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项与年罹患脑梗，毛主席听闻消息后特批：可以接来北京治疗

1973年1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医院值班室的红色电话骤然响起，医务局干部接过话筒，只听里头简短一句：“项与年同志病情危急，中央批准，立即接来京城。”言罢，电话挂断，空气里只剩略带电流声的嗡鸣。许多人对这个名字已略显陌生，可在毛主席心里，他分量极重——二十年前，主席就曾当众称呼他“红军的大功臣”。

时间拨回到1956年10月。庆祝长征胜利二十周年的茶话会气氛热烈，毛主席端着茶碗，忽然偏过头问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那个送字典的人，现在哪儿？”曾希圣秒懂，答道：“此刻在辽宁，担任监察厅副厅长。”主席随即又叮嘱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工作、生活都要照顾好他。”短短几句，奠定了项与年此后在东北的优待。

那句“送字典的人”，其实暗藏一段惊心动魄的情报故事。1934年秋，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制定“铁桶计划”，准备动用150万人马将中央苏区一举围死。会议本属最高机密，偏偏被旁听的粤系将领莫雄全部记下。莫雄心急火燎，封锁森严，他能依赖的人只有一个——时任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外号“梁先生”的项与年。

项与年，福建连城人，1894年生。1925年入党后长期潜伏，化名多至四五个。接到莫雄传来的厚厚文件，他心里掂量：人多眼杂，硬闯必死。他索性买来四本袖珍《辞源》，把作战要点密密写在书页缝隙，再披件长衫扮私塾先生。第一次过关就差翻到字典，好在他抢先岔开话题，惊险逃脱。进南昌后，他觉得四本书太扎眼，与地下党彻夜抄写，把情报折成薄片缝进鞋底。越近瑞金，卡哨越密，他干脆把前排门牙敲掉，脸肿得认不出原貌，一路装乞丐要饭。饿了嚼把生米，渴了掬口溪水，七天七夜才潜入瑞金，将“铁桶计划”原件交到中央军委。

情报送达，中央迅速决策：主力突围，放弃苏区。后来长征路上，毛主席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搞情报的同志立了大功。”说的便是项与年。

长征结束后，项与年又被派往香港、上海继续隐蔽。1949年初回到北平时，他已满头花白。因为多年用假名，他与家人生死未卜。1930年代，项与年把儿子托付给在沪好友张雪澄，后来儿子改名“项南”，辗转参加新四军，父子竟互不相识。建国后，曾希圣奉命在安徽查找“姓梁的同志”，查来查去毫无结果。有意思的是，任务最终交给时任团省委书记的项南本人。直到曾希圣听他偶尔提到童年时常被“胡子叔叔”带去大世界玩耍，两人同时恍然——胡子叔叔正是曾希圣。谜底就此揭开：项与年、项南竟是阔别二十年的父子。

1953年，团代会在北京召开，项南刚迈进会场，就被通知去接站——迎接的正是项与年。月台上，两人对望片刻。项与年先开口：“德崇？”项南愣住，继而哽咽。这个跨越二十年的拥抱，没有旁观者能体会其中波折。

父子团圆后，项与年仍旧清贫。辽宁给他配了专车，他常把车借给机关用；工资在省委系统最高，他却每月拿四分之三上交党费。出差坐硬座，差旅费从不报销。有人劝他宽松点，他摆摆手：“老毛病，改不了。”

1960年代中期，他受到冲击，生活待遇却未被削减。毛主席批示：“此人可回原籍休养，生活维持原标准。”到了1973年9月，项与年突发脑梗，偏瘫在床。辽宁省委紧急请示中央，主席再次批示：“可接来北京治疗。”专机抵沈阳时，老红军已经不能言语，只能用力握住医护的手。

经过几个月精心救治，他情况稍见好转，却坚持返乡：“别给国家添麻烦。”1976年起，他行走愈发艰难。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家中静静逝去，享年八十四岁。

同年11月7日，沈阳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里挤满悼念者。任仲夷见项南扶灵而来，低声询问：“你和梁明德什么关系？”项南回答：“父子。”任仲夷怔了几秒，只说一句：“世上真有传奇。”步出礼堂，秋风正劲，空中落叶飘零，却挡不住人们对那个“送字典的人”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