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儿子曾写讽刺信给毛主席，55岁选择自缢，他经历了什么？

196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北京新华门值班室收到了署名“陈掖贤”的来信。执勤人员随手拆阅，却被信中一句话怔住——“母亲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如今却让饥饿在我身边爬行。”担当呈送的秘书皱起眉头：写信人既敢讽刺最高领导，又自称是烈士赵一曼的儿子，这事不得不慎重。

从这封信向外追溯，一条横贯半个世纪的命运链条逐渐浮出水面。链条的起点，是1905年10月在四川宜宾诞生的女孩李坤泰。她出身地主家庭，却偏偏信了“救国”的理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短暂栖身，接着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课堂上，她最爱讨论匈牙利工人的故事；同学中，湖南青年陈达邦总坐在她左侧的第三排。两人因为翻译俄文资料结识，随后步入婚姻。

1928年秋，怀着身孕的李坤泰得到“速返国内”的指令。海上颠簸，她几度呕吐，却一直捧着译稿改标点。年底抵沪，她顺势被调往宜昌、南昌做地下工作。1929年仲春，孩子降生，乳名宁儿。母子合影只拍过一次，因为相机底片来不及洗，她就卷着密电赶夜船。

1931年“九一八”后，党中央决定在东北点燃抗日之火。她取了个新名字——赵一曼。“枪在手中，马在脚下，肩头扛旗。”这句自励的话，后来成了战友口中的“红枪白马女政委”。赴东北前，她忍痛把宁儿托付给小姑陈琮英，再三嘱咐：“别告诉他母亲的事，一切等胜利。”

1935年11月，珠河密林炮火淹没了暮色。赵一曼中弹被俘，日军36次审讯都无果。刑具落下时，她咬着舌尖强忍，仍留下“白山黑水，记我一名共产党员”的只言片语。1936年8月2日，她在珠河县被杀害，年仅三十一。

五年后，1942年，陈达邦自法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找妻子。重庆街头，他不断追问老同学：“坤泰在哪里？”回答多半是摇头。最终，一名东北战区交通员递来一只破旧皮囊，里面夹着鹤顶红色的烈士证。陈达邦沉默良久，只说一句：“我欠她的，怕是还不上了。”

同样被欠下的，还有宁儿——此时已改叫陈掖贤。少年时期，他在伯父陈岳云重庆印刷厂帮忙，靠脚踏印刷机换取学费。一天，工人玩笑似的说：“小少爷，您可不是陈家种。”他愣住，追问姑姑，才知道自己是寄养。那夜的被角，被他拧得满是褶皱。

抗战胜利后，陈掖贤去南京见父亲，却看见父亲身边已围着新妻子和半大的孩子。他叫了一声“爸爸”，声音短促，随即退到门槛外。当时父亲三十八岁，正任教育部顾问，表情僵硬得像没调好的铅字。

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迎来新生陈掖贤。他成绩优异，却极少笑。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教授政治理论。本可申领烈属抚恤，他拒绝：“有母亲留名，足矣。”后来，他用钢针蘸香灰，在自己左臂刺下三个字——赵一曼。

1959年冬，他回四川宜宾探亲，恰逢粮食紧张。亲友排队换糠菜，他多日只啃一把红薯干。回京后，他写下那封十二页的“讽刺信”。信里不仅指责政策执行不当，还直言“如果母亲在世，绝不会允许农民饿腹”。语言尖刻，措辞大胆。毛泽东阅信后勾了批语：“查此人背景。”秘书回报：“系赵一曼之子。”事情搁置，没有下文。

然而，公开与最高领袖“顶杠”的代价不容小觑。陈掖贤被暂停授课，改去资料室抄录文件。这间地下室潮湿阴暗，他的咳嗽一日日加重。朋友劝慰，他苦笑：“我连母亲都没来得及喊一声，就算被人忘，也认了。”

1966年以后，风浪席卷高校。有人翻出那封信影印件，贴在公告栏，注明“有问题的人”。他被拉去批判数次，肺病也在寒夜折磨。1973年，组织考虑其身体，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工作清闲，却更容易让思绪乱成麻绳。

1982年3月22日，北京的春寒像锈钉一样扎人骨头。当天凌晨，宿舍管理员敲开陈掖贤的房门，迟迟无人应答。里面微弱的灯泡照着书桌，桌上摆的是那张母子旧照。木梁上，一根蓝色尼龙绳结成死扣。那年，他五十五岁。

善后人员清点遗物，发现左臂“赵一曼”三字已经模糊，针痕间混着岁月的裂痕。抽屉里压着褪色的抄录遗书：“孩子啊，倘若我牺牲了，你要记着，母亲是为中国而死……”每个字都像从未干透，稍一触碰，便化开大片云雾。

邻居议论：“好好的大学老师，怎么就……”有人反问：“你知道他背负的是什么吗？”话题就此打住。翌年秋，校方在一角资料柜贴上标签：“陈掖贤整理，东北抗联档案汇编。”除非专门翻找，几乎无人注意。

母亲的名字以烈士名义镌刻在黑龙江博物馆的大理石上，儿子的名字却安静地躲进档案背面。同是鲜红的家国记忆，一处耀眼，一处黯淡，命运并未给出更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