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堂妹为革命牺牲22年，坟墓破旧不堪，主席得知：现在先别修

1951年5月，北京中南海灯火渐暗，一阵轻细的脚步声沿着长廊传来。警卫员轻轻推门，陪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青年走进办公室。她叫陈国生，是烈士毛泽建当年收养的女儿。寒暄过后，她拿出准备已久的信件，低声请求：“三舅，母亲的坟在衡山荒草丛生，乡亲们想给她修整一下。”屋里瞬间安静，只听得墙上挂钟嘀嗒。毛主席抬眼望向窗外，沉思片刻，缓缓答道：“现在先别修，国家百废待兴，钱要先用到最紧要的地方。日后条件允许，再好好纪念她和所有烈士。”

短短一句“先别修”，隐藏着复杂的心绪，也牵出一条长达二十多年的血与火的记忆。回溯到1905年盛夏，韶山冲一户贫寒人家迎来一个女婴，她就是毛泽建，后来家乡人都叫她“菊妹子”。父亲毛尉生务农劳累过度，早早病故，母亲陈氏双目渐盲，靠挖野菜度日。穷苦岁月在女孩心里埋下倔强的种子，她五六岁时便能帮母亲背柴、挑水，瘦小身影在山路上来回穿梭。

1915年腊月，正读师范的毛泽东假期回乡，见小堂妹只有小名，随手写下三个大字“毛泽建”。女孩紧握那张纸，反复描摹，不肯合眼。这是她第一次体会到知识带来的光亮。可好景未及长久，1919年秋，慈祥的文七妹病逝，毛家骤然失去主心骨。十四岁的毛泽建被迫回东茅塘老屋，后来又被送进肖姓人家做童养媳。童养媳的日子是无尽的刷锅、洗衣和插秧，她常趁上山砍柴时远远眺望上屋场，心里默念：“三哥在哪里？”

盼望终于有了回应。1920年冬，毛泽东秘密返乡筹建农民运动，他找到执着的小妹，问她想不想去长沙读书。毛泽建擦干眼泪：“我跟你走，去念书，也去闹革命。”不久，她考入女子职业学校，白天听课，夜里在油灯下抄写宣传材料。刺绣课成绩全校第一，可她更在意的是《新青年》《劳动界》上的文章，常拉着同学讨论工人罢工为何屡遭镇压。

1923年春，长沙街头张贴出赵恒惕的通缉令，“过激派毛泽东”赫然在列。形势骤紧，毛泽东嘱托小妹转赴衡阳女三师继续深造，同时协助夏明翰开展党团工作。到衡阳后，毛泽建改名毛达湘，白天上课，夜晚刻钢板印传单，校门口墙壁常被贴得密密麻麻。她胆大心细，巡警来撕标语，她便带一队同学冲上去重贴；校长训斥，她干脆站在讲台上讲《共产党宣言》里的章节。姑娘身形单薄，却像一把锥子，哪里严寒就钻到哪里。

1926年北伐东进，衡阳成为兵站。毛泽建奉派去集兵滩农民讲习所，教授《共产主义浅说》。讲完理论，她带着学员分夜色进村发动农民，捆地主、分谷子、拆祠堂当学堂。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梭镖攥在自己手里，才有明天。”次年春，毛泽东调查湘潭、衡山农运途经长沙，兄妹在省妇代会上短暂碰面。毛泽东提醒：“把农协保卫队练成真刀真枪。”毛泽建连声应下。

然而白色恐怖正逼近。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枪声从南京一路传到湘南。衡阳城区大搜捕，许多同志牺牲。毛泽建带领几十名党员、农协积极分子转入山地，以“衡北游击师”名义打游击，切断敌军粮道、夜袭土豪碉楼。敌人又恨又怕，悬赏银元捉“女魔头”。

1928年10月的一次突围中，她掩护伤员被捕。狱中审讯，鞭打、火烙、吊桶齐上，她始终咬紧牙关。一次审讯结束，敌人威胁：“交代组织，留你全尸。”她嗤笑：“革命不是做买卖，讲不了价钱。”1929年8月20日清晨，衡山县马王庙坪刑场飘着细雨。毛泽建脚拴镣铐，高呼：“杀了我，还有成千上万的红色姐妹！”枪响过后，年仅24岁的生命定格在泥泞中。

消息辗转抵达红军前线，毛泽东沉默良久，对身边人说：“她走得太早，可值得。”随后挥笔在纸上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八个字，寄往后方安葬处。那个年代，牺牲者不计其数，许多坟茔只是草土一抔。1949年之后，新中国财力有限，抗美援朝、灾后恢复、三线建设都需要资金。毛主席深知这一点，所以在1951年的那次谈话中，他选择了克制。

直到1969年8月，衡山县金紫峰下终建成毛泽建烈士陵园。墓道两侧青松夹翠，正门石壁镌着毛主席手书的那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陵园落成时，陈国生专程赶到，伏在墓前久久无语。烈士离去已四十载，祖国山河早已换了模样，石碑静静立在那里，像她当年举起的那杆红旗，一直没有倒下。

衡山的风吹过松林，细小的松针簌簌落下。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进陵园，在烈士遗像前停驻。有人低声数着日子，有人轻放一束山菊。岁月把硝烟带走，却把名字留下；田野里响起的每一次镰刀声，城市里点亮的每一盏路灯，都与那个24岁的姑娘有关。她曾说：“只要革命成功，就是万死无憾。”如今，这句话镌刻在陵园石壁上，提醒后来者牢记，那段坎坷却滚烫的征程，来自一位普通农村少女最简单的选择——把命交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