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秀莲，是豫南乡下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
三十岁那年，我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离婚证，从那个像烂泥坑一样的家里逃了出来。
身后是前夫骂骂咧咧的嘶吼，还有公婆指桑骂槐的唾沫星子。
前夫是个庄稼汉，身板壮实，手脚也勤快，就是心眼歹毒，酒瓶子一沾嘴，就成了疯狗。
他嫌我生不出儿子，嫌我做饭手脚慢，嫌我穿得土里土气，巴掌拳头落在身上，就像雨点似的。
那些年，我胳膊上的淤青叠着淤青，后背上的伤痕消了又起，大夏天都得捂着长袖褂子，怕村里人看见笑话。
公婆从来都是装聋作哑，有时候还在一旁帮腔，说什么“女人是蒲草，不打不成材”。
我忍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那天，他赌输了钱，红着眼回家，抓起板凳就往我身上砸。
我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那一刻，我心里的那点念想，彻底碎了。
我爬起来，摸黑跑到乡里的司法所，死活要离婚。
前夫嫌丢人，骂骂咧咧地签了字，我净身出户，只带走了一身换洗衣裳。
回了娘家，哥嫂的脸拉得老长。嫂子指桑骂槐，说我是“丧门星”，说我丢尽了娘家的脸。
我在柴房里住了三天，啃着玉米面窝头，喝着凉水，饿得头晕眼花。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村里的王婶来看我，叹了口气说：“秀莲啊，县城里有个老行长，姓周，刚退休。
早年离婚了，一岁儿子被前妻带走，如今一个人住着大院子，想找个保姆伺候起居，我帮你问问？”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点头，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
隔天，我跟着王婶进了城。县城的路宽得很，楼房高得吓人，我穿着粗布褂子，踩着一双露脚趾的布鞋，手心里全是汗。
周行长的家在老家属院，一栋带院子的平房，红砖墙，灰瓦顶，院子里种着月季和石榴树。
院里收拾得很干净，就是太冷清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周行长叫周明远，六十岁的年纪，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斯斯文文的，看着就不像个凶人。
他打量了我一番，声音温和：“姑娘，你叫啥？会做饭不？会收拾屋子不？”
我红着脸点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哼：“俺叫秀莲，庄稼地里的活都会干，家务更是没啥说的，俺能吃苦。”
周行长笑了，眉眼弯弯的：“行，那你就留下吧，工钱一月给你二十块，管吃管住，咋样？”
二十块！我当时差点没站稳，在乡下，一年到头也攒不下这么多钱。我连忙点头，千恩万谢。
就这样，我成了周明远的保姆。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扫院子，擦桌子，把屋里屋外收拾得一尘不染。
周明远的胃不好，吃不得油腻，我就照着老家的偏方，给他熬小米粥，蒸红薯，做清淡的小菜。
他的腿有风湿，天一冷就疼得钻心，我就用热水给他泡脚，用手给他揉腿，揉得胳膊发酸，也不敢歇。
周明远话不多，却心细得很。
我干活累了，他会让我歇会儿，给我递一杯热茶。
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吓得魂都飞了，他却摆摆手，说“没事，没烫着就好”。
我夜里咳嗽，他第二天就去药店买了止咳药，还嘱咐我煮姜汤喝。
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这么疼过我。
前夫只会打我骂我，公婆只会嫌我碍眼，哥嫂只会把我当累赘，只有周明远，把我当个人看。
我在他家住了半年，从没见过他的儿女。
有时候，周明远会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石榴树发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看着孤零零的。
我问他：“周叔，你想儿女了？咋不叫他们回来看看？”
周明远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落寞：“他们有自己的日子过，记恨我当年和他们娘离婚，他们还小，不记事。”
我心里发酸，不敢再多问。
日子一天天过，我和周明远的关系，也渐渐变了味。
他会给我买新衣裳，说我总穿粗布褂子，太素净。
我回村里看爹娘，他会让我带上点心和补品，说别让哥嫂看不起我。
我生病发烧，他守在我床边，一夜没合眼，给我端水喂药。
他看我的眼神，温和又带着暖意，不像前夫那样凶神恶煞，也不像村里男人那样粗鄙。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给他揉完腿，正准备回房，他突然拉住我的手。
他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他看着我，眼神认真得吓人：
“秀莲，我知道我年纪大，配不上你，可我想跟你搭伙过日子。
往后，我护着你，不让你再受委屈，你愿意不？”
我愣住了，眼泪唰地就掉了下来。长这么大，从来没人对我说过“护着你”三个字。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点了点头，哽咽着说：“俺愿意。”
我们没有办婚礼，只是去民政局领了证。
周明远的女儿听说了，打来电话骂他老糊涂，说我是图他的钱，图他的房子，然后就再也没了音讯。
周围人也议论纷纷，说我是攀高枝，想当城里太太。
可只有我知道，周明远给我的，从来不是什么荣华富贵，而是一份踏实的安稳，一份被人疼惜的温暖。
婚后的日子，平淡又幸福。
我们一起在院子里种花，他教我认字读书，我给他讲村里的新鲜事，讲谁家的猪下了崽，讲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他的身体不算硬朗，我寸步不离地照顾他，给他量血压，陪他散步，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
有时候，周明远会看着我，笑着说：“秀莲，有你在，真好。”
我也笑着说：“有你在，俺也真好。”
三十年的时光，就像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一茬又一茬。
我从一个三十岁的农村妇女，变成了六十岁的老太太，头发白了，腰也弯了。
周明远也从六十岁的老行长，变成了九十岁的老翁，走路颤颤巍巍，说话也不利索了，却还是会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
这三十年里，他的儿女一次都没来过。
偶尔有电话打来，也只是质问他有没有把钱给我，从来没问过他身体好不好，吃得饱不饱。
周明远总是淡淡一笑，挂了电话，握着我的手说：“秀莲，有你在，我就够了。”
我60岁那年，周明远90岁的寿辰刚过，就安详地走了。
走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眼神清亮，说：“秀莲，谢谢你陪我这三十年。我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你了，往后的日子，好好过。”
我哭得肝肠寸断，守着他的灵堂，给他守孝。
灵堂里的白烛，一夜没灭，照着他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笑得温和。
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刮着冷风，来了不少周明远的老同事，还有家属院的邻居。
我穿着孝服，跪在灵前，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挖走了一块。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院门口，一个穿着西装、头发花白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看着灵堂上的黑白照片，眼圈泛红，然后径直走到我面前。
我不认得他，但他和周明远年轻时的照片一模一样，应该是他儿子。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攥紧了衣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