建国后期，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国际共运陷入思想混乱。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毛主席明确提出：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于斯大林如此，对于瞿秋白亦然。他的主要贡献——主持八七会议挽救革命危局、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属于不可磨灭的历史主流；而《多余的话》带来的争议及其个别时期的认识局限，则属次要方面。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避免别有用心者借题发挥，利用其复杂经历制造思想分歧，采取“少纪念”的策略，实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选择。当时公众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历史背景又极为错综复杂，很难在短时间内讲清一个人物完整的心路历程。若大规模宣传瞿秋白，极有可能出现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将其神化为毫无瑕疵的完人，另一种则是抓住《多余的话》中的低沉情绪，质疑其革命坚定性。毛主席的决策，本质上是一种保护性的政治智慧——既是为了避免烈士形象被误读或攻击，也是为了防止社会思想出现不必要的波动。正如1950年《瞿秋白文集》只选录文学类作品的做法一样，这是一种先立其功、暂避其议的稳妥安排。目的是让人们首先记住他对革命的贡献，而不是纠缠于那些易被曲解的心理细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