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毛主席给一老人鞠躬祝寿，6年后老人逝世，主席：葬入八宝山

1954年5月12日的北京，天空低垂，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口却格外庄重。担架车缓缓驶入，人群窃窃私语：“一位没有军衔的老太太，怎能破格安葬这里？”礼兵的脚步声给出答案——她叫夏娘娘，党内许多人私下称她为“革命的母亲”。

六年前，还是解放战争最激烈的阶段。1948年秋，河北平山县一个普通农家院落里，毛泽东在简陋的寿堂前微微俯身，对一位白发老妇深深鞠躬。那一幕，许多年轻警卫终生难忘。毛泽东开口的第一句话只有八个字：“祝娘娘高寿八十。”老人连忙要起身，朱德、刘少奇也抢上前，笑声里却透着敬意。周恩来随后对身旁同志悄声说：“她护过我们许多次命，这一躬，理所当然。”

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夏娘娘原名黄友梅，1888年生于常州一个没落士族。丈夫早逝，婆家嫌她无子，把她和女儿夏之栩赶出家门。靠帮人浆洗缝补、典当首饰，她勉力维持生计。为了给女儿凑学费，她走街串巷一针一线地攒铜板，终于在1918年让女儿考进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想不到，这一串铜板，后来竟敲开了母女二人的革命之门。

女子师范里，刘子通、陈潭秋常以教书作掩护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夏之栩受其感召，1921年秘密参加革命，两年后正式入党。周末的狭窄租屋成了地下机关，母亲夏娘娘看着出出进进的青年，心里没问“危险”二字，只问“孩子们饿不饿”。久而久之，当地同志索性把机关转到她家。五十多岁的夏娘娘在门口蹲条小板凳，佯装纳鞋底，一双眼却盯着巷口风吹草动。

1926年，组织调夏之栩和赵世炎夫妇去上海。母女重逢没两年，白色恐怖骤起。1927年6月的一夜大雨，赵世炎打着黑伞快步回家。窗边的夏娘娘忽然故意打翻花盆，碎陶声在雨里闷闷地炸开，这是约定好的暗号：赶紧离开！可雨幕太厚，信号被淹没，赵世炎还是推门入内，当场被捕。押赴刑场前，他用目光示意妻子：“赶紧通知党中央代表。”夏娘娘冒雨冲进弄堂，护着外孙，脚边溅起泥水。半个月后，赵世炎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痛还未消停，更大考验接踵而至。1928、1929年，夏娘娘两度被捕。敌人轮番刑讯，她就一句：“我是家庭妇女，外头的事不晓得。”看守嘲讽她耳背，她竟装哑巴。审讯桌前死寂良久，敌人只能无奈放人。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周恩来住所随时可能暴露。周恩来外出未归，邓颖超急调文件，让母亲和夏娘娘假装聋哑婆婆留守。敌人闯进屋里，问东问西，她俩一个“啊？”，一个“呀？”，斜躺杖头佯装听不见。门口探照灯划过，敌军终于悻悻离去，周恩来回到家时只说了一句：“两位老太太，立了大功。”

1934年，又一次危急。夏娘娘胸口藏着信函和烈士照片被捕，在巡捕房里，她要了一杯水，趁看守转身，撕碎密件，一口口吞下。纸屑划过食道，她忍得满眼泪花，终落下顽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周恩来多次交涉，夏娘娘和难友获释。此时她已近七十，意志仍如青藤，一点不肯松垂。

抗战胜利后，延安窑洞里，没有谁忘记这位老人。中央首长把她接到延安休养，她却看不惯自己“无事可做”，常跑去给警卫缝钮扣。1948年，党中央机关转入平山农村，毛泽东亲自批准：为夏娘娘祝寿。寿堂里挂着斗大的题词“祝娘娘高寿八十”，墨迹厚重，线条舒缓，行笔间像一条曲折而坚定的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夏娘娘被安排在北京安居。日子似乎安稳，可她仍旧天天守着放大镜读报。“国家大了，事情多，更要紧跟。”护士提醒她休息，她摆手：“不读报，我心里不踏实。”1954年春，周恩来赴日内瓦前派人探视。女同志柔声说：“娘娘，周总理已经出发。”夏娘娘笑得像个孩子：“有他，我放心。”

病榻旁的最后清醒，她把女儿、外孙叫到床边：“我把命交给共产党，值了；你们别为我掉泪，好好干。”声音微弱，却透着百炼钢。5月12日凌晨，心电图划出平直的线——她走了，享年六十六载又零？不，是六十六载的风雨、一辈子的坚持。

毛泽东收到噩耗后指示：追认夏娘娘为中共正式党员，骨灰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兵行礼时，石阶静得连风声都听得见。整理遗物时，家人在《共产党宣言》夹页里发现一张发黄的卡片——周恩来当年为她八十大寿题的“党的光荣”。字迹沉着，保存如新，仿佛老人从未离去。

母亲、看门人、地下交通员、掩护者……身份不断更替，可她始终是一块稳固的基石。无论在武汉的小巷、上海的弄堂，还是在平山的土屋，这块基石总让周围的同志心里踏实。列车隆隆驶过八宝山脚下，草木掀起微波。有人轻声念起她的名字，更多的人记住了一条朴素道理：革命从来不是某个伟人单打独斗，也来自柴火堆旁的一碗热粥、门口小板凳上的一声提醒和暗夜里那盆被故意打碎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