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医大校长邀请题词，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拒绝，却赢得众人敬重

1941年冬天，延安的清晨格外干冷，窑洞外挂着刚写好的四个大字——“救死扶伤”。那是毛泽东写给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题词，也是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的重要标识。九年后，这四个字再次被提起，只是场景已从黄土高坡换成了沈阳的校园。

1950年3月，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毛主席、周总理结束对苏联的访问，乘专列回京途中选择在沈阳停留。当天下午，沈阳还带着料峭春寒，但橡胶一厂的车间里已经热气腾腾，领袖与工人握手的画面成了老工人一辈子都舍不得忘的记忆。橡胶一厂之后，他们临时决定去中国医科大学看看，这一决定让校长王斌紧张得连墨水都差点洒在公文上。

校园里没有欢迎横幅，也没有列队致敬的排场。毛主席一行步行穿过操场，胡志明同行，他看见宿舍楼外晾着的白大褂，笑着说：“这味道，倒有点像延安的药材房。”轻松的寒暄让大家的神经放松下来。进入校长办公室，王斌硬着头皮提出请求：“主席，能为学校再写几个字吗？校牌一直想更新。”话音刚落，毛主席拿起毛笔，笔锋尚未触纸又停住，他侧头问：“原来的牌匾是谁写的？”王斌回答：“郭沫若先生。”毛主席笑了笑，把笔轻轻放下：“郭老是才子，我可写不过他，这笔迹就让它留着吧。”

王斌一愣，赶忙转向周总理。周总理微微摆手：“主席都说了好字在先，我就更不凑热闹了。”一句话，既给足了郭沫若面子，也让校长没了再坚持的理由。几分钟的小插曲，却在场所有师生心里掀起波澜。领导人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再题一匾，但他们偏偏选择了谦让。有人小声感叹：“真是把尊重二字写到了骨子里。”

离开办公室前，胡志明对王斌说：“贵校有延安底子，又得主席关怀，应请我方代表团来学习。”这句承诺后来兑现，越南医学青年1952年陆续到校进修，医大因此多了几份国际气息。那天的合影，毛主席站在中间，周总理半步靠后，胡志明微笑侧身，而王斌则紧张到双手不停摩挲裤缝。照片如今已泛黄，却仍能看见墨黑的“救死扶伤”四字高悬在背景处，提醒着后人：题词不在多少，而在于精神。

1958年2月12日傍晚，毛主席再次降落沈阳东塔机场。随行人员建议先休息，他摆摆手：“工厂快下班了，再晚就见不到工人。”于是直奔410厂。厂里毫无准备，迎上来的总工程师程华明额头冒汗，工装上沾着机油。毛主席看了看他，又想起八年前在橡胶厂那双同样油污的手，忍不住打趣：“你像周总理，什么都要管。”爽朗的笑声扫空了寒意，也让程华明紧张的肩膀瞬间放松。

410厂车间里机器低鸣，毛主席问得细：“原材料紧不紧？有没有浪费？支援农业做得怎样？”程华明据实相告，提到偶尔停工，毛主席点头：“不支援农业说不过去，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一夜，友谊宾馆的灯亮到天明，桌上没山珍海味，只有白菜米饭——外事干部记录下毛主席的原话：“我们来学习，不来享受。”

次日清晨，112厂总装车间一片忙碌。一位高处作业的电焊工首先看到毛主席，脱口而出：“毛主席来了！”焊花还在飞溅，呼喊声已传遍厂房。牛荫冠迎上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笑问：“听说你才四十七，还算青年团员嘛。”幽默的一句，让紧张的现场活跃不少。八年前王斌手中不停打转的钢笔，如今变成牛荫冠额头滚落的汗珠，都是同一种心情——敬佩与亲近交织。

沈阳机床电器厂的那场偶遇，更添几分烟火气。毛主席刚踏进装配车间，女工苏玉春压抑不住激动，一跃而起喊了声“主席您好！”周围同事还在犹豫，她已伸出满是机油的双手。毛主席没有迟疑，握住那只粗糙而温热的手：“光线够不够？通风行不行？”短暂对话不过几十秒，却让苏玉春在日历上郑重写下“2月13日”三个字。后来厂名改为“沈阳213机床电器厂”，便是缘起这一握。

从延安窑洞到沈阳校园，再到嘈杂的车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留下的不是石碑上的漂亮字迹，而是对知识与劳动的尊敬——题词可以推辞，人民的手却一定要握。尤其难得的是，两位领袖互相谦让的态度，既体现自身的平实，也给基层干部树立了规矩：荣誉面前，先想是否当得起。

有意思的是，中国医科大学把那方郭沫若题写的校牌保留了几十年，至今仍挂在图书馆旧楼的入口。学生路过时常停步，低声念叨那四个字；而校园史料馆的档案柜里珍藏着1950年3月的接待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毛主席亲口拒绝题词的原由。这些纸页并不华丽，却见证了一个年轻共和国对风骨的诠释。

沈阳老人后来回忆，毛主席两次来访，一次留下谦逊，一次带来关怀。“他握住的那双手很温暖”，说这话的人早已鬓发斑白，但语气依旧笃定。或许，这正是当年王斌邀题词、毛主席与总理婉拒之后，沈阳人最深的体悟：字可以不落纸，情却早已刻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