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王铁成扮演周恩来时，向剧组提出要求：哪怕是敏感的也要拍摄

1989年11月的鼓浪屿，暖风里带着潮气。午后，王铁成在码头边捡起一枚贝壳，导演丁荫楠恰好走来，两人同时抬头。丁荫楠轻轻一笑：“王老师，想不想把周总理完整地搬上银幕？”一句话击中了王铁成多年的执念，他点头，“只要真实，怎么拍我都干。”

镜头似的记忆被划开，时间退回十三年前。1976年1月8日，清晨的北京城阴云密布，周恩来逝世的电波传遍大街小巷。天安门广场外，吊唁队伍蜿蜒数里，排在队尾的王铁成攥着一朵白花，脚冻得发麻也不肯挪窝。三小时后，他终于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总理的遗容。出门时，他忘了摘白花，直到回家才把花别在遗像下。当天夜里他发起高烧，昏沉间念出一个念头：“将来总要有人在电影里再现这张面孔。”发烧退了，他就开始照镜子、翻照片，比眉眼、比侧影，越看越觉得自己“好像差一点，又好像有那么一丝”。

机会悄悄靠近。1977年春，中国话剧院为纪念总理排演《转折》，全国物色“周恩来”，数月无果。有人想起王铁成曾在后台偷偷化妆模仿，于是把他拉进试妆间。专业化妆师为他描眉、勾唇，灯光一亮，众人惊住——正面像、侧面更像。话剧上演，观众席里常常响起抽泣声，掌声延绵。王铁成却越演越忐忑：形似靠化妆，神似靠脚下的功夫。那年他翻看了纪录片上百卷，练步姿，一天走四十里；练语调，对着录音机一句一句抠字头。

舞台成功后，他没有“守摊儿”意识，而是继续悄悄搜集资料。剪报、影像、回忆录，一沓沓塞满抽屉。十几年下来，他能背出总理在历次重要会议上的发言节奏，甚至记得晚年医疗档案中体温曲线的变化。“资料是粮食，不吃就饿”，他常这样念叨。

再回到鼓浪屿。四次长谈后，两人达成共识：要拍一部以周恩来本人生平为主线的历史故事片，时间跨度从1925年廖仲恺遇难写起，一直走到1976年305医院的病榻。丁荫楠寄来初稿时，王铁成给剧组写了信，提出三件事：一，周恩来的戏必须占八成以上；二，尽量用真场景真道具；三，凡能准确刻画人物的细节，再敏感也不回避。信寄出，他心里打鼓：第三条恐怕最难。

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邓颖超的批示：“很好，可以照办。”剧组大受鼓舞，但现实麻烦一个接一个。305医院属要害单位，拍摄许可遥遥无期。偏偏开机不到两周，王铁成在拍长征段落时吉普车侧翻，六根肋骨断裂，被送去——还是305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他逮住机会“侦察”病房：床位朝向、仪器摆放、墙面颜色，全记在小本上。出院前，他向院方直接提出借病房拍摄，对方为难地摇头，他笑了笑：“那我就等批文。”不到半月，中共中央文件下来，允许实景拍摄。摄制组连夜把器材搬进病区，墙面一寸不改，连窗外老槐树的枝杈都按原样保留。

拍摄后期，最折磨人的一场戏是总理弥留。连续几天，王铁成躺在病床上，被灯光炙烤，癌痛的想象总抓不稳。剧组一次次喊“停”，医院气味和真疼痛混成一团。他琢磨许久，忽然把氧气面罩扯掉，闭着眼低声说：“帮我把手撑起来，我要给小平写条子。”那一刻，工作人员噤声，他的指尖颤抖，眼角泪珠滚落，摄像机无声旋转，导演只说了两个字：“留下。”这一条通过。

拍戏不只是演技比拼，往往还拼人情。影片需要五六十辆黑色红旗轿车作殡仪队列，租一天得五六万元。剧组挨个敲门，部队听说是为周总理拍戏，第二天就划拨车队，“油费自己报，司机跟着剧组走”。拍摄当天，多来十四辆，整条道路黑压压一片，气氛沉重到令外景地的行人不自觉放轻脚步。

1991年夏天，影片定剪完成，送审通过，排片赶在建党七十周年前。首映礼开在人民大会堂，一千六百多个座位挤进两千人，不少观众站着看完。散场灯亮，有少年捧花追着王铁成喊：“周总理！”这一声呼喊让他几乎落泪——他很清楚，鲜花与掌声属于在银幕上重生的那个人。

年底，金鸡奖、百花奖双封加身，媒体称他为“影坛双冠”。有人问获奖感受，他答得爽快：“我只是搬运工，把总理的光亮递给观众，担子轻不得。”

统计数字给出成绩：影片上映期出票一亿三千万张，全国百余城市加演。他却在家中收拾行李，准备回剧院演《转折》复排。电话那头，老朋友劝他再接电影，他淡淡一句：“总理的故事不比拍得多，而是拍得真。”

自1992年起，每年1月8日，他都会在天安门一角默默放下一篮菊花，从不邀请记者。有人好奇原因，他笑着反问：“假如你曾经替他站上银幕，难道不该给老首长鞠个躬吗？”话音不高，却透出难以言表的敬重。

故事在时间里继续延伸。后来王铁成再演周恩来，动作越来越简练，神情越发含蓄。熟悉他的工作人员说：“他把敬意都收在心里，越收越满，镜头里反而愈发有力量。”观众也许不知道，这股力量来自一个演员十五年如一日的档案搜集、台词打磨、步伐练习，更来自那封写在90年冬天的三点要求——它让一部历史片保留了真实，也让银幕外无数人再一次对总理低头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