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晚年，除了最喜欢所有的红色外，更加喜欢游泳过后抽支烟

1974年12月的一个傍晚，北京西郊小院的灯光刚亮，一名勤务员抱着几块崭新的淡红色窗帘进门。窗帘挂好，屋里顿时透出温暖的绯光，年逾八旬的毛泽东注视良久，轻声说了一句：“红色，看着就踏实。”他并不常为陈设操心，可只要是红色，他几乎从不拒绝。地毯、靠垫、毛巾乃至那条人们津津乐道的红色泳裤，都印证了这种偏爱。有人揣测是浪漫的怀旧，有人说是革命年代的印记，答案未必重要，重要的是那份执念陪伴他到最后。

红色之外，水与烟是另一对“老朋友”。游完泳后叼上一支烟，这似乎是他给自己保留下来的仪式感。1956年5月31日横渡长江，他刚上岸就找卫士要烟，衣襟尚滴水，烟雾却已袅袅。彼时他63岁，武汉市民趴在江滩欢呼，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主席在水里待了近一小时，心跳平稳得惊人。那天晚上，他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手里的烟头一直到纸页落笔才被捻灭。

毛泽东学会游泳远比人们想象得早。1899年夏天，韶山冲的小塘边，六岁的他第一次纵身入水；1916年，他带同学在湘江遭遇漩涡，险些被卷走，却也因此立下“水击三千里”的豪言。新中国成立后，北戴河、青岛、珠江、钱塘江都留下他的身影，共计42次横渡长江的数字更像是一部流动的年表，把执政岁月与江河浪涛串在一起。1974年回湖南，他仍坚持要下湘江。警卫用温度计量出水温仅八度，众人苦劝，他只是笑：“八度又怎样？年轻时冬水照游。”终因身体状况改去室内池，但下水之后依旧边划水边指点说笑，旁人看得心惊，又不得不佩服。

游完烟一支，这份嗜好让身边的医护人员犯难。“过滤嘴能减害”成为他们的救场办法。1972年，外交部托驻日内瓦代表团买回24只瑞士过滤烟嘴，折合人民币九十余元。财政司来函要求自费报销，否则必须退货。毛泽东得知后哈哈大笑：“私人东西当然私人付钱，这是规矩。”随即让人把款项送去，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不少。后来，他几乎每次抽烟都加上那个烟嘴，虽然烟量没见少，心理上的慰藉倒是显而易见。

关于钱，毛泽东家里有一摞如今被定为一级文物的账本，自1950年一直记到1977年初，总计二十一册。工资、稿费、生活费、资助亲友、房租水电、买茶买烟，条理分明。主席月薪404.8元，江青243元，日常支出却不低：家中常住十来口人，每人每月生活费30元；他本人每月茶叶两斤，香烟三条；偶尔还得支付外出开会的杂项开销。正因为账目透明，连给子女买书的钱都列在内，免得以后难以交代。

晚年的毛泽东并未因为健康问题放弃水的乐趣。1975年春，工作人员在中南海里建了一座恒温小池，他按时下水，绕行二三十圈，岸边备好浴巾、红色拖鞋以及那包“熊猫”。一次上岸，他半开玩笑对警卫说：“水里轻松得很，人一老就怕走路，不怕游。”说罢拿过烟点着，转身看向窗外初绽的碧桃，目光悠远。那一刻没人敢打扰，仿佛池水、烟雾与桃红把他包裹成一幅独特的画面。

如果说红色象征情感归宿，游泳意味着挑战自我，那么抽烟更像是思考与松弛的纽带。很多诗词就在烟雾里悄然成形。《浪淘沙·北戴河》写于1954年台风过后的海边；《水调歌头·游泳》诞生在1956年三渡长江之后；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差点被他自己扔进纸篓，幸好被卫士捡回。每次挥毫，他习惯先放下水里带出的那顶白布帽，再把烟灰轻轻弹到茶托里，然后提笔落字。看似随意，其实步骤分毫不差。

关于戒烟的劝说从未间断。医生提醒他呼吸系统已不堪负荷，警卫也以身作则不在屋里吸烟。他听进去了，却依旧我行我素。1976年初，他把烟量减到一天两包，算是给自己留下最后的让步。那年4月初，他最后一次到游泳池，划了十来分钟便停下，微微喘息，却仍抬手要烟。卫士递过去火柴，他深吸一口，半晌才吐出一缕青雾。没人再多言，只听见池水轻拍岸壁的声响。

回看资料，红色物件被完好保存，游泳记录一一在册，而那一长列“香烟—三条”是几乎没有间断的流水项。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能看到一个既豪情万丈又生活细节满满的毛泽东：喜欢红、迷恋水、信手写诗，也离不开一支泳后烟。历史就留在纸上和账本里，数字、诗篇、浪花、烟丝共同拼出那段丰富的岁月，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