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让军队大搞训练，蒙哥马利来访后：中国可能会主宰世界和平

1958年初秋的清晨，南京郊外的一个小靶场被晨雾包裹。许世友端着半旧冲锋枪，一连九发，钢靶次第倒下。围观的新兵大喊“老许真猛”，他笑着抹汗，任泥水溅到裤腿。没人想到，这位南京军区司令员其实正在“回炉当兵”。几天后，这一幕被写进内参，放在菊香书屋的案头。

报纸递到毛泽东手里已近午夜。灯下，他盯着“将军打靶九中九”几个黑体字，沉吟许久，夹烟、弹灰，突然记下一行笔迹：军队要活，训练当先。第二天，一列专列悄然驶向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此增加了一个难得的军事议题。会上，他开门见山：“军长、师长统统下连，当一回真兵。”一句话，几十名将军默然点头。会后，驻地电报往返，主官名单排得密密麻麻。

气氛之所以急转，外部压力不容小觑。1958年金门炮火刚停，台湾方面又挟着美制装备操练登陆；越南战事渐紧，美国航空兵频频在东南沿海晃悠。更要命的是国内经济进入困难期，蒋介石判断“大陆民心不稳”，密令蒋经国挑选祖籍大陆官兵，组建“反攻突击队”。1961年冬，十二军夜里接到急电，整建制北运苏北，三道堑壕直抵海滩。三个月后，两名从台湾偷渡的匪特困守芦苇荡。民兵踏平十万亩芦苇，才将二人揪出。审讯中，匪特哭诉“欢迎的人没见着，只见饥寒”。这桩小插曲，让前线指挥员更加明白：训练不是口号，而是活命的保证。

内部松懈同样显眼。抗美援朝结束后，不少部队住进砖瓦营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想法悄悄发芽。连队里流行一句顺口溜——“干部坐楼上，士兵蹲操场”。毛泽东敏锐捕捉到这种距离，“老兵再当兵”由此开闸。杨得志背枪跑五公里，汗透船形帽；成钧在雷达站操作到半夜，被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撞见，场面颇尴尬。军纪规定“五同”，谁也不得搞特殊，连挂号洗澡都要排队。1962年底统计，将军下连超过两百人，总计七十七万人次体验基层。

正当“老兵”汗洒训练场时，1950年12月1日那张“甲字001号”持枪证被翻了出来。证上枪号、子弹栏空白，主人是毛泽东。文件在军委小范围传阅，意在提醒：领袖尚且无枪，何况旁人？一句戏言，却让许多师团干部脸红。由此，1964年“备战全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指示刊发，全军大比武随之铺开。十八个比武区、人枪弹药齐上阵，一万三千余支队伍互为对手，八万多名干部围观取经。尖子经验被整理成小册子，发到每个班排。步兵夜战、火箭筒破障、摩托化行军等课目应声冒出，训练场灯光常亮到凌晨。

就在练兵热潮最凶的时候，英国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申请访华。1960年5月下旬，北京郊外一座军营提前布置，爆破声、机枪声此起彼伏。观礼台上，蒙哥马利突然起身，夺过一名列兵的半自动，立姿射击，钢靶倒下。他露出得意的微笑，把枪递给陪同的杨勇。杨勇接枪，连点九发，靶面清空。元帅举thumb，稍显讶异。三天后，他在香港记者会上大赞解放军：“全世界最严明的军纪，大无畏精神令人畏惧。”紧接着抛下一句重话——“中国或将主宰未来的世界和平”。媒体哗然，西方战略界开始重新估算这支军队的含金量。

紧锣密鼓的训练并非走过场。1965年南昌军区实战演练，某师按计划夜渡赣江，二小时完成抢滩；次年新疆军区高原行军，部队人背肩扛十天翻越喀喇昆仑，体能和意志双重验收。更有意思的是，大比武结束后，基层纷纷仿效“许世友模式”，司务长、卫生员、报务员都得摸枪射击。不少老连长感叹：“练兵这股劲，二十年没见过。”

回望1958到1965这七年，外有逼迫，内有惰气，毛泽东用“搞训练”这个笨办法硬生生把部队逼成钢筋。蒙哥马利一句“主宰世界和平”，并非恭维，也不是预言，而是他在观礼台上听到枪声、看到靶倒后的直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