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死后30年，三个儿子找到当年举报者李克才：请为我父亲平反

1982年初冬，寒风卷过沧州地委招待所的老槐树，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退休两年的李克才抬头，看见三位中年男子并排站在台阶下，神情复杂。其中一人轻轻开口：“李老，我们是刘青山的儿子，特来请您说明当年真相。”短短一句，把李克才拉回到三十年前那场轰动全国的案件。

时间旋回到1949年7月。华北平原硝烟未散，天津专区机关一片忙碌。时年31岁的刘青山刚接任地委书记，身边的张子善则兼任专员。两人均出身抗战一线，枪林弹雨里立下功劳，干部们私下叫他们“战功兄弟”。同月26日，参加淮北游击战起家的李克才被任命为副专员，职务上是下属，年龄只比刘青山小两岁。彼此见面，握手时还相互称兄道弟。

建国翌年，三反运动在天津拉开，刘张二人却把注意力放在“搞生产”上。他们一次性批条子动用270亿旧币，成立九家工厂、一家招待所，大小事务直接越过财政。干部会议上，刘青山半开玩笑地说：“挣来的钱大家都能花，别只盯着老百姓那点苞米面。”会场一阵干笑，李克才心里却咯噔一下。

1951年春，天津行署收到群众匿名信，列出刘、张截留物资、霸占车辆、私设“小金库”的项目清单。李克才核对后大吃一惊，内容与自己暗中掌握的数字惊人吻合。他在日记里写道：“若不揭，愧对党；若揭，揍碎兄弟情。”犹豫一个月，终于把调查报告送往华北局。材料密封寄出那晚，李克才在办公桌前坐到凌晨，烟灰堆满搪瓷缸。

中央批示迅速。1951年12月22日，保定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当场宣布拘捕刘青山、张子善。消息传到天津，机关干部炸开了锅，“功臣也能抓？”的疑问在人群中翻滚。毛泽东得知案情后，当即指出：“要他们两个人，还是要六亿人民？”一句话定下基调，法庭随即启动。

1952年2月9日晚，保定军区看守所安排最后一次会见。审判长出于人道送来四菜一汤。张子善举箸未尝，泪水扑簌而下；刘青山低声对看守说：“辛苦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大教场枪声响起。公审结束时，保定城外的积雪还未融化，群众却自发高喊“人民政府万岁”。新闻传遍全国，“第一大案”随即写进廉政教育教材。

刘青山去世时，长子刘铁骑6岁，次子刘铁甲3岁，幼子刘铁兵尚在襁褓。河北省委很快批准抚恤：两名长子寄养公家，每月津贴十五元；幼子由母亲范勇自行抚育。生活算不上富足，却也不致颠沛。二十年后，刘铁骑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留校科研；刘铁甲成了华北油田维修班长；刘铁兵在曲阳煤矿改户口，后调安国县乡企科，一直谨慎行事。

转机发生在1981年。根据案情拍摄的电影《中国第一大案》上映，全国重提刘张事件。银幕上父亲的形象在刘家三兄弟眼里显得格外刺眼，他们不认同片中“贪婪无度”的定性。议论几次后，兄弟仨决定拜访唯一健在的关键人物——李克才。于是一年后出现了开篇那一幕。

面对刘家子弟的质疑，李克才沉默良久，起身翻开尘封的文件袋，里面是当年全部证据，连同中央批复原件。“你们要看，就全拿走复印。”他说。刘铁甲翻到清单上“港币五万，私购凯迪拉克”一栏，手指微微颤抖。三兄弟取走材料，用了半个多月逐项核对，最终放弃上诉。刘铁兵对二哥叹气：“事实铁板一样，咱们认了吧。”至此，再无人提“平反”二字。

之后的岁月，李克才于1990年8月正式退休。组织送别时，他只说一句：“我做的事不光彩，但问心无愧。”刘家三兄弟并未出席。直到2001年清明，刘铁骑托人送来一束黄菊，道卡上写着：“谨谢当年据实秉公之人。”

历史学者后来统计，刘张案判决时，刘青山33岁，张子善38岁，均属共和国成立后被依法处决的最高级别干部之一。案件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细则出台，加速了中央对“三反”试点的普及。学界普遍认为，如果没有1952年的强硬执法，地方财政制度的规范将至少推迟五年。

石家大院如今成为天津倡廉教育基地，七个展室从“投身革命”到“走向深渊”，依序陈列证物。每年冬天都有大中学生前来参观，门口竖着一行字——“功高不赦罪，初心最可贵”。负责讲解的退休老干部偶尔补充一句：“那份检举书，字迹已经泛黄，但分量不曾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