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章乃器被撤部长职务后，周总理找他推心置腹长谈：你倒真乐观

1952年隆冬的一个清晨，北京米粮胡同里排起了长队。家家户户的菜篮子空空，人们翘首盼着粮店开门。推开门的那一刻，站在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悄悄松了口气，因为就在前一晚，他们才接到粮食部紧急调拨的通知。签署那份文件的人，正是时任粮食部部长的章乃器。这位满头银丝却脚步矫健的经济学家，总习惯天没亮就走进办公室，用他惯有的沙哑嗓音对秘书说：“咱们得让老百姓吃得上饭。”那年，他已经五十五岁。

章乃器的名字，此前更多与商界联系在一起。1916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后，他创办“永是信”进出口行，又在抗战时期主持国货公司，凭一手精明的账本在上海摊开局面。可是，战火让他看清了旧政权的窘迫与无能。1948年冬，他和李济深、何香凝等三十余人辗转海上秘密北上，一路经过海风呼啸的舟山群岛、炮声未歇的胶东，在大连上岸。迎接他们的，是李富春与张闻天的身影，也是新政权的蓝图。

进入北平后，章乃器连喝茶的工夫都不缺。先是受聘人民银行顾问，紧接着又参加政务院财政委员会。新中国刚起步，百废待举，可他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说：“再难，也不过账面多几栏数字。”1950年，物价飞涨，市场乱象丛生。章乃器提出“平抑双轨、稳定币值”的三步法：严打投机、限制金银流通、推行政企双向保价。陈云看过方案，拍了拍桌子：“就按这个干！”

1952年10月，中南海一道任命电报落在他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别看今天这是再寻常不过的政府部门，当年却是关乎生民冷暖的“火线阵地”。新政权这几年的征粮、统购统销，全靠它来稳盘。章乃器深知责任重大，索性搬进办公楼旁的小屋，连夜排版“全国粮食工作要点”。他提出三条抓手：推广小仓制、抓紧春荒救济、实行粮油加工定级标准。为了凑足数据，他常带着算盘和皮尺下乡，一趟河北，一趟东北，鞋跟磨破三双。

成绩很快显现。1954年，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报告里写道：全国粮食损耗率从9%降到5.6%，收购成本同比下降两成。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及粮食部，语气罕见轻松：“后来居上，章部长立了头功。”这一年，章乃器还被评为“一级劳动模范”，可谁也没想到，这份荣耀转瞬即逝。

1957年春夏之交，“鸣放”来势汹汹。素以直言闻名的章乃器在政协礼堂一席谈：“建设经济，不能走冒进、浮夸的老路。”此言如一石激浪，旋即被扣上“右倾”的帽子。1958年3月，政务院公报宣布：撤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职务。消息传来，许多人叹息。有人悄声问他：“后悔吗？”他抿着茶水淡淡一笑：“饭要一口口吃，路得一步步走。”

4月一个午后，章乃器被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亲自接见。两人都没有寒暄太久，简单几句，直奔主题。周恩来问：“接下来怎么打算？”章乃器答得坦然：“组织决定如何，就如何。我打算先把身体练好，再学几门新知识。”那句“你倒真乐观呀”并非调侃，更多是佩服。会谈完，他回到旧式小四合院，取出早年用过的网球拍，真的开始晨练。

职位没了，待遇也随之缩水。行政四级降到十级，月薪从450元减到212元。车还停在院里，却没了司机；厨师走了，原来忍不住油烟味的书房开始飘饭香。生活紧张，但他并未抱怨。自付水电，自己摊书桌，夜里常点一盏旧煤油灯翻译《英美经济史》。好友郑洞国来看他，忍不住劝：“何必再拚？”章乃器推推眼镜：“脑子一闲，锈得快。”

1963年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生活费缩到150元，雪上加霜。几位民建老同事坐不住，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批示：应予适当照顾。很快，月补助增加到200元。虽然仍属“紧日子”，但足够他在西山买几株小松，移栽到院里。来访者注意到，那几棵松树长势喜人，似乎与主人同样顽强。

十年动荡期间，章乃器的名字被贴上各种标签。他不辩解，只在日记里写：“任它四海翻腾，我自守其清白。”1975年，国务院点名请他参与《全国粮食工作回顾》草稿，他一口应承，拄着拐一页页修改，连标点都不放过。

1977年5月13日清晨，章乃器溘然长逝，终年八十岁。病房里只有简单遗物：一副老花镜、一本发黄的《国富论》，以及那柄木制算盘。熟悉他的人说，算盘未停过，似乎还在无声地拨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文件为他平反，说明：章乃器同志长期为国家金融和粮食工作作出重要贡献。1980年春，他的骨灰盒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与昔日并肩奋斗的朋友们相邻。那年，北京的紫玉兰开得格外饱满，院内松香浮动。人们或许记住的不仅仅是一个被撤职的部长，更是那个在风浪中仍然乐观的老人。