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3年的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混沌与奋进中。街头巷尾的喇叭里天天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国营商店的柜台摆得整整齐齐，到处贴着“凭粮票供应”的告示；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多只有三四十块钱，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还是家家户户追捧的“三大件”；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甚至连固定电话都寥寥无几，消息传播全靠口口相传，一张通缉令贴出来，用不了半天，就能传遍整个街巷，而那一年，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四个字，就是“二王流窜”。
王宗坊、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铁西区的亲兄弟，用七个多月的时间，横跨辽宁、北京、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七个省份，制造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血案，打死10人、打伤11人，抢走多支五四式手枪和数百发子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全国范围通缉的连环持枪杀人案凶手。
那会儿，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童，只要一提起“二王”，没有不浑身发怵的。各地的传言更是五花八门，越传越邪乎，有的添油加醋，有的凭空杜撰，混在半真半假的案情里，让这对亡命之徒蒙上了一层诡异又狰狞的面纱。
在东北的街头，传言最盛的是二王的“特殊身份”。有人说他们是沈阳军区特种兵，还是兵工厂的试枪员，百发百中，能在百米之外精准击中一只飞鸟；还有人说他们身手不凡，练过轻功，晚上能踩着房檐穿梭，翻墙头跟走平地一样，警方根本抓不住他们。
更有甚者，说他们是因为不满部队的纪律处分，杀了部队领导才叛逃的，手里不仅有手枪，还有手榴弹和半自动步枪，专门针对民警和公职人员下手，对穷苦老百姓却手下留情，甚至会把抢来的钱分给乞讨的乞丐，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侠盗”。
传到江南一带，传言又变了味道。有人说二王会易容，能随便改变模样，一会儿扮成农民工，一会儿扮成国营干部，走到哪儿都没人能认出来；还有传言说他们背后有庞大的后台，到处都有同伙接应，给他们送粮票、送弹药、送藏身之处，所以才能在全国警方的布网搜捕中，一次次侥幸逃脱。
更离谱的是，有农户传言，二王刀枪不入，子弹打在他们身上只会弹开，警方最后是用火箭炮轰了大半天，才把这两个“恶魔”打死的。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笼罩在这种恐怖的氛围里。国营厂的工人下班，都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天黑之后绝不单独出门；农村的农户，天一黑就赶紧关上木门，插上门栓，连院子里的鸡鸭都赶进屋里，生怕二王闯进来抢劫杀人；学校的老师，会在课堂上反复叮嘱学生，遇到陌生人问路，千万别多说话，看到戴草帽、戴墨镜、说话东北口音的人，赶紧跑着回家报案。一些半大的孩子，又怕又忍不住好奇，天天凑在国营商店的门口，围着那些看过通缉令的大人打听消息，每听到一句关于二王的传闻，都能吓得夜里睡不着觉，连关灯都不敢。
褪去这些荒诞传言所形成的迷雾，真实的二王，其实并不是什么“特种兵”、“刀枪不入的高手”，他们只是两个被贪欲和残暴冲昏头脑的普通工人子弟。
哥哥王宗坊，生于1957年，从小就劣迹斑斑，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十几岁就多次因盗窃被收容审查，1979年更是因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82年刑满释放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整天琢磨着怎么不劳而获。
弟弟王宗玮，生于1960年，比哥哥小三岁，性格格外内向，不爱说话，平日里看起来老实本分，甚至在部队服役期间，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可没人知道，这个看似老实的年轻人，内心其实很不安分，骨子里也是天生藏着恶念，1976年参军后，他偷偷藏匿了百余发子弹，复员后又想方设法弄来了一把五四式手枪，悄悄藏在家里，这些都成了他们日后作案的凶器。
他们的父母，也并非传言中被他们痛下杀手，反而在案发后充当了他们的“帮凶”。二王杀人逃回家后，痛哭流涕地向父母坦白罪行，按理说，为人父母本该劝他们投案自首，可这对老夫妇却被亲情冲昏了头脑，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给了他们300元现金，还有海外亲属的信件，帮他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叮嘱他们赶紧逃离沈阳，找个地方隐姓埋名躲起来。正是这份荒唐的包庇，让二王顺利逃出了警方的第一道包围圈，开启了他们长达七个多月的血腥流窜之路。
1983年2月12号，农历大年三十，除夕。
这一天，全中国的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团圆的喜悦中，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沈阳空军463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家属，也大多聚集在礼堂里看春节联欢会，整个医院的住院区和小卖部一带，显得格外安静。
就是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二王盯上了这家医院的小卖部——他们知道，除夕这天，小卖部里会存放不少现金和年货，而且看管松懈，是下手的绝佳时机。
当晚八点多，王宗坊带着王宗玮，偷偷溜进463医院的院区，王宗坊负责撬门入室盗窃，王宗玮手里攥着枪，在小卖部门口放风。
王宗坊的撬门技术很熟练，没过几分钟，就撬开了小卖部的木门，钻进屋里疯狂翻找，偷走现金1000余元、香烟十几条，还有几袋味精、白糖等年货——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白糖和味精，比现金还要抢手。
可他们没想到，就在王宗坊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刚好路过小卖部，发现了门上的撬痕和屋里的动静。吴永春心里一惊，立刻意识到有小偷作案，他没有贸然上前，而是悄悄转身，飞快地跑到礼堂，找到了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又找来司机毕继兵，三个人一同折返小卖部，当场将正要逃窜的二王抓了个正着。
周化民为人正直，平日里最痛恨这种偷鸡摸狗的恶行，他当即决定，把兄弟二人分别带到两间外科诊室盘查，查清他们的身份和作案同伙。
眼看行迹败露，被绑在外科诊室的王宗玮悄悄挣脱绳索，摸出藏在身上的五四式手枪。当医生孙维金靠近时，王宗玮突然开枪，将孙维金当场打死。
随后，王宗玮冲出诊室，闯入隔壁房间，接连打死周化民、刘福山、毕继兵三人，又将枪口对准吴永春，幸而吴永春急中生智，挟持王宗坊作为人质，才侥幸躲过一劫。
混乱中，兄弟二人趁机逃脱，慌乱间王宗玮遗落了自己的工厂通行证——这张印着姓名、单位和照片的证件，成为警方锁定二人身份的第一个关键线索。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医院内已是血流成河，原本喜庆的除夕之夜，成了血染的悲剧发生地。
案发后一小时，沈阳警方迅速封锁了全市所有交通要道、车站和码头，抽调180多名刑警与60多名熟悉王宗玮的工厂职工，组成搜捕队伍展开全城排查。
但此时的“二王”早已混在人群中，于案发后不久出现在沈阳文官屯火车站，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从此踏上了长达七个多月的亡命之路。
1983年2月13日，大年初一的北京火车站，家家户户都在举杯团圆，背负四条人命的二王手持车票，登上了开往广州的47次客运列车。
当时的绿皮火车拥挤不堪，车厢里挤满了探亲访友、出差办事的旅客，人们背着布包、提着网兜，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与对目的地的期盼，没人留意这对神色阴沉的东北兄弟，更不会想到他们是身负四条人命的亡命之徒。
列车一路南下，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于2月15日晚9时许进入湖南衡阳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