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唯一没被骂过的皇帝，去世时汴京城哭了3天，辽帝都为他穿孝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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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理学家邵雍晚年在洛阳闲居时，曾写过一句直白得像家常话的诗：“生民不识兵戈事，四十余年见太平。”

这句诗里的太平，不是文人笔下的粉饰，而是宋仁宗赵祯统治42年里，普通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关中的农夫能安心种满两季麦子，汴京的小商贩卖货不用怕官兵寻衅，连蜀地的蚕农都敢把丝帛运到东京卖个好价钱。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里，皇帝的标签往往是威权征伐，但能让仁字成为自己的谥号（注：宋仁宗的庙号是仁，古代帝王庙号用仁者，赵祯是第一个），能让死后百年还有百姓自发立祠祭祀，千年后提起仁宗盛治仍有人唏嘘的，只有他。

为什么宋仁宗到底有多仁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来聊聊～

庙号里的天花板：仁字有多金贵？

古代皇帝死后，子孙要给个庙号，相当于用最简洁的字，概括他一辈子的功过。比如开国的叫太祖（如宋太祖），打天下的叫太宗（如唐太宗），守成有作为的叫世宗，但仁不一样，它不是功绩标签，是道德图腾。

按照《逸周书・谥法解》（这是古代给谥号、庙号的字典），仁的定义是：“亲亲尊尊，安仁立人”，既要爱自己的亲人，也要尊重天下人；既要自己行仁道，还要让别人能活成人样。但问题是：历朝历代，有几个皇帝能做到？

宋朝之前，没有一个皇帝的庙号带仁。汉惠帝够仁厚吧？庙号是孝惠；汉文帝够贤明吧？庙号是太宗；就连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庙号也只是太宗。

不是他们不好，是仁的标准太高，高到要击穿君主权威的外壳，把人的位置放到最前面。

直到宋仁宗赵祯去世，大臣们咬着笔杆子商量了半年，终于把仁字刻在了他的庙号里。这一写，就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仁宗，不是凑数，是真的配得上。

宋仁宗的仁

宋仁宗的仁，从来不是喊口号，是对人的尊重，渗透到了权力的每一个缝隙。

比如包拯喷他一脸唾沫星子的事，《宋史・包拯传》里写得明明白白：包拯当监察御史时，弹劾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庸碌无能，却占着三司使（财政部长）的要职。

朝堂上，包拯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仁宗脸上。换做别的皇帝，早拍桌子喊拖出去了，可仁宗呢？他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听包拯把话说完，最后还真的撤了张尧佐的职位。

后来包拯变本加厉，又弹劾张尧佐兼领四职（同时当四个官），仁宗有点不耐烦：“张尧佐是外戚，我用他怎么了？”

包拯立刻反驳：“外戚当政是东汉亡国的根源！陛下要学汉桓帝吗？”旁边的谏官唐介也跟着帮腔，仁宗被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咬着牙把张尧佐的职位减到只剩一个虚衔。

他不是怕包拯，是怕徇私这两个字，砸了仁的招牌。

再比如忍渴的小事，《邵氏闻见录》里记着，有次仁宗散步，走几步就回头看随从，大臣们纳闷：“陛下找什么？”仁宗笑着说：“我渴了，想喝水，但看随从没带水壶，我一问，他们肯定要因为伺候不周受罚，所以忍了一路。”

这不是作秀，是他真的把下人当人看，宫里的宫女犯了错，他从不下令打板子。御膳房做的饭凉了，他笑着说再热一下就行。连太监递错了茶，他都摆手说没关系。

《宋史・后妃传》里提到，仁宗去世时，宫里的宫女太监哭声震宫掖，不是怕失了靠山，是真的舍不得这个不摆架子的皇帝。

还有对百姓的不折腾，《宋史・仁宗本纪》里记了无数次减赋，庆历八年，河北闹水灾，仁宗立刻下诏免河北税租之半。

皇祐二年，四川旱灾，他停了自己的御膳珍馐，换粗茶淡饭，还让大臣们日具灾伤事以闻（每天汇报灾情），甚至连修宫殿这种皇帝的刚需，他都要算笔账，想修座小宫殿，一算要花十万缗（相当于今天两千万），立刻摇头：“够百姓种几百顷地了，不修了。”

这些事没有一件轰轰烈烈，甚至有些婆婆妈妈，但恰恰是这种不把权力当特权的克制，让宋仁宗的仁成了实锤。

《宋史・仁宗本纪》结尾的赞语，用了八个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什么叫出于天性？就是不用学，不用装，把尊重人当成了自己的皇帝本分。

这就是正史里的宋仁宗，他不是神，是人；不是完美的皇帝，是把仁做到极致的人；不是开疆拓土的英雄，是让百姓活过好日子的守夜人。

完美的背后：不是没缺点，是懂克制

如果说前面的忍是对小事的克制，那宋仁宗的了不起，更在于他连人性里的大欲望都能稳稳按住。

他不是没有喜欢的人，不是没有想享乐的心思，甚至不是没有想任性一把的冲动，但他总能在我想和我该之间，选那个不轻松的选项。

仁宗有个小爱好：吹笛子。《邵氏闻见录》卷八记了件趣事，仁宗跟宰相韩琦闲聊，突然说：“朕有个秘密，卿等不知道，朕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韩琦笑着问：“那陛下怎么不常吹给我们听？”仁宗立刻收起笑容：“要是让外人知道朕天天玩这个，肯定会说朕玩物丧志。我是皇帝，我的喜欢不是个人的事，要是我天天吹笛子，下面的大臣说不定跟着学，谁还用心办差？”

后来，韩琦劝他偶尔娱乐一下无妨，可仁宗摇了摇头：“算了，万一带坏了风气，就不好了”。

从那以后，他把笛子藏在寝殿的柜子里，连张美人都找不到，他克制的不是对音乐的喜欢，是不能因为自己的爱好，乱了朝堂的分寸。

连政治上的犹豫，他都克制得让人安心。庆历三年，范仲淹上《十事疏》，要“改革吏治、均定赋税、整顿军备”，仁宗眼睛一亮，他也想让国家更强大啊！立刻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全力支持庆历新政。

可改革才推了一年，就触了众怒。权贵们说范仲淹结党营私，老臣们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有太监在他耳边嚼舌根：“范仲淹要谋反！”

仁宗动摇了，他不是没怀疑过范仲淹，不是没生气过这些大臣怎么这么麻烦，但他没像汉武帝那样灭党，也没像明太祖那样杀头，而是温和地收了手：庆历五年，范仲淹被调去杭州当知州，新政不了了之。

《宋史・范仲淹传》里说，仁宗还特意赐范仲淹手诏，慰勉有加，赏了他一堆金银，他克制的不是对改革的渴望，是不能因为改革，乱了朝堂的人心。

有人说仁宗软弱，可这软弱里藏着最清醒的帝王智慧，他知道，皇帝的欲望从来不是个人的事。

他不是没有缺点，而是把皇帝的责任，放在了个人的欲望前面。

就像《续资治通鉴长编》里，他跟大臣说的那句话：“朕虽为天子，也不过是治天下的人，不是管天下的人，这天下的事，要跟你们商量着来。”

老达子说

《宋史・仁宗本纪》的最后，史官写了八个字：“为人君，止于仁”。

这止，不是停止，是守住：守住权力的边界，守住对人的尊重，守住皇帝二字最本真的意义——不是统治，是守护。

所谓最完美的皇帝，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