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曾保卫毛主席进北平，58年被连降十级，毛主席：我要亲自过问

1949年3月25日凌晨两点多，北平清华园车站的汽笛声划破夜空，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缓缓停稳。负责警卫的王范站在第一节车厢旁，目光始终锁定周围暗处。列车一停，灯火比白昼还亮，警戒线外看不到一名闲杂人员。事后有人回忆，那一夜倘若王范再多要求几个岗哨，恐怕连风都要出示通行证。

专列驶向颐和园益寿堂，王范却在首长下车后突然消失。周恩来急着核对下一段行程，李克农也一时找不到人，急得直抹汗。半小时后，王范端着一盆清水笑嘻嘻地从厨房钻出来。原来他担心伙食、饮水被敌特做手脚，亲自守在灶间查验器皿。李克农压低声音提醒他注意程序，王范憨憨一笑，说了句：“小心驶得万年船。”对话不多，却将他那股执拗劲儿表露无遗。

同一天，毛主席因颐和园闭园而发火，批评警卫过于严苛。沿途的暗哨、探雷车让北平市民寸步难行，他不满意这种“比蒋介石还紧”的阵仗。王范当场做检讨，但心里并无沮丧。他了解自己的职责——错误可以改，安全绝不让步。

这位沉默寡言的“红色包打听”生于1905年6月16日，江苏如皋农家子弟。少时只念过三年私塾，书没读够，气却练得足。石锁、扁担是他最廉价的器械，日复一日，臂力惊人。1926年北伐军进入江苏，他投身农民协会，遇见地下党员王盈朝，被对方一句“穷人也能挺起腰杆”打动，两人一拍即合。同年冬，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按下入党誓词，从此再没回头。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王范化装成老妇人蹲在河边洗衣，躲过清乡的刺刀。失联期间，他考入上海租界巡捕房，表面穿洋制服，暗地替党搜集情报。九一八后，他恢复组织关系，四马路巡捕房支部书记的位置让他如鱼得水，刺探和锄奸两条腿一起迈。

1932年春，叛徒出卖，他被捕。因对方只知他“疑似红军”，没掌握真实身份，他硬撑酷刑十小时不松口。被引渡至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后，他与张炽、惠浴宇等人接上暗线。监舍里，他一边挑粪送饭，一边偷偷给病号塞红烧肉，顺带传递纸条。西安事变的电波，还没飞出城墙，就已被他低声告诉同伴。

狱中八年，他把牢房当学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厚厚一摞杂志被他用草纸包好，夹在粪桶夹层里带进带出。有人劝他低调，他却说：“书不会出卖我。”信念愈磨愈亮，出狱时连看守都记住这个肩挑重担的硬汉。

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他获释赴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他专管边区保卫，连破潜伏案，被评为“锄奸模范”。1945年抗战胜利，调任热河省公安厅厅长，一举捣毁赤峰天主堂敌特据点。国民党代表向马歇尔抗议，热河公安厅甩出厚厚的调查卷宗，事实胜于指责。毛主席听完经过，点头道：“王范到哪儿，特务就没处藏。”

辽沈战役后，他奉命出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护送党中央北上时，李克农第一时间想到的仍是王范，一纸电报把他从锦州调来。有人形容他“布防像织网”，其实他更像猎人，宁愿网眼小些，也不让獠牙漏出去。

渡江、上海解放，他又站到最前沿。1954年，他成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毛主席1956年到沪视察，隔着人群认出了他，挥手问：“还好吗？在哪儿干活？”陈毅爽朗大笑：“他是上海的‘红色包打听’。”一句玩笑，道出老友敬重。

然而耿直的人常撞墙。1958年，他因反对办案中的粗暴做法，被连降十级，调到七一人民公社当副科级干部。得知消息，毛主席皱眉：“我要亲自过问此事。”中央随后责成有关方面复查，王范恢复工作，但已从聚光灯下退到幕后。

岁月无声，他的棱角从未磨平。后来有人评价：“王范这辈子只认两个字——公义。”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他彻底平反。尘埃落定时，熟悉他的人提起那张黝黑的面孔，总想起他在清华园月色下的背影：沉默、警觉，像一柄永不出鞘却足以震慑对手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